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國策,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紅紅火火講歷史


從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奪權建立了宋朝,基於五代時期武將篡弒普遍現象和為了防止再次出現分裂割據的局面,加強朝廷和皇帝對權利的把握,通過杯酒釋兵權,宋太祖解除當初隨他一起打下天下並擁戴他登上皇位的將領們的兵權,通過建立“勒石三戒”,宋代的文官集團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文官官僚政治。


《宋論》卷一《太祖三》:

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復不謂之盛德也不能。范仲淹曾由衷地說:“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問《范仲淹年譜·慶答歷三年》)。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勒石三戒”(太祖碑誓)。王夫之說: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

宋統治者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國策,我們先看看大臣們對皇帝的稱呼,“官家”,歷朝歷代獨一份,其中固然有因為是從柴家手上奪權,名不正言不順而想出來這麼個稱呼的原因,也有和士大夫們一起共同治理天下的意思,彷彿就是同事關係一樣。

皇帝倚重文臣,深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臺。首先,在科舉方面,宋朝統治者取消了門第限制拓寬文人發展道路,廢除“公薦”制度,嚴格考試製度,增設殿試,錄取名額也大大增加。其次,宋朝統治者對文人及其尊重,除了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人,俸祿也極豐厚。最後,在思想觀念上,考中狀元及第要比凱旋而歸的將軍要榮耀,這種蔑視武人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最後通過讓無統兵權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這樣就形成了統兵權和調兵權的相互制約,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的事,最後就等於形成了,打不打文官說了算,統兵時怎麼打有沒有其他問題,還要再文官的監視下才行,所以文官士大夫統治集團的權力登峰造極。

在這一段時期,可以說宋代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都相當高的水準,

在這樣的文官政治下,宋朝經濟的高速發展,除了大勢所趨採摘了隋唐科舉門閥貴族土地、人口流出紅利外,更多的是宋朝統治者的開明政策,宋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唯一一個鼓勵經商的國家,對商業貿易放寬的政策,讓商人的地位也不同於前朝,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在當朝的很多官員其實都是有副業的,一邊當官一邊經商,即為士為官亦為商,為商為賈亦入仕。

宋朝也是科學文化教育高度發達的時期,程朱理學的發展達到高峰,唐宋八大家中,僅僅宋朝就佔了五位,可見一斑;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很快,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都城東京(現在的開封)的發展狀況,而且在宋朝首次打破了市坊分開的局面,可見當時的城鎮的發展也是很迅速的。而這一切的基礎都來自於宋代的文官政治制度,大量的文人開始進入統治階級的方方面面,畢竟知識是第一生產力麼。

按理說如此經濟實力,百姓生活應當是十分安逸富足的,但實際也不是這樣,北宋到南宋,農民起義,暴動處處狼煙,文官政治雖然帶來了一些變革和作用力,某些方面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監察體系的逐漸衰落。文官體系腐敗嚴重,公務人員大量冗餘,辦事效率也極低,北宋天聖年間,范仲淹給朝廷上了一封萬言書《上執政書》,對大宋官場的描述是

:“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循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他認為,宋朝70%-80%縣官都在其位不謀其政,同時貪腐嚴重。如此可見一斑。

然而,重文抑武政策,雖然有效地防止了將領的擁兵自重,鞏固了中央集權,也同時有它的不利影響,武官的積極性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和國防力量。因此,人們以當兵為恥,軍隊戰鬥力低下,士氣不振,武備鬆弛,在對遼、西夏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宋代在與外部的交往中處於不利的位置,屢戰屢敗,最後導致國體降格,歲歲上貢。再加上文官用兵,“強幹弱枝”,沒有積極加強防禦,在外交上一貫採取屈辱忍讓、降低國體,納幣求和的做法。沉重的納稅負擔使也讓百姓與統治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導致宋的滅亡,歷史上的“慫”朝也是恰如其分。

所以說宋代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初期形成了良好的開局,但是共治不應當是單方面的倚賴和對另一面無腦的打壓,縱然形成了較大的發展機會但仍舊會產生非常大的危機,可以說宋代的文官官僚政治士大夫共治天下“初好 中一般 後壞”,興於士大夫,亡於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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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國策屋裡開飛機以為這是非常好的國策。宋前所未有科學文化大繁榮就是明證。

唯一的缺憾就是武力值稍差,在擴充疆土上缺乏進取心,但至少北宋沒有大家想想的那麼差吧。守成還是可以的。

但宋的繁榮幾乎是全方面的。分別說明

1。宋對士大夫的寬容,使宋文化極度繁榮,是古中國的最高潮。特別是宋仁宗,神宗,哲宗四位皇帝時期那真是燦若繁星。簡單舉例。

名臣就有:范仲淹、呂夷簡、魯宗道,王堯臣、包拯、孔道輔、韓琦、富弼、文彥博、種世衡、狄青、

文人兼名臣:王安石,張先、晏殊、宋庠、宋祁、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等。

書法家宋四家,蘇軾、黃庭堅、蔡襄、米芾。

2。科學技術前所未有的發展,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就是此時發明,天文,醫藥,數學,化工,造船,冶鐵,瓷器,絲綢,海運非常發達。現在非常著名的五大官窯就是此時的產物,鈞窯,景德鎮等。出現了非常一些頂級的古代科學家。

