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
中國的古典詩歌，如果用沖淡自然的語言表現出深切或激動的情緒，就謂之含蓄；如果用稜角分明的粗線條勾畫出不受拘束的氣概，則謂之豪放。戚繼光的詩歌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帶給讀者的感覺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沒有人用上述的標準來權量詩人戚繼光。一般看來，出身於武舉的將領，大半生都在戎馬倥傯之中，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也就是出類拔萃。
即在當代高級將領之中，除了“少好讀書”的俞大猷之外，戚繼光的文章造詣已無與倫比。在平常的談話中，他可以隨口引用儒家的經典和史書上的教訓，以此，文官們對他刮目相看，認為他不是樊噲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階越來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為同類，在一起飲酒賦詩，往來酬對。當時的文苑班頭王世貞和戚繼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兩篇贈送給戚帥的壽序，並且還為《紀效新書》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繼光同時代的武人，沒有人能夠建立如此輝煌的功業。他從來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已經做到了至矣盡矣。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種榮譽。即以官位而論，身居總兵，也已登峰造極。因為本朝的成例不允許一個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權，即使再有升遷，也不過是增加官俸和官銜。如果說還有遺憾，乃是他沒有被封為伯爵。而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傾的不世殊勳才能獲得。
但是，戚繼光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墜入了寂寞和淒涼。張居正死後7個月，他被調任為廣東總兵，官職雖然依舊，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拱衛帝都的重要地位。再過一年，清算張居正的運動達到最高·潮，戚繼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鬱悶，於是呈請退休。可是當時的環境已經不允許他保持令名，據官方文件的記載，他和遼東總兵李成梁同時作為前首輔的黨羽而被參劾。萬曆皇帝原諒了李成梁而把戚繼光革職。
戚繼光罷官家居以後，只有很少幾個朋友仍然和他保持來往，文豪王世貞也是其中之一。戚繼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貞還寫了一篇祝賀戚帥的壽序，讚揚他的生平功業。只是不久之後王世貞所寫的《張公居正傳》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繼光時，則另有一番情調。
這篇《張公居正傳》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於傳主的同年而兼為散文家的手筆，而且記錄極為詳盡，包括了很多傳聞逸事，細微末節。當然，文中也有對張居正的稱譽，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舉出了戚繼光、李成梁之能夠成為名將，就是因為得到了這位首輔的支持才得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才略。可是傳中重點則指張公虛偽矯飾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隱瞞他和張居正個人之間的嫌隙。文章中敘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稱而直書“王世貞”。
傳記又說，張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過度。兵部尚書譚綸曾把房中術傳授給首輔，戚繼光則用重金購買稱為“千金姬”的美女作為禮品奉進。這樣一來，在薊州重整軍備這一番作為，似乎又和飲食男女的本能發生了關係。這一段無法考證的逸事，記錄在這樣一篇文辭華美的傳記之內，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後寫作戚繼光傳記的人都不知道應當如何處理，就只好裝作沒有看見。
戚繼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經遺棄了他。他以前統率10萬大軍，素以慷慨著稱，對朋友尤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後，竟至一貧如洗，甚至醫藥不備。英雄末路，使當時和後世的同情者無不扼腕嘆息。戚繼光本人的功業固然值得表彰，同時又加上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論是正式的傳記還是非正式的紀事、評論，總是對他備加稱頌，有時竟把他描寫成一個完人。
但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應當有超越當時的看法。戚繼光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不能把他強行安放在用傳統道德構成的標準像框裡。他的一生中有許多難於解釋的事情。譬如說，這位高級將領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他的兒子長大成人，他卻能全部隱瞞了他們的存在，他潑悍的夫人竟不知將門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灑下同情的眼淚。他廢止了讓士兵來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總兵府中竟因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時辭歲。
可是北京著名餐館的名菜，如抄手衚衕華家的煮豬頭，卻由百十里外走馬傳致。又譬如他在薊州練兵時採用過獻血為盟的儀式，與將士共飲血酒並對天起誓：“或懷二心，不愛軍力，不撫念軍貧，或屢禁而肆科索，或虛冒而充夤緣，……即如俞景龍立死，以膺顯報。”如果“您意科斂以供饋送”，就會遭到“天災人禍，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盜女娟，十代不止”。然而從一些跡象看來，戚繼光並沒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
他以重金購買美女送給張居正一事固然無法證實，但是他讓他的兄弟給張家“饋送”禮物，卻見於張居正的書牘。而張居正只象徵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餘的“壁諸來使”，也可以隱約看出禮物的貴重。《明史》本傳把他和俞大猷比較，說他“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人”，也是用委婉的措辭證明了一個英勇的軍人不一定同時就是廉潔的將領。1584年戚繼光被參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條就是他在薊州的賬薄業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說，就是沒有帳單可資交代。
除了歃血為盟為外，戚繼光還在他的麾下創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親自設計製作各營連的軍旗，在軍旗上繪繡天上的星星或者傳說中鳥首人身的圖象，以象徵他們的指揮官。他重視黃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訓話的時候，又常常提到善惡的因果報應。難道本朝最為出色的軍人竟沉淪於迷信之中？這連《四庫總目提要》的編者都感到彆扭，不知應當如何評論他著作中的這些內容。
但是用視而不見的態度抹去遮蓋這些事實，就是不忠實於歷史；對一個英雄人物隱惡揚善，也並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繼光的複雜來自環境的複雜，如果指望他簡單得如同海瑞，無疑是不近情理。寫歷史的人既知道戚繼光是一代卓越的將領，一位極端剛毅果敢的軍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經理、組織家、工程建築師和操典的作者，則自然應當聯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間的奧妙，就決不可能同時做好這麼多的事情。戚繼光所生活的時代，落後陳舊的衛所和軍戶制度早應該全盤放棄，而代之以先進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補給，也早就應該集中管理。
然而我們的帝國不允許也沒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尋找出一種妥協的辦法來作部分的修補。戚繼光的天才，在於他看準了妥協之無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於他善於在技術上調和各式各樣的矛盾。妥協的原則，是讓先進的部門後退，使之與落後的部門不至相距過遠。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
具體來說，沒有文淵閣和張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沒有強有力的薊州軍區和戚繼光。他的部隊和他本人充滿了矛盾，在火器已經在歐洲普遍使用的時候，他動員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裡面，槍炮手和藤牌手並肩作戰。他一方面是這樣精細，仔細計算日出日沒的時間；一方面又這樣野蠻，把違反軍紀的士兵割去耳朵。這些極端矛盾的事實，在其他國家內，可能彼此相隔幾個世紀，而我們的帝國則在一個軍區內同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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