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1896-1986），《光明日報》首任總編輯，一生集記者、編輯、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於一身，“是一位廉正勤奮、博愛慈祥、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文化巨人，其崇高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景仰”。2016年9月，恰逢胡愈之先生誕辰120週年，光明人物版特別邀請了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胡序威（胡愈之侄子），就胡愈之各種感人的文化現象做一些初步的歸納和探索，以饗讀者。
為國為民
胡愈之（1980年）
胡愈之的父親胡慶皆是清末秀才，家中訂有《浙江潮》《新民叢報》等多種報紙。1896年出生的胡愈之被稱為“小報迷”，較早就關心國家大事，曾熟讀譚嗣同的《仁學》。
1914
胡愈之開始走向社會，考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練習生。他充分利用商務“東方圖書館”，發憤自學，博覽群書。1915年8月就開始在《東方雜誌》發表其第一篇譯作：《英國與歐洲大陸間之海底隧道》。
1921
鄭振鐸自北京來上海參加商務編譯所工作後，胡愈之成為文學研究會的重要成員，幫助編輯《文學旬刊》，提倡藝術為人生。
1925
上海的五卅慘案激起胡愈之的無比憤慨，他遂與鄭振鐸、葉聖陶、王伯祥等共同發起創辦《公理日報》，創刊號於6月3日出版發行，成為當時國內第一份由愛國知識分子自己創辦的為國人伸張正義的報紙。其後，他又接著主編出版《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內載有其親自撰寫的數萬字的長文
《五卅運動紀實》，至今仍為國內研究五卅運動的重要歷史文獻。1927
1927年春，胡愈之被推舉為編輯出版工會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會。不料，蔣介石竟悍然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3日晚，胡愈之路經閘北寶山路，目睹血流成河的慘狀後怒不可遏，當夜就奮筆直書致幾位國民黨元老的抗議信——
“自北伐軍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慶幸得從奉魯土匪軍隊下解放，不圖昨日閘北，竟演空前之屠殺慘劇，受三民主義洗禮之軍隊，竟向徒手群眾轟擊，斃傷至百餘人……唯目睹此率獸食人之慘劇，則萬難苟安緘默。”
胡愈之邀鄭振鐸、吳覺農等共七人簽名，翌日由其弟交《商報》公開發表。周恩來曾對此作評價：“中國知識分子是有勇氣、有骨氣的，四·一二事件之後有兩件事我一直不會忘記，一是胡愈之、鄭振鐸他們寫的抗議信，二是郭沫若寫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是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大無畏的壯舉。”
1928
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國留學三年。
抗日救亡
1931年1月，胡愈之回國途經德國，在世界語的《國際主義者報》編輯部留影。
1931
1931年，胡愈之回國後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鄒韜奮和胡愈之這兩位愛國知識分子很快就結交成為摯友，聯手呼籲抗日救亡。
1932
1932年底，他們二人應魯迅之邀參加了由蔡元培、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3
1933 年5月，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特務暗殺後，鄒韜奮被迫流亡海外。胡愈之因受到保護，仍能留在上海，遂替鄒在幕後主持生活書店、《生活》週刊的出版業務。《生 活》週刊被禁後，由《新生》週刊接替，繼續堅持抗日救亡的文化傳播。9月，胡愈之被中共中央特科吸收為秘密黨員。
1935
1935年5月，《新生》週刊因登載《閒話皇帝》一文觸犯日本天皇，致使主編杜重遠被捕。胡愈之負責與監禁中的杜保持聯繫，並共同向前來探監杜的東北軍幕僚和將領做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統戰工作。
同年12月初，張學良秘密探監會晤杜重遠，杜向他轉達由胡愈之提供的中共《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勸他下決心聯共抗日，張為之心動。胡愈之獲此重要信息後，因無法與當時的黨中央取得聯繫，便親赴莫斯科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彙報此事。