沈括,綜合性的科學家,許多方面都有建樹。

蘇頌,天文學家,造了很多的天文儀器。

賈憲,賈憲三角。

畢昇,活字印刷術發明者。

等等好多。

3。開放的心態,老百姓安居樂業,娛樂業發達,各種坊市,瓦肆,非常發達。

4。宋一開始就建立了市舶司,管理海運,

海上貿易繁榮發達

如果和明清的政策相比,就更會感覺宋的好,明清兩朝因言獲罪不知道有多少。朱元璋很是變態,動不動就滅九族,藍玉案,胡惟庸案牽連的多達上萬,犯罪了動不動就是嚴刑酷法,剝皮抽筋。清朝光文字獄就在10多個年頭髮生,嚴重的牽連上萬。更開歷史倒車的是,明清兩朝又有了活人陪葬。我最討厭這兩個朝代。相對而言,宋更好。


長頁論史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為繁榮的時代。在重農輕商的古代社會里,商業在宋朝有了長足的發展。

而宋朝的“士大夫”也是歷朝歷代的“士大夫”生活條件最好的。朝廷對文人有著強於其他王朝的待遇,而民間也重視文化,對文人非常的尊重。

之所以會如此重視文人,是因為從宋太祖開始,宋朝的基本國策就是“重文輕武”。經歷了五代十國,割據混戰的趙匡胤,對地方兵權有著深深的忌憚。

所以,他站穩腳跟之後,就搞了一次“杯酒釋兵權”,弱化地方武裝力量。而他後來的重禁軍、輕邊軍等一系列軍事政策,更是讓宋朝的武備力量進一步弱化。

武備力量的弱化的同時,文人的春天到來了。那麼,這種“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國策,是從何而來?對宋朝有著哪些影響呢?

分析

  • 所謂的“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

所謂的宋朝與士大夫共天下,其實有一部分是“以訛傳訛”,說的也對,但也不全對。

歷朝歷代的君王,都希望皇權能夠集中,無論說什麼話都不可以全信。

要想討論“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我們需要先看看宋太祖說過的幾句話:“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

這句話,為後來北宋的言官加了一個護身符。正是因為宋太祖的這一句,讓宋朝的言官可以肆意的去議論朝政,反正都不會死。

宋太祖還說過一句話:“本朝與士大夫、百姓共治天下”。他的本意並非是只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包涵了百姓的。

這句話宋太祖想要表達的是他親民的態度,是他在決定要“重文輕武”後,而拉攏一部分人的手段。想要“共”天下,是不存在的。說到底“共天下”的表現,就表現在宋朝對文人的重視。

  • “共天下”所帶來的好處

如果說,這種所謂的國策,能給宋朝帶來什麼好處的話。最直接的就是宋朝文化的高度繁榮。

在宋朝文人所受到的重視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的。一旦得中,那所能獲得的經濟收益和社會地位要遠遠高於任何一個朝代。

而且,相對於其他王朝來說,宋朝也要容易得中。因為宋朝從太祖朝開始,就一直在擴充科考的名額,人數比其它朝代要有大幅度的提高。

恰恰也是因為這種重視“士大夫”的地位,讓宋朝呈現了一種多元化的發展模式。

一方面,宋朝的文化得以飛速發展。無論是從藝術作品上,還是從文學創作上,宋朝的文化氛圍創造了一大批人才。

而另一方面,宋朝的科學技術也得到了飛速發展。縱觀千年的古代歷史,宋朝是技術發展最快的朝代,湧現出了一大批科學家,譬如說蘇頌、沈括等。

  • “共天下”之弊端

相對於這種國策所帶來的好處,它所帶來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單拿宋朝的軍事力量來說,這種“重文輕武”的國策,就極大程度的抑制了宋朝武備的發展。在宋朝,武將的地位同文官相比,簡直是慘不忍睹。

他們雖然有著很好的經濟待遇,但整體的社會環境上武將很難受到重視。更為過分的是,宋朝經常會出現文官調動部隊的事。

雖然說,宋太祖的初衷,是為了避免割據重現。割據問題確實得到了解決,但問題是武將的指揮權受到了很大的壓縮,讓軍隊戰鬥力受到嚴重影響。

宋朝的經濟繁榮,是中國歷史之最。但這個歷史之最,卻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好日子。

士大夫集團受到重視後,得到了飛速發展。這個集團的人數得到了極大的擴充,而為了保證他們的生活水平,朝廷就需要剝削老百姓。

這樣一來,看似經濟繁榮的宋朝,老百姓並沒有提高生活水平,只有那些官員得了好處。

文官集團的勢力過大,有時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掣肘。王安石變法之所以頻頻受阻,就是因為它的變法涉及了大多數官僚的利益,這些官僚說白了就是文官集團。

結語

宋朝的這一國策,的確是推動了宋朝的文化發展。

宋朝是很多讀書人心中最理想的王朝。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的議論政治,可以得到很好的經濟回報,這是一個讀書人最有機會成功的王朝。

但它同時也有很多負面影響。

過於的“重文輕武”,讓宋朝的武備力量始終得不到有效發展。文官集團在這一政策下發展速度過快,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剝削階級,讓百姓們沒有享受到,宋朝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好處。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很多時候,成為了社會變革的制約者,滯後了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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