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以前，網上有一個段子，大意是：
喜歡你的不一定會嫁給你；
嫁給你的不一定是喜歡你；
結婚不一定要給你生孩子；
生了孩子又不一定是你的；
這原本只是網友閒暇之時的調侃之語，然而如今卻從段子轉變為現實。
無法忽視的生育困境
2017年2月3日，人民日報刊文《生不出二孩真煩惱》，討論了高齡夫妻想生二胎，卻有心無力的困境。
在迫切的生育需求下，有些人將目光投向了代孕，這個平日忌諱莫深的話題，引起了人們的大量關注。
其實，自從全面開放二孩後，關於生育困難的討論一直都有，代孕也在不斷的被更多人提及。
2017年3月22日，中國新聞週刊的一篇報道《隱秘的代孕王國》，就曾披露了地下代孕行業的種種現狀。
報道中的主人公呂進峰，被稱為“中國代孕之父”。自2004年創辦首家代孕機構AA69以來，他涉足代孕行業已有整整17年時間。
在AA69官網最顯眼的位置，還放著呂進峰這些年的“成績單”：“從成立至今，AA69累計為數以萬計的家庭，孕育了10000多個新生命。呂進峰本人也先後接受過37家海內外媒體的採訪。”
目前，深耕代孕領域多年的呂進峰，在業內已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他所創造的AA69也只是這個行業的一個縮影。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的代孕中介已達400多家，大多屬於地下交易。這些層出不窮的代孕公司，也從側面說明了生育形勢的嚴峻。
根據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不孕不育人群數量約有5000萬，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相當於全國平均每8對育齡夫婦中，就有1對面臨生育的問題。
有些夫妻為了要個孩子，常年奔波在去醫院的路上，有些連道聽途說的土方都沒少嘗試，結果仍未能如願。
代孕成為了他們當上父母的最後一線希望。
做代孕的都是什麼人？
簡單點說，代孕就是將夫妻的精子和卵子，通過試管嬰兒技術在體外做成胚胎，再移植到代孕母親的子宮內。
整個代孕過程，主要涉及三方：代孕中介，代孕母親，需求方。
通過給代孕母親和需求方牽線搭橋，代孕中介從中間賺取服務費。
而代孕母親多來自雲貴川等偏遠山區，有過生育經驗的已婚婦女，一般都是熟人之間互相介紹。在檢查確定沒有身體遺傳疾病後，會被代孕機構安排住進專門租住的小區，日常的飲食起居也會有保姆照顧，直到孩子出生。
需求方通常來自全國各地，尋求代孕的人群大多分二種：
第一種是先天性不孕症，如：無子宮，染色體缺失，心臟病，石女，紅斑狼瘡等。
第二種是後天性不孕症，如：卵巢早衰，輸卵管堵塞，子宮腺肌症，宮腔粘連，習慣性流產等。
其中，由於生育對年齡和身體素質的嚴苛要求，造成女性不孕的比例遠遠超過了男性。
一個正常的代孕週期，大概會持續一到兩年的時間。
通常來說，不孕不育程度越嚴重，對第三方的綜合條件要求越高，所消耗的週期越長，代孕所需要的費用就越高。
進退兩難的代孕
目前，各國對於代孕的態度各不相同。
歐洲的主要國家，如法國、瑞士、德國等國家都立法禁止代孕；在英國，非商業性質的代孕屬於合法行為；美國則有26個州對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認可。
在最為寬鬆的俄羅斯，雖然允許代孕存在，但法律明確規定：代孕需要女方擁有確認自身無法生育的醫療證明，而代孕嬰兒的父母如果希望將新生兒註冊為自己孩子時，需要得到代孕者的許可。
201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刪除了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的條款。
自從代孕出現以來，就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主要聲音大致有兩種：
反對者認為，代孕將子宮商品化，把女性當作生產嬰兒的機器，損害婦女的人格尊嚴。
支持者認為，血脈延續是我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代孕確實可以幫助到一部分想要孩子，卻因為種種原因而被判了生育“死刑”的人。
中山大學婚姻法專家魯英認為，代孕有傷風化，同時難以界定孩子的地位，還可能出現以代孕的形式，規避重婚等違反婚姻法的行為。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健雄表示，一方面代孕生子違反社會倫理道德，而另一方面，國內有很多不孕不育人群又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些不孕夫婦生孩子的需求也應該被尊重。
對於當下中國而言，無論是要單純滿足代孕背後“想要一個孩子”的需求也好，還是從政策全局出發，釋放人口紅利，緩解老齡化危機也好，給代孕鬆綁似乎都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預期。
但另一方面，代孕又必然伴隨著種種社會問題，各種代孕機構也是泥沙俱下，亂象頻出，為了避免麻煩，禁止代孕也在意料之中。
但我們同時也應意識到，代孕之所以有存在的價值，不僅僅是市場需求決定，而更是傳統的婚姻觀、生育觀在主導，不孕不育人群的生育需求不能被忽視。
正如學者陶短房撰文指出的，代孕牽扯太廣，需要平衡方方面面的關係和利益，絕不僅僅是禁止和解禁的問題。“禁止”可能禁而不止，“規範”也可能規而不範。
由此可見，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代孕依然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