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家成为“网红”

“以前根本想不到,这么多人都会自觉戴口罩”

“病毒灵可预防新冠肺炎”“用肥皂洗鼻窦可能降低感染风险”“无症状感染者是新冠病毒后期的特征”……

“这些是谣言,千万不要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不明来源的谣言让中国科普网“疫情辟谣”栏目有点忙。

尽管从国家到各省市科协都发出呼吁人们科学理性对待疫情的通知,一些民众还是陷入了信谣传谣的恐慌和焦虑中。

自1992年至今,我国先后开展了10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公民科学素质已有大幅提高;然而从不同人群和地域看,长期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状况。

“我的原则是多看少发,只有判断是准确的信息才会分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说。

疫情发生以来,除了参加几次重要会议外,齐让减少了不必要的出行。在他的科普下,全家人都坚持做到“勤洗手、戴口罩、不集聚、保持一定距离”。在他眼里,这是最基本的科学抗疫法则。

为深入开展科学辟谣,引导公众科学抗疫,中国科协应急科普工作应时而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10日,中国科协科普中国、科学辟谣、数字科技馆、科协官网等各类平台和新媒体共刊发科普内容近8万篇,音视频近2000多个,总浏览量超65亿。

“以前根本想不到,这么多人都会自觉戴口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高杰说,与前些年相比,国民科学素质有了明显的进步。当钟南山、张文宏、王辰等科学家成为全民“网红”;当无知无畏的人减少,听科学家话的人增多……种种迹象表明,科学的重要性已被我国多数民众熟知,而这得益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巨大进步和科普工作的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科学防治”贯穿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国科学家对病毒的检测方法、治疗手段和正在进行的疫苗试验也体现着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回顾我国抗疫的“前半场”,高杰有感而发,“我们用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崇尚科学,热爱科学”。

加强权威声音的信号

“放大权威声音,是引导人们应对疫情的最好武器。”高杰说。

在中国科协3月11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大家在肯定应急科普工作在疫情防控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提出要补齐问题短板,形成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科研力量、大众传媒等有效协调联动的国家应急科普体制。

疫情初期,高杰曾为“究竟怎样洗手才能防范病毒”这件事寻求权威声音,却只找到文字步骤解说。用凉水还是热水?洗多长时间?用不用肥皂?是不是必须加消毒液?这件看似小的事,却让这位科学家颇感“纠结”,直到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民间出品的科普短片。

“这个短片很直观:用清水洗完手,拿特殊光线一照是红色的,说明细菌还在手上;用肥皂洗完手后再一照,发现细菌不见了。道理很简单,细菌是被油脂外膜包裹着的,而肥皂能够通过溶化油脂来破坏细菌的结构。但洗手时间短了也不行,化学反应还来不及进行呢!一定要坚持够20秒!”高杰看后恍然大悟。

高杰认为,对于谣言固然需要批评、抵制,但最核心的办法是及时组织专家学者通过权威渠道答疑解惑,保证信息及时公开透明,让受众持续接收到正确的科普知识。

张文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人们看来晦涩艰深的疫情知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讲起来却清晰专业、通俗易懂,而不时的幽默让本来非常担心的读者也不由松口气。医者张文宏成为了当下的“网红”,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张爸”。以致无论国内的民众,还是海外的华人华侨,关于疫情的关键问题,大家都想听听张文宏怎么说。

在齐让看来,张文宏虽然也说,是这次疫情给他带来了高关注度,疫情之后,他要“轻轻地挥一挥手”,回到日常研究和工作中去。但无论疫情还是平时,这样的专业而清晰的科普声音无疑都是人们欢迎的。疫情也给我们的科普工作一个反思的契机: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借助更多手段和平台,让科普更深入人心?比如,培养一些懂专业、善发声、了解新媒体的“大V”和“网红”。

自2007年起,科协就发挥专业人士密集的优势,每年集中于一个话题进行权威发声——组织20余位院士编写科普专著《科学健康》系列丛书,今年将要推出第12册了。12年来,齐让一直参与着这项工作,用他的话说,这些书都是自然科学研究院士和临床医生“跨界组合”的智慧碰撞。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今年的图书临时增加了抗疫科普的篇幅。近期,王辰、李兰娟、陈薇、张伯礼和乔杰等几位院士都在书中写下了自己的抗疫感言和救治策略。

“我们要继续创新传播方式,让这些最权威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齐让说。

“这是影响孩子们一生的事”

作为“科普达人”,《科普时报》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尹传红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科普的脚步。《病毒对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下一分钟我们的对手是谁?》……自2月起,他应邀陆续在《科普时报》《北京晚报》《小康》杂志等媒体发表了多篇科普文章。他笃信,科学普及和传播能够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增进理性思维,提高科学素养。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四大发明是科学还是技术?科学和技术有什么区别?”去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北方某省对高考考生进行招生面试时,高杰问了这些问题,结果很少有考生能全部答对。这使他感受到,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势在必行。

“其实我这么多年来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科学素质低的人们‘拉’起来。”齐让回忆。

2006年,国务部出台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重点覆盖青少年、城镇职工、农民和公务员四个人群。按照党中央部署,经各方共同努力,到“十三五”末,也就是今年底,将实现“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目标。彼时,齐让刚从科技部调至科协任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作为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亲历了该《纲要》出台前后的往事。

“2005年时,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是1.6%,2010年达到3.27%,2015年达到6.2%,2018年达到8.47%。”齐让对这些数字如数家珍。这些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但齐让觉得还应有客观的认识,“我们起点太低了,和自己比是有很大进步,但在国际上来说差距还是较大的。”

调查显示,在四个重点人群中,公民科学素质比例最低的是农民;在整个国家疆域中,最低的是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目前,在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以建立农村中学科技馆为主要抓手来传播科普,已有850所农村中学科技馆运行,到今年年底,将达到1000所。

“这是影响孩子们一生的事。”齐让说,他的心愿是希望年轻一代人离科学更近些。

当下,一些省市中小学已陆续开学,并将疫情科普作为“开学第一课”,高杰认为这种方法很好,但校方一定要动脑子、下真功夫,而不是只发个小册子让学生们自学那么简单。“开学不代表就安全了,我们正面临着疫情的输入性风险,要警惕的地方还很多,对学生的科普一定要走心,使科普的知识起到真作用。”高杰说。

记者:司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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