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记者苗露/摄
编者按
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组织召开了一场主题为“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的网络研讨会，来自中日韩各国的专家对于三国如何在疫情影响下开展产业合作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我们需要加强彼此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协调，减少不确定性和汇率波动，甚至应该提前考虑即将到来的通胀会给中日韩三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特聘教授安忠荣给出的建议。本版将参会专家主要观点集纳如下，以飨读者。
中日韩应通过合作确保“V“V型”经济复苏
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特聘教授安忠荣表示，新冠疫情已导致多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中断，中日韩必须共同努力消除所有相关障碍，从而避免供应链的崩溃，特别是需要尽快恢复区域内旅游业，恢复跨境投资的信心。“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应该通过合作阻止经济断崖式下跌，确保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能实现‘V型’的经济复苏。”
他认为，虽然中国采用了“封城式大规模测试+隔离”的办法，韩国采用了“门户开放式大规模测试+隔离”的办法，日本采取了“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测试+隔离”的办法，但共同的顺序是首先扑灭持续扩散的疫情野火，然后恢复区域内通行，最后重振供应链实现经济活动正常化。
他认为，三国应该落实2019年底发布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共识，“承诺努力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
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中日韩需要在三边峰会框架下尽快举行三国卫生部长会议，越快召开越好，频率越高越好，以及时制定共同应对疫情的紧急行动议程。“中日韩三国需要共享准确、透明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有关冠状病毒传播的信息，以年龄、性别和区域为基础进行区分。这一点至关重要，以便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并设计更有效的预防机制。”
二是中日韩需要彼此分享各自对潜在感染者进行隔离和测试的方式、速度以及治疗方法等信息。中日韩三国是较早经历新冠疫情的国家，拥有关于疫情的庞大数据库，可用于制定集体预防措施和联合开发疫苗。
三是中日韩应根据共同需要合作生产抗疫的医疗用品和设备。某些关键零部件不应受到出口管制，应就何时取消三个国家之间的旅行禁令尽快达成共识，企业界人士只要持有各政府卫生管理部门认证的健康卡就可以旅行，然后可逐步扩大到一般游客。即使是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今年签署之前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之前，中日韩三国也需要尽可能地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尽快恢复供应链的正常运作。
四是中日韩应携手为应对金融领域包括流动性短缺在内的各种问题作好准备。建议扩大中日韩三国货币互换规模。“作为应对正在逼近的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的对策，发达经济体和所有新兴经济体，现在都采取了高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日韩需要加强彼此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协调，减少不确定性和汇率波动，甚至应该提前考虑即将到来的通胀会给三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日韩三国需要建立系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他表示，中日韩不仅应寻求集体预防措施应对疫情大流行，还应通过紧密合作应对各种自然灾害。
中日韩携手加强东亚产业生态体系建设
韩国产业经济与贸易研究院原院长金道熏认为，汽车、电子设备、电信设备、数据处理机器以及造船、钢铁和石化产品等领域，人们通常看到中日韩竞争激烈。但东亚制造业的竞争力源于该区域发达的产业生态系统，在乘用车和智能手机产业，三方在中间产品上的合作关系十分紧密。例如，三国间汽车零部件贸易高度密集；再如，中国生产并向日本和韩国出口智能手机，但看一看智能手机零部件的中日韩贸易数据就会发现中日、中韩之间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
中日韩在乘用车和智能手机产业竞争的同时，产业生态体系运作良好。如果疫情结束后中日韩能共同努力维护加强这一产业生态系统，密集的零部件贸易仍将持续。针对东亚供应链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金道熏提了三条建议。
首先，为了减少产业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冲击，中日韩也许需要考虑在本国建立备用供应链，作为跨境供应链的补充，但应以不损害东亚区域目前运行良好的供应链架构为前提。
其次，在欧美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日韩产业合作不应只限于中间产品环节，需要延伸到产业终端产品合作。中日韩在企业之间、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都需要开展合作和对话。
最后，中日韩三国应减少贸易壁垒，加快达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在条件可以时应允许和保障对维护产业生态体系重要的商务出行。
三国彼此帮助表现出的宽容慷慨在国际社会树立典范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表示，全球化时代比以前更有可能发生疫情全球大流行，未来疫情扩散的风险并不会消失，应该为未来做好准备。
三国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抗疫药品和治疗方法研发上通力合作，对应对病毒扩散非常重要；政府间的合作应该体现在宏观政策相互协调上。在东北亚区域，中国、日本、韩国等共同分享着佛教、儒教、道教等东方文化，三个国家对彼此和其他国家的帮助所展现出来的宽容、慷慨以及对不同思想的包容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典范。中日民间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富有同情心的合作令人惊奇。相比于政府间合作，民间合作的能力和能量很大。
受疫情影响，日本人开始广泛接受在线教育系统，更加关注个人健康状况和长期医疗保健制度。中韩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国家，日本和中韩可以在这些方面开展合作，日本可以从中韩学习新技术。
推动形成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疫情全球大流行很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既有格局，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域化、本土化可能成为一个新趋势。
