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略智庫高級研究員 陸辰佳
來源：華略創智（ID：HUALUETT）
正是由於在不同歷史階段制定並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先行先試”政策，讓深圳從追趕到引領，始終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被稱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
2020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週年。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與試驗田，深圳藉助天時地利人和，從此前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人口超2000萬的現代化國際都市，毫無爭議的國內一線城市。
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從經濟特區到強國先鋒，“四十而立”的深圳為什麼能？華略智庫將從制度創新、產業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的角度，探知深圳特區崛起的歷史細節，從中找出一座城市誕生、發展、轉型和輝煌的基因。本文為第一篇《深圳激盪40年：那些具有開創性的“先行先試”改革》。以下為正文：
深圳用40年的時間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史上的奇蹟。而引領風氣之先的“先行先試”改革一直伴隨著深圳這座“奇蹟之城”的誕生、發展、轉型和輝煌。正是由於在不同歷史階段制定並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先行先試”政策，讓深圳從追趕到引領，始終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被稱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
01
蛇口春雷：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提起深圳發展史，就不得不提到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蛇口工業區。“先有蛇口，後有深圳”，說的不僅是蛇口創辦時間早，更意味著很多改革經驗和辦法是在蛇口先期試行並逐步成熟後才慢慢推廣到各經濟特區，進而輻射全國。正因此，蛇口又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
1982年，招商局在蛇口工業園區樹立的標語牌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講時效、重實幹的口號是1979年由“蛇口之父”袁庚提出的。袁庚是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當時他希望將招商局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大型跨國公司，為拓展業務經營場地，他在四處奔走之後最終將工業區選址在其故鄉——與香港隔水相望的廣東省寶安縣蛇口南頭半島。
1979年1月6日，廣東省革委會與交通部向國務院呈報《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提到“在臨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業區，既能利用內地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充分利用和結合國際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材料等各方有利條件”。
《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
不負眾望，1979年7月8日，蛇口工業區開山第一炮爆響，也打響了國內改革開放第一槍。
改革開放之初，蛇口最重要的突破在於生產關係和生產製度層面的變革，諸如勞動用工制度、幹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製度、住房制度、社會保險制度、企業股份制等，讓深圳一開始就種下了市場化的基因。
蛇口工業區成立後的首項工程蛇口港建設就遇到了問題。當時，蛇口的工程局、施工隊都是國有體制，工人經濟來源主要靠工資收入，並對每月幾元的獎金興趣不大，工作幹勁不高。為此，四航局工程處決定實行超產獎勵制度：每部車每天勞動定額為55車，完成定額後每車獎2分錢，超出定額部分每超一車獎4分錢。
實行新超產獎勵後，工人勞動積極性大漲、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據統計，在實行超產獎勵的1979年10月到次年3月，工業區多創產值130萬元。
正是定額超產獎勵制度開啟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模式”。此後，招商局先後在蛇口港碼頭、華益鋁廠、華美鋼廠等工程項目中實行形式各異的獎勵辦法，大大加快施工進度，國貿大廈、地王大廈等大工程的“深圳速度”由此產生。
80年代，160米高的國貿大廈以“3天一層樓”的速度創造了“深圳奇蹟”
90年代，地王大廈以“2天半一層樓”的“新深圳速度”，成為“亞洲第一高樓”
但幾十年“大鍋飯”的路徑依賴不可低估，拖延工期、質量不合格等問題依舊屢見不鮮。為突破計劃經濟的僵化體制，從1980年起，蛇口率先打破固定用工的“鐵飯碗”制度，實行員工與企業雙向選擇，開啟勞動合同制度改革先河。
1981年8月，蛇口廢除了幹部職務終身制、幹部等級制並實行聘用制，員工不分身份、不分等級，職務隨時可調整變動。此次改革要早於1982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憲法修改，發全國組織人事制度改革之先聲。
