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崔显昌同志的《这儿也有个“奇迹王朝”》(见《龙门阵》1983年第4期),不禁唤醒了我儿时的一些记忆。我家隔壁有一所很大的庙子,叫“城隍庙”。这庙子是由三院一十二坊、三十九间高大房屋和门外一座戏台、两道栅门组成的。其中五坊一十五间供神,作为过道;其余二十四间房子和戏台,除了每年春秋二季供唱戏和“磕太平头”的香客使用,一般都是闲着。这就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们提供了投宿和居住的条件,据说数百年间郊是如此。我小的时候,从清早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这些人,听见他们咒骂或者嘻笑之声。有时几个小伴玩得无聊,还相约去看他们在破土锅里热冷饭,听他们谈论各样有趣的事情。这些乞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讲义气。他们说:“兔儿不吃窝边草”。所以城隍庙所在的北门外这条街,任何一家都不曾被他们偷盗过。岂止这样,谁家丢了东西,还可靠他们找回来。有一次,我父亲在城里遣失了一件衣裳,告诉一个叫胡荣华的乞丐,第二天不仅将衣服找了回来,而且衣袋里的钥匙、零钱一个不少。这条街的人家,也不是他们行乞的对象。仅管我家是煮卖白酒的,每天得要应付那些抽大烟的乞可三、四两“拌烟酒”(每人不到半钱);然而没有白送。每当他们讨到水果之类,便要分一份给我,作为答谢。要是这条街上的人谁家有事忙不过来,他们还去帮忙,刈麦、捣米……且不计工钱。所以有人骂我们“与叫化子打堆”、“叫花子脾气”。
成都的城隍庙
成都的城隍庙
下面我把他们之中颇有特色的人和事作些介绍,算是对崔文的补充。
王春官和花子富农
在鹤庆这个小县份上,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废除了春官、乡约制度,建立了保甲制,而实际上春官、乡约依然还是有差可当。比如传锣(宣布县长临时命令)、放头炮(下午八点在县府门前放一炮)、二炮(下午十点)、打三更锣(凌晨二点),都归乡约管,四城门的开关、乞丐的区域划分、解决乞丐间的纠纷等间题归春官。开首有施乡约、母乡约两个,后来两人都死了,就归新任的王春官拿总。
王春官,解放时六十岁往来,派头很大。一家子住着北门城楼的五间楼房,吃着县衙门一份粮饷,掌握乞丐的生杀予夺大权。每有出入,虽不长衫礼帽,只穿一套短打,但是单、夹、皮、棉,四季分明。传起锣来嗓门沙哑,瓮声瓮气:“(当当当当当),县长的命令,今天x×节,家家飘旗挂彩,若有不挂,重罚不饶!当当当当当。”传毕,把锣锤朝天一掉,反手接回,度着方步去了。据说他接任春官那个时候,因“年纪大了,管不得楞多”,除代替施乡约的一套业务外,就只判断一下乞丐的公案。其它有关乞丐的杂务,则委给另一个叫“红鼻子”的人去管。
掌握乞丐的生杀予夺大权的人
红鼻子,解放时约四十岁。他的真实姓名说法不一。有人说他叫馗条匀,有说他叫张六顺,到底叫哪样,无可稽考。我记得解放前他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姓张。他的大儿子比我大,是个憨包,十几岁了还一天到晚精赤条条,鼻涕满脸。他全家居住在城隍庙戏台底下。他当乞丐头不过是遥领职称,从不得官家粮饷,每天还得带着老婆儿女下乡讨口。逢街天集市(每六天一次),逢会伙(庙会),还摆一个地摊,摇起杯盘叫着:“诈诈诈!红鱼虾虾随便诈,诈到哪个都有钱拿……”原来那地摊上铺着一张画有红鱼、虾子、螃蟹、蛇的图案,招引着一大群一大群的娃儿在图上押赌注。设若杯盘开了,骰子上现出的是红鱼,就该押虾子、螃蟹、蛇的倒霉。他把三案上的钱钞拿出一部份照数还给红鱼案上以外,其余的就卷进自己腰包。