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对前南斯拉夫（SFRJ）解体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文章。柳博德拉格·迪米奇博士（Ljubodrag Dimić）从立法的学术角度阐述了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为什么从亲如兄弟到反目成仇的渐进过程。以下是迪米奇博士文章的译文，供参考。
围绕1974年《宪法》所行成的氛围是危及南斯拉夫国家，并引发了国家危机的最直接原因。联邦法律由联邦执法部门执行的权利很快变成了八种不同的解释和执行法律。
工作中是"好战的联邦制"（ratoborni federalizam），在这种体制里，否决权为任一联邦单位提供了对联邦有意义的事情提出质疑（否决）的可能性，尤其将其置于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至于塞尔维亚，其法律在自治省几乎没有任何责任人。在修改宪法和通过最重要的联邦法案的过程中，给予共和国和各省的否决权废除了联邦制的本质。
联邦行为具有契约性质。现存的情况是《宪法》的不可变更性通过制度手段使其"石化"了（"okamenjivalo"译者注：美杜莎使看到她的人变成石头）。南斯拉夫国家已不再是其公民的及其民族、领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的政治共同体。卡德尔（E. Kardelj）在口头上界定了这些变化的实质，指出南斯拉夫既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联邦，也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民族和民族性质的自治共同体"，其基础是"共和国和各省之间自治和民主宪法协定"所确立的共同利益。
各共和国和省级精英的国家方案遮盖了经济发展方案。党的干部政策使道德政治的相似性原则绝对化，忽视了专业知识，并鼓励了非专业化进程。代际交接不充分、学校培养出的专业人员生产过剩、缺乏远见、胸无大志，引发了一场与可持续发展相违背的放弃家园浪潮。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的进程并没有因为所设计的有利可图和有前途的经济方案而得到遏制。放弃代化间接助长了蓬勃发展的"工业主义意识形态"和过时的和不适合的技术导向。没有人关心原材料和能源的不合理消费。生产力的提高在1965-1985年间完全空白。物价的上涨推动了工资的上涨。
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经济增长率在1960年代中期超过8%，从1981-1985年下降至0.6%。消费规模超过国内生产量，这影响了长期借款。偿还外债约为国民总收入的8%。政府当局总是花费比它收入的更多。政府既费用高昂，又毫无效率。
20世纪70年代末，对外国贸易逆差为722.5万美元，支付赤字为366.1万美元，债务规模约为200亿美元，年通货膨胀率约为45%。成功工作和轻松生活的幻觉有意识地得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支持，并为此获取外国贷款。不尊重社会计划、对投资的饥渴；自我依赖和不负责任的共和国和自治省精英的无节制借款、世界能源危机和国际经济关系（"石油危机"、货币政策）导致了债务危机，债务规模在1974-1985年间增加了近三倍。
贷款的命运受到政治权力中心的影响，这种影响给经济带来具有长期负担特点的大量无效投资。据官员称，国内债务比外部债务"重"得多。这进一步加剧了不信任，妨碍了合作，尤其影响到共和国间的关系和交换。共和国和各省之间的资本流通（不包括欠发达基金），几乎完全关闭。在失败的经济生活中，政治决定仍然大行其道。物价上涨引发了通货膨胀的加速。每个居民的社会产品比例（在斯洛文尼亚是科索沃的7.5倍）表现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趋紧。塞尔维亚滞后的原因之一起源于对科索沃的大量投入（该省所有投资的58%来自欠发达基金）。
大企业与全球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随着新的一年而扩大。在经济中，过度管理、冷漠无能、缺乏主动性等现象盛行。前期（1945-1965年）对工业化、电气化和加速发展的痴迷已经被国家财产分配和非理性消费的政治逻辑所取代。1974年的宪法对促使国民经济的形成、南斯拉夫市场的区域化、共和国经济的封闭、失去其名义资产的"一般延伸"（译者注：指政府处置一些"无主"财产的权利）等至关重要。
早在1970年代中期，共和国间商品交易的比例就下降到只有23%，而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根据现有数据，在1980年代末，只有0.30%的投资是投资于共和国间的联合项目。国民经济的概念增加了共和国和省级官僚机构的权力，它们自己成为国民利益的保护者和获得国家地位的战士。
南斯拉夫联邦自成立那一刻开始以来的不对称性，根据联邦权利，起始于各省的权利与共和国的权利均等发挥作用的时候，且成为联邦宪法的组成要素。塞尔维亚建立了三个法院系统。自治省的立法权与共和国的是均等的，共和国被剥夺了影响其法律在自治省领土上执行的能力。由他们逐渐积累起来的建立法律规范的危机导致了制度效率低下。
在立法、修改共和国宪法、选举和罢免联邦共和国和省议会主席团成员和代表等敏感问题上，共和国开始依赖其各省的意愿，各省拥有否决权，并"完成"实现自己的主权。各省基本上已经独立于塞尔维亚和共和国，而共和国再次依赖其组成部分。在科索沃，在法律面前公民的不平等尤为明显，那里的塞族人口受到有系统的恐吓。法院并不独立，其本应独立于地方权力结构的政策和影响。
1974年《宪法》确认的关于联合工作的规则，被南斯拉夫议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联合工作法》的详尽方案于1976年11月获批。该法本应确保南斯拉夫社会的自治一体化，但并未成功。联邦中心的无能和低效现象十分明显。闭门造车和模糊不清的规划，完全为了联邦成员的利益，使联邦中心对经济失去了预测的能力。
共和国和自治省利益的绝对化废除了已宣布的自治合同。国家和政治权力中心之间的和解和妥协决定了联合工作的合作和协议。大型系统已碎片化（铁路、邮局、冶金、电力公用事业、采矿）。除了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外，过时的、废弃的且不知何时能终止的经济制度也幸存了下来。更多分离经济体的存在更增加了经济混乱。
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实施"长期经济稳定方案"来遏制危机，但收效甚微。没有合理的计划，没有作出彻底"削减"的意愿，不体会到必须接受市场法所导向的规则，不认识到现有经济制度不应再存活下去，经济方案的创造者不要指望会取得成功。同时，很明显，"政治结构"不准备让"专家"取代自己的位置。过去几十年建立的管理经济的方法，使政治参与者在经济领域拥有垄断地位，这种方法继续有效。经济危机破坏了国家的基础。
编译：dr. Zhang Tianhua
资料来源：https://www.srbijadanas.com/vesti/srpska-istorij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