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翻出几张旧照。其中有我分别与吴组缃、端木蕻良、周海婴等几位老先生的合影。这些旧照的底片早已失踪；旧照本身也不过是将某一次寻找出来的幸存原照加以翻拍而重印的，清晰度已大打折扣。但是鉴于当初据以翻拍的幸存照片已再次失踪，我还是赶紧去扫描了一下，保存到电脑的图片库里。这样一来，清晰度自然又打了折扣。我依然觉得比较珍贵，趁机把它添补到我一篇刚刚发表的博文《疑似宿命的经历》的有限配图中，与网友共享。
然而，我在给每一张图片作简单说明时，觉得写多了不好，写少了又不明就里，便加配了几张与各位老先生有关的图片来聊作注脚。但是在给端木蕻良先生配几张与萧红有关的图片时，忽然感到有些骨鲠在喉的话，似不吐不快。于是决定专为端木的合影写这篇短文，并将我十年前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的一篇《忆端木蕻良》旧文附录于后，作补充参考。
简而言之，便是我这张摄于1988年的与著名红学家、现代文学大师端木蕻良先生在安徽师大的合影旧照（本来还有我与端木及其夫人钟耀群的三人合照，一时未找出），乃是我与端木老的一段未了因缘的见证。
端木蕻良是女作家萧红的第二任丈夫，也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误解被低估，却依然不管不顾地勤奋写作，终于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的传奇式作家。端木之所以长期被误解低估甚至歪曲，恰恰是源于他在萧红跟前男友萧军感情破裂而分手之后，很快便与萧红相恋、结婚这一再正常不过的个人生活之事。为此，作家萧军本人及其文学界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竟毫无道理地视端木蕻良为导致“二萧”分手的“插足者”、“罪魁祸首”，对其长期诋毁；进而对端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类拔萃的成就，几近无视。
萧红、端木蕻良夫妇旧照（约摄于1939年）
正是在这种“莫须有”的舆论氛围中，端木与萧红夫妇于1939年移居香港。二人由此而步入其创作的又一高峰期。但文学界后来依然只认可萧红的丰硕成果，而无视端木蕻良在香港时期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上分明比萧红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足可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突出的小说巨匠矛盾、巴金、老舍、钱锺书、沈从文等比肩争雄的卓著成就（别的不说，单是端木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即堪称现代文学史上较为罕见的史诗般大气之作）。
造成这一切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被端木和萧红在香港收留救助的文学青年骆宾基，明显出于暗恋萧红及故意迎合萧军等人扭曲心理的不良动机，竟在萧红病逝、端木处理完萧红后事撤离已沦陷的香港之后，不顾事实地散布流言并公开发表文章，制造萧红与端木感情不合，甚至凭空制造端木曾在萧红病重期间离她而去等弥天大谎。只要稍加查考，便可以从端木与萧红当时的共同友人柳亚子、周鲸文、张慕辛等知情人所作的诗文中，识破骆宾基的谎言。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此类谎言的遗毒仍在不少人的文章甚至影视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漫延扩散着。
我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而且迄今不曾获得真正的“平反昭雪”，更未切实地为其讨回历史公道。
因此，笔者曾于端木生前与其约定：一定要为其作翻案式的长篇传记。后因我为现实中另一故乡文友的冤狱抱打不平，遭权势者报复所发生的意外人生变故，愤然奔赴海南“下海”谋生，从而不遑顾及与端木老等旧友联系，更迟迟没有对端木老作约定的深入采访倾谈，乃至将此写作计划（自然还包括我考订校勘《红楼梦》脂评古抄本的“分内工作”计划等）搁浅近十年。我是直到1997年初在兰州惊悉端木老不幸辞世的噩耗，方追悔莫及，当即在《兰州晚报》、后来又在《博览群书》杂志，发表《忆端木蕻良》一文（前者因版面所限乃缩写稿，后者为扩充改写稿）。除着重叙及此事的来龙去脉，还呼吁文学界据实廓清端木与萧红相恋结合及恩爱始终等感情真相，希望能够实事求是地研判端木蕻良优秀的个人品格和杰出的文学成就，尽早恢复他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其实，我和端木蕻良之间的这一段纯净如水却长留于心的情谊，不只是建立在我想为他写一部翻案式传记作品的基础上；我俩在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着手筹措并实施《曹雪芹》的小说或歌剧创作，更是我和他常有投契的话题和容易心灵相通的重要原因。只不过天妒英才造化弄人，端木老的长篇小说《曹雪芹》还只出版到上卷和中卷，老天爷便过早地熄灭了他的灵性之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中止（当然不一定是终止）了我为他作“翻案”传记的计划。每念及此，不禁痛心疾首……
2014年6月30日23:58 匆草于释梦斋
端木蕻良年青时的“帅哥照”
附录：邓遂夫《忆端木蕻良》
忆端木蕻良
作者:邓遂夫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2期
（按：本文另一种限于篇幅的缩写稿，曾于1997年分两期连载于《兰州晚报》副刊）
1997年初，忽然从报上看到端木蕻良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遗憾和懊悔之情，在心中弥漫开来……