1983年4月，首屆工業區管委會成立，其成員突破了上級任命制度，而是通過民意測驗、職工投票選舉、個別徵求意見等方式產生，極大地激發了蛇口發展活力。
1983年8月，《深圳市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出臺，深圳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實行勞動用工合同制並出臺相關管理辦法的城市。隨後，“勞務工”一詞迅速被大眾接受。
1984年8月，蛇口發佈《工程招標管理辦法》並將工程招標制度固定下來， 有效克服了工程建設中要價高、質量差、工期拖延等現象，真正做到了價平、質優、高效率。該項制度也在中國基建體制改革中起到了先鋒和探路者的作用。
蛇口工業區模式和經驗的核心，在於企業擺脫了行政干預，充分發揮自主權，按照市場法則和經濟規律辦事，堅持市場化導向，運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搞活經濟。這一邏輯也體現在金融體制改革上。
1984年4月，全國第一家企業內部結算中心在蛇口問世。隔年9月，結算中心又成立了財務公司，並經過一系列努力後，國家外匯局批准蛇口財務公司有權開展外匯業務。
1986年5月，蛇口工業區向中國人民銀行提交關於成立招商銀行的申請報告，並在三個月後得到批准。1987年4月8日，在工業區內部結算中心基礎上，新中國第一家企業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正式成立。此後，招行逐漸擴大業務、開拓分支機構，並登上國際金融大舞臺。
袁庚在招商銀行開業酒會上致辭
1986年，袁庚接受平安創始人馬明哲提出的由招商局牽頭組建一家股份制保險公司的提議。他認為發展保險業已成為經濟快速增長背景下的迫切需求，設立保險公司既可為工業區發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國金融體制的計劃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險公司道路。
1988年5月27日，新中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平安保險在蛇口開業。平安保險打破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家獨大”之局，將競爭機制引入保險業，成為保險機制改革的一次突破性嘗試。
30多年後，平安保險、招商銀行均成長為世界500強企業，在2020年《財富》中國500強排行榜中分列第4、第38位。
蛇口今昔對比圖
深圳從一開始就承接來自中央打破計劃經濟的壁壘、開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征程的光榮任務，其“先行先試”政策和制度創新就是“第一個吃螃蟹”和“摸著石頭過河”。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是蛇口改革開放的口號，更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衝破思想禁錮、直叩人心的一聲吶喊，打破了當時國內缺乏市場觀念、時間觀念、效率觀念的整體局面。從此，“發展就是硬道理”“追求效率”等先進理念開始深人人心。
02
南山經驗：
從“科技荒漠”到“創新之都”
深圳從建立經濟特區伊始，“三來一補”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湧現，憑藉廉價的土地+人力，與外來的資本+技術相結合的產業發展模式，一下子激活了深圳的經濟。據統計，1979-1995年，深圳GDP年均增速高達35%。
但繁榮的背後，也帶來了環境汙染、外來人口迅速增加、水電供應緊張、交通和通信跟不上發展需要的巨大壓力。彼時，全球範圍內正掀起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術革命。如何探索出一種嶄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成為深圳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
1985年7月30日，在深圳西南部的深圳灣畔，由深圳市政府和中國科學院共同創辦的深圳科技工業園成立。它是我國大陸第一個科技工業園區，也是深圳科技產業發展的起點。當時這一帶靠近海岸的灘塗，大部分地區仍未被開發，並且沒有行政上的歸屬。直到五年後，南山區於1990年1月4日成立，園區正好落在該轄區的粵海街道。
80年代的深圳科技工業園
1991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深圳科技工業園成為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深圳開始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並明確提出“高新技術產業立市”目標，使得這片昔日的灘塗開始漸漸長出希望。大量原本鎖在“深閨”的高科技成果在此地轉化，吸引了包括長城計算機、長城國際、珀金埃爾默、艾默生、康泰等在內的高新技術企業入駐。
1996年9月，深圳市政府將包括科技工業園在內的深圳開發區內多家園區整合成為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簡稱“高新區”）。深圳軟件園、國家IC設計深圳產業化基地、孵化器等科研機構雲集，高新區從原來側重於科技成果轉化，進一步深化到官產學研環環相扣、體系完備的產業鏈聚集區，並以每平方公里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達200億元的成績，位居全國前列。
成立於1996年的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
也正是那時，深圳在全國最早形成重視科技研發、讓科技人員也能先富起來的城市文化氛圍。一大批在80年代中後期創辦的科技公司，在90年代中後期得到了政府科技政策的大力扶持，迅速轉型為研發型生產企業，最終湧現出華為、中興這兩大高科技巨頭和一大批高科技企業。
