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發生了什麼與蘇亞雷斯無關，但卻昭示了是這個世界的暴力影響了他，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沒人願意談論那次頭頂撞，因為接下來發生的那些事情。
為了瞭解完整的故事，我們打給了一位名叫Ricardo Gabito的調查記者。
幾天之後，他步行穿過城市鬧市區，在一家露天咖啡店和我們會面。
“我不再譴責蘇亞雷斯攻擊裁判”，他說，“因為某些人襲擊了我。”
Gabito勉強把自己塞進了小咖啡店的椅子，這是個已經開始發福的體型碩大的男人，他敞開的衣領裡露了一撮胸毛。他的兩腿在桌底下發抖，他濃黑的眉毛看起來就像戰鬥著的毛毛蟲。
從1981年開始，他就在報社和電視臺工作，做著追蹤腐敗案件的調查。他是少數願意去調查烏拉圭足球員腐敗行為的記者之一。不論是去調查販毒份子利用球員轉會，隱藏販賣可卡因收益，還是調查涉黑官員試圖對裁判施壓。
腐敗、緝毒、還有午夜槍手這一連串的事情勾起了我十足的好奇心。我已經完全沉浸在頂撞裁判之後發生的這些事情中了。
Gabito傾著身坐在我對面，生動而又謹慎地告訴我有關蘇亞雷斯的故事：2003年一場決定少年聯賽冠軍歸屬的比賽中，Larranga給蘇亞雷斯開了一張紅牌，然後聲稱蘇亞雷斯攻擊他。真實的報告已經消失不見，沒有人能夠證明這位裁判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這個事情只停留在朦朧的道聽途說之中，更多的細節在Gabito自己遇襲之後，才被報紙漸漸披露出來。
根據報道，Spillman在賽後打電話給Larranaga，要求他改掉官方的比賽報告，刪掉一切有關蘇亞雷斯攻擊的內容，試圖保護他最喜歡的球隊的這位明星球員。Larranaga拒絕了，隨後Spillman在一份口訊裡罵他皮條客還有草泥馬（譯註：motherfxxker),威脅將要毀了他的職業生涯。Larranage回擊了他，並且堅持沒改報告。蘇亞雷斯被長時間禁賽。
Gabito得到了足聯內部人員透露的消息, 他於2003年12月11日寫了專題報道，並且圍繞Spillman深入挖掘了下去。12月21日，在他的首份報道之後的第10天，Gabito從電視臺走路回家，當時是午夜11點15分，一輛陌生的汽車停在他家門口。
坐在桌子面前的Gabito，環視了一下週圍，拿起糖罐，充當是那輛車，其他的一些咖啡用具比作他和他的房子。就在這裡，在Tribunales 咖啡廳，在繁忙的城市廣場，他情景重現了自己經歷的那次暗殺。
這真是烏拉圭足球界又一件奇異的事情。三位涉嫌槍擊的人都在監獄裡蹲了一段時間，但是所有人都被釋放了。這幾個人的日子比觸犯大集團利益的Gabito要好過得多。
因為拒絕說謊，Gabito在這些年被連續兩次炒魷魚，現在他被他熱愛的行業排斥在門外。2011年開始，他就沒有得到電視臺任何一份調查工作，自2013年2月起，也沒有發表一篇署名文章。他感到很委屈，他被逼到了絕境。
原因之一是，蘇亞雷斯是他最喜歡的球員。
在烏拉圭，每個人都明白蘇亞雷斯為什麼而戰，這是他在他們民族裡存在的意義。那就是：有這麼一個奮力去追求勝利，奮力擺脫貧窮和卑微的地位的人。他咬人並不是因為他是個神經病，他咬人是因為他想緊緊抓住新生活，他害怕被打回到原來他已經逃離的生活。這是Gabito深深相信的一點。“足球正是他的救贖，”他說，“他緊握不放，就像是在說，我在這裡得救，或在這裡沉淪。”
面紗已被撩開，我重新認識了Gabito，現在我可以理解他了。
“你的童年是怎麼樣的？”我問，其實我已經知道答案。
他看上去比之前要瘦小了一些。
”很艱苦，”他說，“就像蘇亞雷斯的童年一樣。”
11歲的時候，Gabito就出去工作了，從那天開始他就自己養活了自己。他的父母沒什麼錢，所以Gabito在烏拉圭和巴西邊界的一家邊境旅店裡洗盤子。他在貧窮中成長，這個國家的大多數窮人一輩子沒有翻身的機會。他過去的經歷使他無所畏懼，因為被槍擊帶來的恐懼，還不如變回那個11歲的窮小孩帶來的恐懼要多。他完全可以理解咬人行為。他也會為了避免回到那個邊境小鎮而去咬一個陌生人的。
“我能理解蘇亞雷斯的反應。”他說。“如果我踢球，我也會那樣做。在球場上，我會像他一樣做同樣的事。為了勇往直前，永不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