1936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由蔡元培、宋慶齡和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出面主持喪儀活動，胡愈之成為具體操辦此事的實際負責人。事隔不久，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救國會七君子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和史良被捕事件。
胡愈之立即擔當起組織營救“七君子”的重任。他代表救國會起草發表《為沈鈞儒等領袖無辜被捕緊急宣言》，發動新聞界報道各方抗議進行輿論聲援，聯繫眾多著名 律師甘願為“七君子”出庭辯護，組織“七君子”親屬探監傳遞信息以求監內外鬥爭的更好配合。由胡愈之等十餘人陪同宋慶齡去蘇州，親自責問最高法院：“救國有罪無罪？如果無罪，就把七位救國領袖立即釋放，如果有罪，那就把我們也一起關押起來。”
1938
1938年4月下旬，胡愈之由上海經香港、廣州到武漢，向時任國共合作的軍委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報到。在以郭沫若為廳長的政治部三廳任五處處長，主持抗日文字宣傳工作。
10月武漢淪陷後，胡愈之由周恩來安排經長沙去桂林。他被聘任為廣西建設研究會的理事和文化部副主任，首先創辦了由李任仁任董事長、陳劭先任社長、自己任編輯部主任的文化供應社，延聘眾多著名文化人共同編輯出版了大批供應抗日前線和後方民眾的文化讀物。
胡愈之將從武漢遷至桂林的國際新聞社，發展成為擁有100多位社員和300多位通訊員，在香港設有分社、在重慶設有辦事處的總社。
桂林在抗戰早期曾一度成為我國後方文化名人薈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國新社任記者的王淮冰回憶：“文化城中的文化人，無論辦報 紙、辦雜誌、開書店、出版圖書，有事都去請教愈老。人們稱他為‘文化界的參謀長’……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
1940
1940年11月，胡愈之受周恩來派遣，應陳嘉庚之邀去新加坡主持《南洋商報》筆政，到任後不久就制止了《南洋商報》副刊和《星洲日報》副刊之間的筆戰。通過其老友郁達夫和俞頌華，大力加強兩大報系之間的聯合抗日。
在新加坡陷落前夕，胡愈之、沈茲九夫婦和郁達夫、王任叔、王紀元、邵宗漢、張楚琨、汪金丁等一大批著名文化人被迫乘小艇赴印尼蘇門答臘避難。
流亡期間，胡愈之仍繼續與這批文化人保持秘密聯繫。戰爭結束後，郁達夫的失蹤（實被日本憲兵殺害）使他十分震驚和悲痛，曾飽含深情地寫下一篇不朽的報道長文《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
遠見卓識
1933年，胡愈之應魯迅邀請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胡愈之（左二）與魯迅（左一）、宋慶齡（左四）等合影。
就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胡愈之應鄒韜奮之約為當年10月10日出版的《生活》週刊撰寫了第一篇文章《一年來的國際》。文中有這樣的論述——
“一九一一年與一二年的巴爾幹戰爭，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序幕。假如我們的推斷不錯，一九三一年日本對我國東（三）省的強暴行為，亦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那時能作出如此驚人預見的，實為世上第一人。
全面抗戰開始後，在上海瀕臨淪陷之際，胡愈之在1937年10月20日出版的《抗日》三日刊上發表《謹防疫病 》一文指出——
“正像夏秋間我們必須打防疫針一樣，我們現在應該趕快加強民眾組織，肅清漢奸意識，同時對外表示中國抗戰決心，以預防‘疫病’——妥協論與和平論的流行。”
果然不久，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打著“和平主義”旗號甘當漢奸的投降派。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十個月，胡愈之就已預感到戰爭即將逼近南洋，他自1941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接連在新加坡《南洋商報》發表六篇《論保衛南洋》的社論，闡述各種應對日本南侵之策。鑑於在國際問題研究方面常能提出自己深刻和獨到的預見，他也很早就被譽為我國文化界的“國際問題專家”。
1948年8月，胡愈之夫婦奉命赴解放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從香港乘海輪北上。途經上海時，秘密登岸約會親人胡德華、鬍子嬰等，從她們那裡瞭解到當時上海已民不聊生，民怨沸騰。
到大連後，胡愈之對接待他的老友李一氓說——