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颇有些“故事”的老作家，其实和我交往并不多，更说不上有多深的私人感情。然而他所留给我的特殊印象，却超过了我十分熟悉或相交甚深的许多人。这不仅由于我们之间一些微妙的心灵撞击，更由于曾经有过的一种默契，一个心照不宣的承诺。可是这些年来，由于我个人生存环境的重大改变，致使这一默契和承诺一直未能实现。而现在，由于端木老的溘然长逝，更使之变成了一桩永远难以弥补的憾事。
我最初接触“端木蕻良”这个名字，是从少年时代我喜欢唱的一支老歌《嘉陵江上》的歌谱中见到的。这支歌创作于抗日战争年代，由贺绿汀作曲，旋律优美流畅，感情真挚浓烈，很像西洋歌剧里的咏叹调，有一种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的感觉。这当然与歌词写得富有诗意和激情是分不开的。所以，从一开始接触它，我就深深地记住了歌谱上那颇有些怪异的词作者名字——端木蕻良。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渐渐知道他是一位从三十年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作家，本名曹京平，“端木蕻良”是他从1936年开始一直沿用至今的笔名。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具有史诗般的大气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后来我还知道，原来他是赫赫有名的女作家萧红的第二任丈夫。
我真正与端木蕻良见面相识，是1981年秋天。我因创作歌剧《曹雪芹》而涉猎红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在当时让人觉得新鲜的见解，受到专家们的注意，并被传媒沸沸扬扬地“炒作”了一通。此时应邀到济南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下子结识了许多年轻的和年老的学者，其中便包括端木蕻良先生。
初见面时，端木老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和不时露出的笑容。如今我端详着我俩的合影照片。上面的端木老虽然也面带微笑，我却总感觉这静态的照片难以完全捕捉他那独特的——时而诡谲、时而纯真、时而俏皮、时而稚拙的——笑容。那笑容，几乎是瞬息万变地贯穿在他整个的言谈举止和性情风貌之中。
据端木老说，当初有人对他的爱笑颇为不屑，甚至感到厌恶。为此，他写过一篇文章《谈“笑”》。说是因为从小身体虚弱，经常疾病缠身，总愿意听一些高兴的事，有人还送给他一本笑话集，由此便落下这个爱笑的毛病。这当然是一种幽默的自我解嘲。其真实的原因，我看还是端木老的性格中，似乎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温良、儒雅而又深深刻洞悉世态人情的达观与睿智。
在和端木老相识的若干年里，我们还见过好几次面。最使我难忘的，是1982年和1988年分别在上海和安徽共同参加全国红学研讨会时的两次促膝倾谈。当时我们已经比较熟识，少了许多拘束与客套。他总要关切地问起我的创作和研究情况。我则选了个适当的时机，谈了我心里埋藏已久的一个疑问。
这是由于有一次我和峨眉电影制片厂一位导演聊天，听他说起有人想拍一部反映女作家萧红的故事片，已经筹备了好长时间，终于放弃了。原因是不好处理至今还健在的端木蕻良的形象。我一听大为惊讶，问道：“有什么不好处理的？他又不是汉奸卖国贼，大不了与萧军、萧红之间有些难以理清的感情纠葛罢了——这不正是把电影拍得好看的绝妙素材么？”这位导演说，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据目前一些知情者介绍，端木当初很对不起萧红，在危难之际离开了她，陷萧红于困境。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感情问题，而属于“不仁不义”的品格问题了，怎么好在端木还健在的时候去直接去表现呢！
由于那时我还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对这位导演朋友的说法自然不便提出异议。但我凭着与端木老接触的直观感受，似乎觉得他并不像是一个思想浅薄的无情无义之辈。于是怀着好奇心专门去查阅了一些相关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录等资料，这才发觉事情的真相与那位导演所传达给我的（实际上也是当时还健在的某几位知情者兼当事人在头脑中所固有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出入。这里面分明存在着某种由来已久而又根深蒂固的“冤情”。
最关键的一点，我从这些史料中压根儿就找不出端木蕻良在危难之际离开萧红的“不仁不义”之举。只有一件在表面看来似乎接近那看法的事情，但其性质却与那导演的说法有天壤之别。据我对所查阅史料的大致回忆，那件事情发生在1939年，即端木与萧红刚刚结合不久，他们决定从即将被日军占领的武汉撤离到重庆。由于只弄到三张轮船票，其中两张又必须给一位带着年迈母亲的朋友，端木便让已经怀孕的萧红和那朋友母子一道先走。然而萧红却不放心书生气十足的端木，执意让端木先走。萧红的理由是，自己朋友多，容易弄到票，很快就可以赶来；若换了端木在后面“压阵”，反倒有可能最终去不了重庆。端木拗不过萧红，只好先走了。萧红后来也果真很快就到了重庆。这在两人共同生活的短短三四年间，是唯一的一次短暂分离。
现在来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我以为萧红的决定是对的。端木最终服从这一决定，恐怕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端木与萧红的结合，曾遭到几乎所有朋友的反对。朋友们都为萧红、萧军这一对患难情侣因性情不合而分手感到惋惜，总希望他们能有和好如初的一天，便在下意识里将端木与萧红的相恋结合视为“第三者插足”，因而对端木横竖看不惯。萧红是个聪明人，她显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端木独自一人在武汉的乱局中留下来，谁还肯去真心帮助他搞船票离开呢？所以萧红的安排既符合当时的客观现状，又充分体现了她对端木的深爱与关心。可是我们不难想象，当重庆方面的朋友见到端木先期到达，竟将怀孕的萧红留在后面，会是何等的惊讶与反感。我想，所谓“危难中离开萧红，陷她于困境”云云，或许正是这种惊讶与反感的情绪在长期议论中以讹传讹的结果吧！