中日韩产业互补性强，制造业产业内的分工协作紧密，应以共同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点，推动形成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例如与抗疫直接相关的医药、医疗设备、其他抗疫物资等制造业领域，汽车制造、电子通信、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制造业领域，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推动三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支持三国企业共同打造制造业跨境网络销售平台和跨境网络服务平台等，促进三国制造业产品在彼此市场的流通和消费；在保障制造业供应链畅通的跨境运输、物流、通关、检验检疫、商务人员与技术人员出入境等领域加强协作，促进标准对接，加强监管协同。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快速扩散，全球性的产业链断裂、供给短缺，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并可能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应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中日韩要以维护区域产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要目标，加强三方产业供应链安全信息沟通与协调、联合评估、风险预警等机制建设。
中日韩政府相关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应牵头建立防范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中断的三方信息沟通与协调机制，促进三国制造业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相关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复工复产信息和数据及时分享；定期联合评估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安全并提供报告，及时预警风险，为政府出台针对性的中小企业援助决策提供参考。
中日韩应充分利用三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在联合抗疫的前提下，逐步稳妥畅通信息流、物流、人流，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三国卫生、商务、工业管理部门、海关等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确保三国间抗疫医药医疗产品和其他抗疫物资的出入畅通。降低甚至取消抗疫医药产品、医疗救治设备及相关物资的关税。推进三国疫情防控指南相互衔接，及时取消因抗疫需要采取的临时性人流物流限制措施。大力发展零接触式运输、存储和物流配送。
疫情全球大流行很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既有格局，并将恶化中日韩外部贸易环境。务实推进中日韩自贸进程，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选择。三国应加快在服务贸易及投资、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谈判，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今年如期签署。应务实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健康、养老、环保、科技研发等产业合作，大力发展中日韩数字贸易，加快落实“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在中日韩一揽子、高水平贸易投资协议达成之前，迟福林建议把中日韩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数字经济、金融保险等重点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自由贸易政策列入海南自贸港的“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率先在海南取得突破。
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东京大学法律与政治学研究生院教授小原雅博认为，中日韩都面临应对疫情和推进经济正常化的“两难”，在现实情况变化与应对措施之间存在不同步，须加快调整的速度以及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疫情的出现，使经济社会各方面出现震荡。油价下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高收益公司债券市场面临冲击；全球股票市场连续下跌，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企业倒闭、失业、工薪阶层财富缩水等不断发生……为此必须采取有力的金融调整措施。
而通过信息共享、知识交流和国际合作来克服民众的恐惧与克制“内向化”的政策倾向，可以更有效地遏制疫情。传染病是全球问题，跨越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中日韩三国须加强三边合作，充分利用以三国首脑会晤为核心的中日韩对话与合作框架来应对挑战。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疫情大流行最终都被医学发展和国际合作所击败。日本、中国和韩国应分享知识，并联合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加快疫苗的开发和诊疗方法的研究。未来研发得出的疫苗和诊疗方法，必须作为全球公益事业而被公平分享。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民众，都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通过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来携手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
数字技术将是克服危机的关键
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专务理事原岗直幸认为，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继续蔓延对经济的冲击，中日韩都需要采取果断的、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来提高总需求。需求的急剧下降，给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原岗直幸表示，我们仍需要对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和积极。数字技术将是克服这场危机的关键。中日韩应利用5G技术来创造超级智能社会，让人们分享大数据的好处，并利用数字技术创造更多新的服务，各国可基于数字技术重建更加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为了减少数字鸿沟，需要普及数字技术教育，使每个人都有能力使用数字技术。当前中日韩三国为了抗疫所采取的扩大社会距离的政策将促进和鼓励数字技术的发展。
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提到“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中国、日本、韩国需要共同推进客观和中立的规则制定来实现这一目标。中日韩必须坚决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WTO部分停摆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等区域安排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进程中，东亚区域合作正当时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认为，中日韩应携手推进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和“逆全球化”的冲击效应。
过去20年，中日韩贸易额从1300亿美元猛增至7200亿美元，2018年，三国相互投资额超过110亿美元，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三国有较为开放包容的贸易政策、互补性强的完备产业链和较短的供应链网络。新冠疫情发生后，中日韩均采取了严格的出入境限制措施，暂时影响了中日韩之间的贸易。