“按毛澤東同志早先估計取得全國性勝利從現在算起還需要兩年多時間，在我看來已不需要兩年了，除軍事形勢外，還有一個人心向背問題……現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大眾盼解放已經等不及了。”
李一氓認為這一見解很重要，便急速派專人護送胡愈之夫婦經山東去河北平山，要胡愈之儘快將此見解向黨中央、毛主席彙報。胡愈之於9月29日到西柏坡，見到周恩來，10月3日受毛主席的接見，交談半小時。
1948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的評論《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中指出：“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後來，李一氓曾將此事經過寫成《高明的預見》一文紀念胡愈之。
無私助友
他能鼓動朋友們跟他一起幹，他善於發現朋友們的長處，並且能使朋友們發揮各自的長處。等到團體和雜誌書刊初具規模，他往往讓朋友們繼續幹下去，自己又開始新的建設。
葉聖陶
回憶胡愈之《四個長處》一文中寫道
章錫琛是胡愈之早期在商務編譯所的同事和同鄉，曾任《婦女雜誌》主編，1925年因所編刊物提倡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而被當時守舊的商務當局辭退。胡愈之、鄭振鐸、吳覺農等朋友出於同情和義憤，共同集資幫助他創辦《新女性》雜誌。
其後，胡愈之又發動知識界朋友共同集資創辦了由章錫琛任經理的開明書店。章錫琛曾深情地對胡愈之說：“從主意到具體工作，沒有你恐怕就沒有開明書店了。”
《世界知識》是胡愈之在生活書店親自創辦的心愛刊物。他在1934年9月發表的《世界知識》創刊辭中指出——
“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了……怎樣走上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這需要勇氣，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識。”
胡愈之是《世界知識》的首任實際主編，而在刊物署名的主編卻是鄒、胡二位的共同摯友畢雲程。不久，其主編重任先後由張仲實、金仲華等人相繼接替。
新中國成立後，在他和喬冠華的共同建議下，將《世界知識》從上海遷來北京復刊，使其成為我國唯一從舊中國轉來至今仍在連續出版的刊物。
抗戰初期在武漢時，《大公報》名記者範長江在胡愈之的領導下開展抗日新聞宣傳工作，彼此很快成為好友。在胡愈之的推動和策劃下，創立了以範長江為理事長的“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成為我國最早出現的新聞界群眾團體。胡愈之支持範長江進曾虛白領導的國際新聞處工作，並在其下設立國際新聞社（簡稱國新社），遷到桂林後將其擴建成為獨立的國新社總社。
胡愈之經常去桂林國新社上班指導工作，還設法籌款為國新社蓋了一幢新樓，記者們都把胡愈之視為國新社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但他在國新社內無任何名義上的領導職務，社長一直是範長江。
出版奇蹟
經淞滬戰爭上海淪陷後，胡愈之在租界孤島仍堅持文化出版工作。他從斯諾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閱後喜出望外，認定該書將對我國產生巨大社會影響，決定立即組織翻譯界的朋友王廠青、林淡秋、章育武、吳景崧、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二弟胡仲持和以“陳仲逸”為筆名的胡愈之自己，共12人，各分一章進行突擊翻譯。
為使此書及時出版，胡愈之發起成立以“復社”命名的出版機構，社址就設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為了減少發行阻力，將原書名《紅星照耀中國》改為《西行漫記》。斯諾專為中文版寫了“序”，而且還提供了數十幅原版沒有的歷史圖片。
《西行漫記》從開始組織翻譯到首版印製發行總共歷時不到兩個月。在不到一年內連續出了四版，並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為海內外華人爭相閱讀的暢銷書，創造了中國出版史的奇蹟。
《西行漫記》成功出版後，胡愈之即與許廣平、鄭振鐸等共同商議，由復社來承辦《魯迅全集》的編印出版。經共同研究決定：王任叔、許廣平、鄭振鐸負責編輯，胡仲持、黃幼雄負責出版發行，胡愈之、張宗麟負責總體策劃和籌措資金。
考慮到全集篇幅巨大，每套印製成本約需20元，一般讀者無力購買。為此，胡愈之想出妙招，將全集分為多種不同版本出版。普及本定價12元，提前預訂者只需交8元；精裝本定價50元，其中用精緻楠木箱裝置並刻有蔡元培書寫“魯迅全集”字樣者定價100元。
為了擴大《魯迅全集》的社會影響，胡愈之建議以魯迅紀念委員會的名義出版。1938年4月，他親赴香港向蔡元培、宋慶齡彙報此事，得到他們的熱情贊同和支持，即以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聯名發表了《魯迅全集募集紀念本啟事》。
