2019年初，遼寧省阜新市公佈了上一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
全市有林地面積499萬畝，森林覆蓋率達到32.1%。
正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前任砍樹後人曬太陽。
不到200年前，阜新市的森林覆蓋率大概率要超過60%，這筆歷史欠賬，要從頭說起……
遼西地區，在行政區劃上包含了遼寧西部地區的五市，即錦州、朝陽、阜新、葫蘆島、和盤錦（遼河以西部分），歷史上曾為典型的溫帶、暖溫帶森林景觀，古樹參天，森林茂密，歷來以“平原松林”和“草原牧區”而馳名。
據遼代《紀行胡矯陷北記》中記載：“自上京東去，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
到明朝時還保有大量的森林，“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樹木稠密”。
明代遼西地區森林開發集中在間山兩側的邊牆以內，其它地區則由於多年的“封育”，形成了廣大的林區。
清代文獻《承德府志》記載：“自過古北口（就是現在北京密雲的古北水鎮），山中長松鬱然”。
清初，出於政治考慮，為保護滿族的“龍興之地”，一度禁止關內人民出關，同時將遼西西部劃入“木蘭圍場”，予以專門保護還先後開闢了大淩河、盤蛇驛、養息牧三大牧場。
這時遼西地區人口很少，耕地也不多。
順治十八年（1661年）遼西人口估計大約八萬多，耕地也僅有12萬畝。
在那時，朝陽市一帶的自然景觀依然是：“陸春綠柳盤巖，夏天萬卉齊放，秋天楓林似火，冬天松柏常青”，“古樹參天，泉水晶瑩，山川錦繡，風景宜人”。
然而，一場環境災難卻悄然來臨。
這次，是人禍。
康熙晚年，受到生計的壓迫，大批關內農民不顧禁令出關開墾，“封禁”己名存實亡。
雍正皇帝宣佈“放墾”，向昭烏達、卓索圖盟蒙古王公“借地放墾”，即地權仍歸蒙古貴族，而由漢人佃農耕種，蒙古人坐地收租，不再經營畜牧業。
在官方的允許下，大批災民由河北、山東流入蒙區“放墾”，雍正十二年（1734年）遼西人口近八十萬，耕地約150萬畝。
乾隆皇帝又將山海關以外的大片林地劃為軍屯地，加大了開墾力度。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淩河東牧場放墾，墾荒浪潮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歷史進程，就是我們今天俗稱的：闖關東。
大批移民湧入遼西后，由於蓋房、薪柴等生活使用大量砍伐樹木同時，漢民與蒙民共同開發木材業和採礦業，後者催生了繁榮的薪炭業，對森林的破壞甚至有甚於前者。
此時的遼西己經是：
“人煙稠密山窮景盡。而子民們雖有餬口之粟，苦於無起熒之柴。晝夜奔馳荒山遍野，往返千百里之外，盡後荊棘茅草，忍飢終日，收虜負肩迴歸，尚不足一餐之用”。
道光年間之後，清政府國力日衰，咸豐元年（1851年）廢除“秋獮”，此後木蘭圍場及三大牧場相繼放墾。清朝末年為解決財政危機，甚至舉行“募墾”，大片森林草場被出讓給個人。
在之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裡，歷經清政府、軍閥混戰、民國時期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大肆掠奪性採伐和嚴重破壞。
原本茂密的森林己基本被破壞殆盡，絕大部分丘陵山地變成了荒山禿嶺，部分區域呈點、塊狀稀疏分佈著荊條、山杏、酸棗、虎棒子、平棒子等灌叢，繁茂的草原也變成了茫茫荒漠。
此時的遼西地區森林景觀已是支離破碎，景觀基質為荒山丘陵，零星地分佈著的少量喬木、灌木群落，水土流失己是十分嚴重，形成了溝壑縱橫、旱災和水災猖撅的局面。
1930年，發生了一場為百年未遇的大水災。暴雨大致從 8 月 2 日開始到 8 月 6 日結束，11個縣受災，災民45萬人，死者超過萬人。
大自然的報復，總是比想象得要快得多！
這筆歷史欠債，直到現在才慢慢還清。但砍伐的是原生林，種植的是次生林，已不可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