为减轻乃至消除疫情的负面影响，三国将更有必要消除贸易壁垒、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压缩企业经营成本、扩大贸易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
而且，疫情重创了中日韩与欧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三国可能将不得不改变倚重美欧市场的传统路径，转而致力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从而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和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促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期生效。在全球产业链需求端和供应端被削弱的新形势下，中日韩之间紧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三国可继续用好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和经济高官会等机制，重点在家居用品、高科技零部件、纺织和机电产品等领域巩固原有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在公共卫生防疫和智能医疗设备领域建立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新形势下，中日韩有必要举办不同级别和层次的公共卫生官员、专家、学者视频会议，分享各自的抗疫经验教训，不断改善各自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疫情信息共享、打击疫情假信息、防疫物资援助、医疗技术交流、疫苗联合研发、卫生危机管控以及医疗体系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及时构建常态化的区域性公共卫生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公共卫生合作为“突破口”，推动旅游、教育等民生领域的务实合作。
农业娱乐数字化等领域合作空间大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与经济学院副院长深川由起子认为，当前疫情在欧美大流行，导致许多经济贸易活动中断，但是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活动有望逐步恢复走向正常，当前应着力推动实现中日韩自贸区早期收获。
抗疫期间中日韩在农业、制药业等行业合作需求巨大，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应从农业领域做起，降低或免除关税，并最大限度地消除非贸易壁垒。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抗疫相关的化学品和药品贸易也非常重要，日本公司已经将有的相关技术出售给中国公司。日本和中韩应共享这些技术获得的数据并利用其开展联合科学研究，促进化学药品的研发。
人们对娱乐文化产品和服务有需求，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可以把线上娱乐文化产品等列入早期收获清单。汽车供应链合作以及生产资料、机器人、其他装备制造的合作等也可列为中日韩自贸区的早期收获项目。
目前，中国、日本、韩国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了产业数字化，应该携手制定数据跨境流动和服务规则，积极务实地促进基于数据的现代服务业跨境合作。例如，中国和韩国公司购买使用日本制造的机器人，应分享使用这些机器人的数据，才能促进共同发展。
深川由起子建议中国继续加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履行在WTO法律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协定》（GPA）、《信息技术协议》（ITA）和《服务贸易总协定》（TISA）中的预定和承诺。
以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应对疫情影响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溱教认为，现在是时候考虑具体的行动计划，有效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负面影响，并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甚至持续增长。
首先，中日韩应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北美和欧洲加强新冠肺炎临床数据、隔离和诊疗经验的分享。
其次，中日韩应推进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暂时取消中间产品贸易关税。韩国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中国和日本，最近由于无法从中日进口重要的零部件，汽车产量大幅减产。供应链中断，中小企业可能比大企业更脆弱。中日的大多数全球性企业也将面临与韩国公司类似的情况。
中日韩需要对某些特定商品采取特殊自由通关安排来对冲当前全球贸易的收缩趋势。保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迅速传播所需的医疗产品和设备的自由通关非常重要。中日韩应保持必要的经济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流量，而不是以边境限制措施切断其流动。
中日韩还需要扩大三国间的货币互换规模，加强金融部门合作，维持金融市场安全，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金融冲击。
新冠疫情恶化凸显跨境供应链的脆弱性，也凸显建立新供应链的必要性。大多数全球性企业将在建立新的供应链时考虑并重新评估国家风险，而国家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法规或体系的透明度。供应链的稳定性往往与国家体系的透明度成正比。劳动力成本已不再是影响企业国际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拥有高科技和较低的国家风险对于建立新的供应链来说越来越重要。中日韩政府应改革国内法规，向更透明和市场导向的方向推动产业结构改革。
中日韩应建立未来导向的合作新议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表示，每个遭遇疫情袭击的国家几乎都面临经济突然几乎停摆的问题，随后导致地区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各国需要有力、有效的措施，但也需要开展合作，协力应对双重威胁。
中日韩应在抗击疫情所需的产品和材料上开展合作，建立分工链条和生产基地，一则针对当前需要提高生产能力，二则构建面向未来的产业体系。在紧急情况下，三国可以迅速调动地区性生产能力，以确保抗疫所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
中日韩三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网络和高层次的对话机制，包括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会议，当下，三国应召开卫生部长会议，就开展合作进行规划，制定应急行动方案。
中日韩经济相互依赖，应在加强宏观经济协调、采取刺激经济等方面加强沟通，在推动供应链恢复上采取共同的行动。如设立中日韩健康旅行卡制度，实现持卡人在三国间旅行和进出境信息互通互认；三国都是“清迈倡议”成员，应推动货币互换机制运行，为市场提供资金保障和增加资金供给；中日韩应建立供应链安全绿色通道，让亟需的产品和中间产品方便、快捷地通关和发送，建立供应链需求产品清单，对清单上的产品采取快速便利的通关安排；在推进新技术产品贸易上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如高科技的医疗健康、云服务、网络服务、线上教育、线上娱乐等潜力巨大。
（本版稿件由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季晓莉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