胡愈之就憑此在香港、廣州、武漢等地通過茶話會向社會名流推銷《魯迅全集》精裝紀念本的預約券，迅速籌集資金萬餘元匯寄上海，使書稿得以及時開印。首版《魯迅全集》共20卷，約600萬字，從開始策劃到1938年7月正式問世，僅歷時4個月，又一次創造了出版史的奇蹟。
文章老手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筆流暢，文風淳樸，被郭沫若稱為“做文章老手”，被鄒韜奮譽為“文章萬人傳頌”。
1931年1月下旬，胡愈之從法國回國，路經莫斯科，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考察訪問。回到上海後，他開始以生動優美的文筆撰寫《莫斯科印象記》，先在《社會與教育》週刊連載，1931年8月集輯成6萬字的單行本由生命書店發行，至1932年2月半年內連續再版5次。
鄒韜奮
鄒韜奮在《生活》週刊發表《讀〈莫斯科印象記〉》一文推介此書：“全書雖有151頁，但以作者親切有味的敘述，通暢流利的文筆，令人非終卷不能自休，看完時覺得沒有這麼多頁數似的。”當時還是青年的陳原在後來的《書的生命》一文中寫道：“《莫斯科印象記》印成單行本的時候，我們這些青年人，彼此爭相走告。書雖不大，而且也僅僅記載了作者1931年1月間靠世界語的關係在莫斯科遊歷七天的印象，但是給那時的讀書界頗大的影響。”
受鄒韜奮之約，胡愈之在《生活》週刊大量發表了以“伏生”為筆名的國際問題分析論述文章。因其分析透徹，深入淺出，文筆犀利，立論嚴謹，深受讀者歡迎。生活書店曾將其編輯出版《伏生國際問題專集》，成為品牌暢銷書。
此時，竟有人冒名“胡伏生”在別的刊物發表類似文章，為此，胡愈之在《生活》週刊登了條“伏生啟事”，特作如下聲明：“鄙人撰述關於國際問題的文字，均在《生活》週刊發表，此外並未為他種刊物撰文。近閱報載社會主義月刊出版預告，有‘胡伏生’所撰之文，當然非鄙人所作。胡伏生當另有其人。”這被當時傳為趣聞。
胡愈之是擅於寫新聞報道的快手。其撰寫的《愛國無罪聽審記》，已成為傳世之作。
1937年6月11日，蘇州法庭開庭審訊救國會“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在聽取剛從蘇州回來的記者和家屬彙報的同時，即揮筆起草《愛國無罪聽審記》。為了趕時間，他採取邊寫、邊刻印、邊送報館發排的辦法。當時身歷其境的鬍子嬰曾有過這樣的記述：“這篇稿子的頭已在各報館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還在奮筆直書。‘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看到胡先生寫稿的情形，方信確有其事。”
第二天早晨，各報多以《愛國無罪聽審記》通欄標題刊出，轟動了全上海。
引導青年
周有光在已進入耄耋之年後所寫的《一代青年的引路人》文中說：“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中國的青年們面對國家危亡的心情憤激。可是中國往何處去？青年們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萬分苦悶。愈老是引導當時青年們走出思想苦悶的一位影響極大的人物之一。我是當時受到愈老啟發的青年之一。”
許多在抗戰初奔赴延安的革命老幹部在新中國成立後回憶說，他們是讀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和斯諾的《西行漫記》後才下決心去延安的。
巴金比胡愈之小8歲，早在1920年他還是一個在成都外國語學校讀書的學生時，給胡愈之寫信請教有關世界語問題，胡給以熱情解答，還鼓勵他勤奮學習，為社會進步作貢獻。
1928年，胡愈之在巴黎與巴金相遇，相互頻繁交往，成為好友。胡愈之曾幫巴金將其早期的一些譯作和短篇小說推薦給《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發表。在胡愈之逝世時，巴老曾寫下——
“我雖失去一位長期關心我的老師和諍友，但是他的形象和聲音永遠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多做實事。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也是我的生活道路。”
胡愈之在桂林時經常去國新社與青年記者們共同生活和學習，被當時社內一些20多歲的小夥子們尊稱為“胡愈老”。作家兼記者谷斯範在其《文化巨星的隕落》一文中記載——
“愈之同志性格隨和，容易跟年輕人打成一片，跟他們一起吃大鍋飯，一起學習。講起話來，家鄉口音濃，別人不容易完全聽懂。他用的比喻通俗，分析問題全面、深刻，所以大家愛聽他的娓娓而談。”
關注大眾
胡愈之（左）和葉聖陶
胡愈之自1948年回到祖國解放區後，除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外，還被任命為新創辦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和新華書店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出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在其主持出版總署工作的五年間，堅持出版工作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方向，做了大量影響重大、意義深遠的工作。