不过,那时他的名声不大,直到一九四五年他才真正发了迹鹤庆城北头,有两个村,一个叫彭屯,一个叫母屯,两村之间有一座无人居住的碉楼。一天,有人发现楼上有一具藏族人的死尸,报告了两个村的村长。经鉴定,那个藏族人是属于酒醉掉队(那时鹤庆是中甸、德钦一路藏族同胞朝拜鸡足山的咽喉地),酒精中毒而死的。两个村长命人叫来红鼻子,令他把死者埋掉,付给一点工钱。红鼻子见死者身上穿有一件红色的氇楚巴(藏族人的上衣),说:“工钱我不要,把这件楚巴给我。”两个村长说:“那你买节白布裹他。”红鼻子不等买布,三下两下就把死者的楚巴别将下来,说来也乖巧,不上两个时辰,红鼻子不仅买来白布,连薄木棺材都抬来一口。他说:“在楚巴头发现几块钢洋,不敢味良心,才买了这口材子,”据后来透露,那天他所发的财喜,何止几块钢洋,还有两块小菜蝶大的牛头黄金。一条街的人都说:“红鼻子真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了!”然而天下事也还有这样蹊跷的,红鼻子才有了“做人的本钱”,马上又交了个“红大运”:
藏族男装豹皮楚巴
那一年本地发生猪瘟,死的都是大肥猪。一个城镇每天死一二十头;加上农村,数宇更多。好多乞丐纷纷去扛死猪,剁臊子,腌腊肉。红鼻子却不。他以花子头的身份,命令一群乞丐往各处搜寻死猪,扛到戏台底下;先是剥皮;然后剔油;肉归扛猪者所有,自己则把油往长流水里漂净,炼制成化油。猪皮呢,找硝皮匠硝好,与化油一起打包,找马帮驮往昆明出卖。据一位同乡说:“红鼻子的死猪油到了昆明,只供给肥皂厂当原料。”而另人则说:“哪里话!海棠春一类的高级食馆,炒腰花、炒蟮鱼、炸锅巴,就用有红鼻子的死猪油。”真象如何,不得而知。但是自从鹤庆发生猪瘟之后,红鼻子不停地硝皮炼油,硬是变成了一位富翁。解放前夕,鹤庆的地主豪绅们为了要装点“慈善”,捐了款维修破烂不堪的城隰庙,这一来红鼻子就得掀家。他问一个管事:戏台工程用款全部由他负责,台子下面依然由他居住,是否可以?管事不肯答应。红鼻子一气之下,去找全县第一富户丁十六,要求对方把北门外娘娘庙附近的菜地卖给他。丁十六刚刚起床吃饭,股被窝疯正没处发得,听了这话勃然大怒,拍桌子打板凳,骂得红鼻子狗血淋头。但是过后,姓丁的想转了,卖给了他红鼻子得了丁家的菜园,却不敢大兴土木,因为他觉得自己说到底还是个花子;只在园地上搭了两间人字形的窝棚,继续扛死猪、炼化油、硝皮子,他的憨儿子还是去讨口;五亩菜地依旧佃给人耕种三亩。窝棚前的一亩多点,则雇工耕种,解放后实行土地改苹,被划成了富农成分。
城隍庙祝
鹤庆乞丐里边,王春官、红鼻子虽然名气很大,但论起实权来,却远远不及城隍庙祝。这家庙祝,不知他们祖宗通过啥子途径,竟然弄了个与庙同体的世袭同替。传到我记得的这一代,算是末代了。庙祝姓董名国珍,一家人在庙子里住着三间大耳房,生活很优裕。一家子都吸大烟,一天到晚烟灯不熄,黄煎黄炒,香飘满院。其经济来源有三:一、化香粮。收获庄稼时节,董国珍(或其儿子)便带着几名乞丐,打起“鹤庆县城隍庙”的招牌,走乡串寨去了。每到一家,大喊:“城隍老爷募化香粮,保你一家清吉平安!”该户无论怎样清贫,都得把或多或少的粮食送他。据闻,这宗收入每年在二三十石、五六千斤。若是路途遥远,董国珍往往将募化来的粮食就地出卖,携钱而归。二、接斋饭。城隍庙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香火不断,杀鸡煮肉办酒席者很多。董国珍的老婆、儿女等人家开宴时节,端起钵头儿向香客索取“斋饭”。说“斋饭”只不过好听而已,其实酒肉饭菜他们全要。三、摆筛盘。每当正月初六、六月六、八月十六,董家便在大殿正中摆起一扇大簸箕,香客到此,便“随心功德”,往里边丢点现钞。这个数字也是十分惊人的。有一年中秋节前夕,我们这条街的人家户和所有的鹤庆人一样,纷纷燃起炭火制作月饼。董国珍家却一反常规,自己不做,单向人借月饼吃,声言借一个还三个。果然十六那天,天还不亮,他家就敞开大门,在大殿上设的那个簸箕里丢上几个月饼。香客来时见庙祝月饼也要,落得省了钱钞,以饼代之。听他娃儿讲,他们的月饼吃不完,还拿去喂猪哩！