比如，深圳為推動製造業升級，開始“借雞生蛋”。1999年8月，深圳市政府與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三方聯手，在高新區共同創建深港產學研基地。深港產學研基地吸引了一批來自北京、香港等名校的老師學生，到深圳將其研究成果商業化。大疆無人機孵化者李澤湘曾說過，深圳當時的深港產學研基地與香港科技大學支持師生創業的政策，對自己創業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為解決科技創新風險化解的難題，深圳市早在1997年9月就引入創投制度併成立科技風險投資領導小組；1999年8月，設立了全國首個由政府發起的創業投資公司——深創投；同年10月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簡稱“高交會”），更是深圳走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道路的里程碑。(關於深圳科技研發體制機制研究，華略智庫隨後會陸續推出相關原創。)
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開幕式
1999年，騰訊在第一屆高交會掘來首桶金，那時公司才剛成立，而如今早已成長為中國高科技界的巨人。馬化騰曾表示，“正是深圳這片熱土使得我們對未來始終擁有夢想和激情，堅持不懈去奮鬥，也為騰訊這樣的公司創造了最佳的創業、創新和成長的環境”。1999年底，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內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已達296.9億元，佔全市的36%。
坐落在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內的騰訊濱海大廈
35年來，從原來的深圳科技工業園到如今的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它見證了深圳產業結構從“三來一補”、加工貿易向電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歷史變遷。如今，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國科技“硅谷”。
此外，作為全國性金融中心之一的深圳，也十分注重為高科技中小企業的茁壯成長提供各種融資機遇。中小板和創業板分別於2004年、2009年在深交所設立，刺激了創投業在深圳聚集，與高交會等平臺一同為深圳及周邊地區的民營科技企業提供了上市融資、迅速做大做強的機會。
可以說，創業板、創投業、科技擔保貸款、中小企業集合發債等金融制度、產品和服務所形成的金融體系為深圳科技創新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保障。深圳是全國民營創投機構最活躍的區域，有關數據顯示，深圳的投資機構數量約佔全國1/3，本土創投機構數量和質量全國領先，體現了敢闖敢拼的深圳基因。
截至2020年6月，深創投在信息科技、光機電/先進製造、消費品/物流/連鎖服務、生物醫藥、能源/環保、新材料/化工、互聯網/新媒體等領域投資1119個項目，總投資額約517億元人民幣。
20世紀90年代初至本世紀10年代，深圳在高新技術領域先行先試的做法被廣泛推廣，也以大批研發成果、首屈一指的專利量和集群化的創新企業，成為全國科技創新之都和製造業第一大市。
這也意味著，深圳走出了一條從先行試點到全面改革、從粗放式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變革之路，一條從跟隨模仿到參與全球競爭、從技術“引進來”到企業“走出去”的開放之路。
03
前海熱潮：
以“先行”的實踐弘揚“拓荒牛精神”
過去40年間，深圳的發展中心從羅湖到福田再到南山，一路向西。2010年8月26日，國務院批覆“原則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至此，作為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起點，前海開啟了崛起征程。2011年3月，國家將深圳前海開發納入“十二五”規劃；2012年6月，國務院批准前海實行比經濟特區更特殊的22條先行先試政策；2015年4月27日，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掛牌成立，“自貿區”“合作區”的疊加效應推動著前海加速前進。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
2010年以來，國家先後賦予前海深港合作區及前海蛇口自貿片區16項重要使命，包括保稅港區、現代服務業示範區、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世界服務貿易重要基地、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試驗區、深港人才特區、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等。一項項制度創新成果在前海不斷推出。
前海對標國際規則，在投資便利化、貿易便利化等方面大力創新。截至2020年7月底，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已累計推出制度創新成果560項，幾乎每三天推出一項，在全國首創和率先推出212項，已在全國、廣東和深圳分別複製推廣51項、69項和165項。
尤其是國務院於2011年9月27日統籌設立前海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通過這一開發開放的國家決策平臺，推動前海在深港合作、金融創新、投資貿易便利化、服務業開放等領域形成一系列“比特區還要特”的先行先試政策體系，使其成為國家新一輪改革的戰略前沿、開放的熱土和創新的高地。
2013年3月1日，全國首部商事登記法規《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施行。該項規定在全國體現了“六個率先”：
