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方方作為極具文學創作天賦的作家，她是極其成功的。
但剝離了作家身份之外的方方，一旦涉及到政治、經濟、時事、策略、方針等經天緯地的事情，便暴露出大部分人知識分子的共同缺陷——喜歡以一種狹隘的政治觀，虛淺的社會觀去看待頂層建設，用小布爾喬亞文青的角度，以非理性的心態，以煽動性的文字，對不熟悉的政治、社會、經濟領域的大事下結論。而方方筆下的《方方日記》便是如此，充滿了謠言、誇大、扭曲與雙標。
故意為之，是內心陰暗和扭曲世界的反映。
《方方日記》寫的是日記，號稱紀實，然而疫情期間，方方足不出戶，消息來源大多也是“聽一個朋友說”，卻用文學式的筆觸，小說的手法，把武漢和中國描繪成修羅場，甚至編造出火葬場遍地手機的故事，以發洩自己內心的陰暗，迎合一部分同類人。這種論調，必然會被某些媒體利用，此舉已然不僅僅是代表方方個人的言行，而是對無數醫療工作者和參與到此次全民戰疫的人的抹黑和侮辱。現今，方方的日記在美國出版，英文版和德文版相繼上市，也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然而，方方每篇日記都能迅速傳播，點擊量不只是“10萬+”，更是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對於方方的言行，擁躉們一如既往地支持， “不見得是事情的真實”，“方方最可貴的是情感的真實”。那麼請問，事情都不真實了，情感豈不就是空中樓閣。
擁躉們如此畸胎的景象不得不證實了社會心理學上的一句話：行為可以改變態度，說了就會相信、做了就會認可、選擇了就會欣賞、付出越多就越喜歡越在意。
有一種心理現象，叫做“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是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於上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一種理論。
當時有一個叫做“追隨者”的宗教團體認為，世界末日即將到來。
其宗教領袖瑪麗安·科琪告訴其信徒並登報傳播，在末日大洪水到來之前，會有一個飛碟來把自己的信徒們帶到安全地帶。
費斯廷格和同事們在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之後，就決定潛入這個組織。
一直到預言指定的那個日子，自然是什麼都沒有發生。
本以為，既然預言失敗了，那麼信徒應該幡然醒悟，這個宗教也該解散了吧？
結果卻恰恰相反。
這個組織不但沒有解散，反而信徒們還到處派發小冊子希望更多人能加入進來。
因為瑪麗安·科琪告訴他們，他們虔誠地坐了整整一夜，傳播了很多的光，所以感動了神，這才讓地球免遭滅頂之災。
於是他們就信了，並且變得比過去更虔誠了。
費斯廷格由此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
即，一個人篤信的某種認知如果和現實（或者另一種認知）發生衝突的時候，就會產生非常不舒適、不愉快的情緒。
比如，對於信徒們來說，如果承認自己信錯了教，那麼他們之前為這個組織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費了，而且還不得不承認自己很蠢。
所以，即使面對強有力的證據，他們也會更傾向於篡改這些證據，而不是改變自己的信念。
這也正是在預言落空後，為什麼信徒們選擇相信是自己感動了神，並且變得比過去更虔誠。
回到方方的鐵桿粉絲話題。
擁躉們在明知道武漢疫情不等於方方日記，方方的“極左”言論更是與武漢疫情毫無關係，卻依舊死心塌地的擁護與追隨。是因為要讓他們承認自己之前一如既往地狂熱支持是錯的，會感到如芒在背，自尊心受到攻擊，是一種十分痛苦的情緒體驗。於是他們產生自我辯護的原動力，去合理化他們錯誤的行動和決策，粉飾證據來維護自己的信念，便可以把他們從巨大的負面情緒的壓力下解救出來。
那方方的擁躉們是如何養成的呢？
方方一直在號稱“和普通人站在一起”，利用“弱者人設”登上道德制高點，進而讓其擁躉們不要思考，逐步失去思考複雜性問題的動力和能力，從而製造思維休克。一旦擁躉們進入到思維休克狀態，方方就成功地成為了他們的意見領袖，獲得了蜂擁而至的支持者和話語權。但要完成思維休克需要至少完成以下三步：
第一步，分享個人日常以使讀者放下戒備。在方方的日記裡，我們會看到 “有一隻16歲的老狗”、“有不愛做飯的女兒”、“有個給她送香腸和腐乳的姨侄女”、“有兩個和自己一樣患了糖尿病的哥哥” 、 “住文聯大院”的方方。正是利用這些生活細節讓讀者放下戒備，變得親近。
第二步，利用混雜多元且模糊的信息使讀者思維無法對焦。在分享個人私事的基礎上，一篇2000字不到的日記中，包含了十幾條碎片化的信息。從對疫情的整體形勢判斷，網絡上看到的新聞片段，甚至是一些沒有證實過的謠言，到身邊的醫生朋友分享的疫情信息，中間穿插自己的評論和批判，再夾雜著個人的生活瑣事，一股腦被打包呈現在讀者面前。信息可謂十分多元豐富，短時間內不斷在切換思考視角，每一個即將開啟的思考在剛剛萌芽就被閹割了，部分地又被方方的情緒化評論替代了，從而促使讀者有種思維無法對焦的感覺。
第三步，煽動讀者情緒實現對理性思考的替代。在方方的日記中，不難發現，充斥著大量的負面情緒。“死”、“罵”、“哭”、“煩” 、“哀”、“難過”、“害怕”、 “焦慮”、“ 恐懼”和“崩潰”等。除此之外，在武漢人民比較恐慌且還存在醫療資源擠兌的情況下，方方在網上號召其擁躉們一味宣洩情緒，並且將正在進行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員和抽象的官員群體作為情緒發洩的對象。於是
當我們過多的負面情緒被激發出來，步入狂熱狀態，人們很容易走進情緒宣洩的死衚衕，阻斷了理性思考的道路，發動情緒的能力便悄無聲息地替代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可見，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過程中，大多數人都處於焦慮和情緒飽和狀態，“私事共享+呈現大量碎片化信息+煽動情緒”，便成了方方立於道德制高點上致使其擁躉們在閱讀日記過程中進入思維休克的三步曲，從而圓滿完成對鐵桿粉絲的洗腦操作，於是，一步步將自己推上了“意見領袖”的神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