1954年，胡愈之被調任國務院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協助吳玉章共同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他請了大批語言學家從事文字改革。主要辦成了以下幾件大事：一、文字出版物均改豎排為橫排，二、推行文字簡化方案，三、推廣普通話，四、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並將其作為識字、打字和翻譯漢名的重要輔助工具。
自1956年胡愈之開始任文化部副部長主管出版工作後，親自抓與發展大眾文化有關的兩項出版工作——
一是抓農村讀物。在胡愈之的建議下，新組建了農村讀物出版社，並親自策劃和參與編輯出版向農民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農村年書《東方紅》，以代替舊農曆。1963年《東方紅》農村年書問世，初版即發行150萬冊。
二是抓知識讀物。胡愈之早在1961年就提出要出版一套以廣大幹部為讀者對象的《知識叢書》。經多方研究和組織籌劃，最終確定由50多位著名專家組成 《知識叢書》編委會，計劃出書一二千種，由六家出版社共同分擔出版任務。遺憾的是，《知識叢書》只出了30多種就夭折了。
清風高德
胡愈之是一位廉正勤奮、博愛慈祥、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文化巨人，其崇高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景仰。
在南洋時，胡愈之與一些富商僑領有交情，曾幫助戰後聚集在香港的一些經濟上有困難的文化人籌集資金予以接濟。致使有人誤以為在南洋他經濟上很富裕。
其實，胡愈之在新加坡過的是相當簡樸的生活。許多從香港或國外路經新加坡時到訪的朋友，均由他負責自費接待。他和沈茲九居住的加東海濱的一幢簡易小木屋，是由浙江籍愛國僑商陳嶽書無償借給的，自己並無積累的資產。後來，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們去南洋時是兩袖清風，從南洋回國時是清風兩袖。”
新中國成立後，胡愈之身居高位，收入不低。但平時家中仍過著較簡樸的生活，經常在經濟上資助有困難的戰友和烈士家屬。他較大的開銷是常與朋友們自費聚餐交往，這幾乎成為他在長期統戰工作中所形成的一種習慣愛好。他對親屬管教甚嚴，要求公私分明，不允許以他的名義搞任何特殊。
胡愈之平時把時間抓得很緊，經常為工作廢寢忘食。在新加坡時，他每天的實際工作時間要超過15小時，很少有業餘娛樂活動時間，這是我親眼所見。
在新加坡被日寇佔領時期，胡愈之夫婦流亡到蘇門答臘避難，這長達三年半的時間，乃是其可供自己自由支配時間最充裕的一段經歷。但他不願虛度年華，發奮學習當地民族語言，編寫了我國第一部中文版的《印度尼西亞語語法研究》（195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編纂了第一部《漢譯印度尼西亞語辭典》初稿。同時，他還以給當地華僑少年講故事的形式，用沙平筆名創作了生平唯一的一部以憧憬新中國為主要內容的科幻長篇小說《少年航空兵》（1949年由文化供應社出版）。
到了晚年，在完全脫離工作崗位後，胡愈之仍然是書報不離手，甚至還打算學習數學和電子計算機。
胡愈之為人民創建光輝業績，從不考慮自己的名利。經常誇別人的貢獻，替朋友們表功。遇有人讚揚他時，他總是謙虛地說：“這是我應該做的，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自從他被吸收為中共秘密黨員後，他就下決心為黨默默奉獻自己的一生。一直到1984年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要他提供個人經歷的回憶資料，他才開始接受三聯書店編輯周健強的採訪，並在其嗣子胡序文的幫助下進行口述《我的回憶》的整理。遺憾的是，《我的回憶》尚未經他最終審訂、充實、完善，就離開了人世。
有關胡愈之的許多業績，過去只有與他一起工作過或與他較親近的同志和朋友才有所瞭解，有些在公開的歷史文獻上是查不到的。
1991年出版的由胡愈之戰友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對胡愈之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貢獻作了恰當的評述。我寫此文，除力圖全面論述胡愈之感人的文化現象外，亦有意於讓更多人瞭解胡愈之的歷史真相，只是由於功力受限，恐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10月6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