董国珍这三项收入,大多是花子帮忙搞的。为了役使方便,董国珍采取一些笼络人心的办法。比如某神面前的斋饭(白饭一盆)归某人接取;某殿神灯里的香油归某去滗;白族地区供神不可缺少的油炸糯米面粑粑,董国珍就分给庙里的乞丐。当然董国珍也不是没有王法。凡不经许可,擅自入庙宿者,擅接斋饭着,对他无所孝敬者,摸鸡盗狗被人(大多为保甲长)质问上门者,不听吩咐者,轻则骂,重则打、驱逐,甚至捆送春官。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花子头头。
“打街”先生和人人帐
鹤庆城中心有一条大街,把市区分成两半,县衙门就骑在街北头正中。照壁外约一百公尺,有座“云鹤楼”,楼北到县府门前这段街叫“府门前”,自古皆为菜市,市民熙攘,食馆云集,垃圾特多,县衙门不得不在此设置几个“清道伕”。这些“清道夫”得不到衙门里的粮饷,只有一种“打街”的特权,所以谁也不愿干,最后落在乞丐头上。这起被人称做“打街先生”的乞丐,打起街来比开关城门的要员还厉害。那些要员只端把椅子,翘起二郎腿坐在城门洞口,对进城卖柴卖菜的乡下人耍要威风,逼他们丢下一点所卖的东西。而“扫街先生”扫完街道之后,却在大街小巷喳噎呼呼,向卖柴、卖炭、卖果品、卖小菜的摊点索要摆着的东西。有时高兴了,伸手抓拿也不算抢。解放前夕,这类人还有三个。一个叫陈国安,宇蒗县人,为人憨厚老实。三十岁上因父母双亡,到鹤庆姜寅区投靠在那里入赘的长兄,不料长兄在他到达之前去世,遂无依无靠,只好来到县城讨口,长期居住在城隍庙里,他讨口时,在主人门口舞弄着一根棍棍对付狗儿,从不多言多语,只把呆滑的目光投向主人,直到讨得东西。他扫街时最受气,哪里最脏、哪里有死猫死鼠,哪里就是他的活路。但他从不偷奸耍滑,总把街道扫得于干净净。“打街”时,摊点上给多少就多少。他不抽大烟,副业是代人挖田,干得又快又好。
另一个名叫小李,华坪县人,五短三粗,一脸胡子渣儿,目光炯炯,凶气逼人。讨口时高喉大嗓。哪家狗恶,哪家给的东西不合意,他总是骂个不歇。每次“打街”,要哪样便哪样,稍不如意,便捋袖抹窝,马上摆出副打架的姿势。其副业是“摇么二三”(一种摇骰子的赌摊),杯盘响处,骂三碱四,喝五吆六,常常与人朗架,被称为“恶讨善吃的”。
随处可摆的赌摊
还有一个胡荣华,川滇边界人,解放时已年过六旬了,个儿不高,长鬚美髯,他颇会说话,善于奉承主人,好收干儿子干囡，名字也起得巧。我五姑妈有个儿子拜寄给他,因五姑妈是卖白酒的,本钱不大,铺面很小,他说:“这娃儿取名胡裕贵，长大了开个大字号,号名就叫富裕春。”他有个绝招作为副业,那就是“诈人人帐”。每逢街天、会伙,他便在闹热处铺一块草席在地上,耍弄起四张扑克牌不停地唸:“诈诈诈!诈到老值就赢钱!盯到盯到,眼睛不要打跳,打跳就飞毬了,……”娃儿们把眼睛死死盯住他手里的那张老K,顺势押下钱钞;一翻开却变了,于是他哈哈大笑说:“小客小客,你要明白,头牌输,下牌赢得;盯到盯到,眼睛不要打跳……”
美满归宿
鹤庆解放时,城隍庙里的乞丐和所有的翻身人民一样,得到了美满的归宿。胡容华在土改时病故,农会给了妥善安葬。小李据检查患有麻风病,被送往丽江黑白水麻风病院治疗。陈国安现今已有八十来岁,享受五保待遇他身体健康,四肢灵活,尚在为集体看护庄稼。董国珍的大儿子,解放前被国民党强行抽去当兵,后来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五四年转业回家,娶了妻,生了子,如今儿孙满堂。红鼻子虽然划了富农,但在土改复查时,认为他仍属社会下层人物,剥削农民不上两年,分配胜利果实时,还是给他分了坊房子和必要的家俱。王春官的儿子是全城有名的杀猪匠,每年冬春二季能获得上千元收入,儿女成家,抱了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