尤其是前海在全國率先實施“多證合一”和“一照一碼”等商事制度改革，首創“跨境繳稅完善多元化繳稅平臺”，推動智能化通關、進口商品“1+4全球溯源核放”、深港陸空聯運、全球中心倉、原產地證智慧審籤等試點改革，其通關效率已接近香港水平。
根據普華永道發佈的《前海蛇口自貿片區2019年度營商環境評估報告》，其2019年營商環境便利度得分為79.8，排名從2017年全球第51位、2018年第31位持續上升至2019年全球190個經濟體中的第22位。
“前海的改革，要相信法治的力量。”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後離京考察第一站就來到了深圳前海，作出這樣的重要指示。
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考察
法治也是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區別於其他自貿區，實現差異化特色化發展的重要抓手。作為目前國家批覆的唯一一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示範區，深圳前海在法治創新方面也同樣一直走在全國前列。
2011年1月10日，前海設立了國內第一家區域治理型法定機構——前海管理局，體現了立法先行。由理事會和管理局組成管理單元，還成立了前海綜合執法局。
前海法治建設還創下多項全國“第一”，如2014年11月中國首家內地香港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落戶前海；2015年5月，全國首家自貿區公證處——前海公證處開業辦公，進一步推動了前海法律服務業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深圳自1992年7月1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授予“特區立法權”以來，先後通過法規及其有關決定445項，現行有效法規167項，其中30%以上為全國首創。
初步形成了與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與國家法律體系相配套、與國際慣例相接軌的法規框架。正是走在全國前面的法治化建設，才保證深圳市場化制度的推行和落實，營造出尊重市場、尊重企業、尊重效率的發展氛圍。
04
尾聲：
從“開路探路者”到“第一艘衝鋒舟”
40年來，先行先試、制度創新、改革創新已成為深圳的自覺追求，深深嵌入這座城市的發展基因和歷史血脈中。深圳的成功不僅在於其毗鄰港澳臺的區位優勢，不僅在於國家賦予的重任使命，牢牢把握住了時代潮流中的歷史機遇，更在於政府能夠敏銳洞察市場變化和需求。
深圳在每一項新政策頒佈實施後，都會第一時間組織專家學者，著手調研瞭解政策執行情況以及部署下一步調整完善工作。並且每一次政策的調整，都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一切以市場需求為大、一切以服務企業為主，根據市場變化不斷修訂完善相關政策，從而更好地服務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激發市場活力。
可以說，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處理好市場與政府關係的典範。在深圳這塊改革開放沃土上發生的鉅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寫下了最生動的註腳。
“來了就是深圳人”體現了深圳“英雄不問出處”的包容態度和移民文化
新時代賦予新使命，新使命開啟新徵程。2019年8月18日，正值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9週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正式發佈。《意見》指出，深圳將從以下六方面聚力建設先行示範區：
先行示範區既要先行，又要示範，而示範的意思是可複製、可推廣。因此，與當年的特區試驗田的作用不一樣：先行示範就是在先行先試的基礎上，將發展的政策和做法模式化。
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不僅是對深圳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讓深圳發揮先行者的優勢和示範引領作用，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具體來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不能僅做“單項冠軍”，而是要全面領先。
為此，深圳要繼續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智慧和“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實現產業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生態現代化、生活現代化、城市治理現代化等，並在全國發揮示範、引領和標杆作用。
2020年7月31日，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在2020年市委黨校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指出：
深圳發展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特區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和中國道路形成的邏輯起點，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與先行者；“先行先試”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特區的功能，也是中國社會完成自上而下強制性制度變迀的有效而又正確的路徑選擇。在這方面，深圳為全國做了很好的示範和引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