事实上，萧红到了重庆之后，与端木依然感情甚笃，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后来他们双双转移到香港去发展，照样是自始至终相依为命，一直到萧红在香港不幸病逝为止。
当然，我接触的材料毕竟有限，加之好多人提及萧红与端木的关系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怀有偏见，使我对某些问题仍感不甚了了。比如有的文章中提到，萧红在病逝之前似乎常常流露出一种孤寂、苦闷的情绪。这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片面猜测，或是其间另有隐情呢？
于是我借此私下闲聊的机会，试探性地问他：“端木老，好多人都说您过去对萧红不好；可是我从接触到的史料中，却无论如何看不出这一点来。您自己对这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端木听了这话，顿时收起笑容，对我注视良久，才用一种忽然变得有些嘶哑的声音说道：“说这种话的人，大多属于偏听偏信的误解；个别人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故意歪曲事实，或凭空臆想。我和萧红从相爱结合到守着她离开人世，感情一直很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冲突，我也从来没有逃避过对她应尽的责任。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何说起！反正事实俱在，由他们说去吧——我就不相信白的可以说成黑的！”
我真没想到端木老对这件事竟如此坦然，如此自信。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我的初步判断。只是我对他说的“个别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句话，仍略感诧异。这是指谁呢？如果是指萧军，则既有违于事实，也好像与端木温和宽厚的性格，以及他从来不在言谈中伤害萧军的一惯作风不相吻合。但他既然没有直接说破是指谁，我也不便贸然追问，只是把这疑问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过了些日子，我在接触到更多的材料之后，才逐渐明白：这似乎是在暗指端木和萧红在香港时曾经帮助过的一位青年作家。此人因与萧红同乡，曾到香港投奔萧红与端木。他们也给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因而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曾请他一起来轮流陪护过萧红一段日子（因为端木还得抽空去筹措昂贵的医疗费）。不料在萧红去世以后，却从此人口中传出一种说法，还写过一些回忆文字，说萧红与端木在一起感到苦闷，并说端木在萧红病危之后曾“不告而别”，“丢开了萧红”，把“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转移到了他一人肩上，云云。
此人的这些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说法，虽然早就被在香港与萧红夫妇交往密切并给过他们许多帮助的友人柳亚子、周鲸文、张慕辛等著文揭穿了，然而在国内文化界中的影响依然很深。那位导演朋友传达给我的信息，正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但我在和端木老以前的交谈中，还并不全然了解这些发生在萧红病逝前后的种种情况的细节。我只是从已知的有限材料中，感觉到萧红与端木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不渝的。
而当我确知了这些详情后，则对端木老在长期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时的太过书生气，感到有些诧异。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将有关的事实真相写成文字公诸于众，而任由那些流传广远的说法自由泛滥呢？
于是，我们在另一次交谈时，我有点着急地问端木老：“您有没有打算将自己一生的曲折经历，尤其是和萧红之间的感情真相，用自传的形式写出来？”
端木老听了，重又露出了特有的笑容：“我何尝不想写呀！但现在肯定不行，今后也恐怕没这个机会。写作长篇小说《曹雪芹》耗去了我太多的精力，到现在只出了上卷、中卷，若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下卷写好，我就心满意足了。其他一些不费多少功夫的约稿，我也顾不上写，还哪有时间写自传！”
“如果别人要写，您会欢迎吗？——譬如我。”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会突然冒出这样异想天开的想法。
端木老一听，顿时朗声大笑起来：“好哇！你真有此心，就好好下点功夫，先收集一些背景材料，尽可能把以前有关的记载都收集起来。等你心里真正有数了，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激动地紧紧握住端木老的手，表示一定要努力去做好这件事。
但他收起笑容，语调低沉地告诫我：“记住！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在没有十分把握之前，一定不要过早地讲出去——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阻力。”我默默品味着他说这话的分量和从中流露出的关切之情，点点头说：“请您老放心，我会记住的！”
转眼之间，十余年就过去了。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人生转折，我在这期间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许多原定的写作计划，自然也包括和端木老约定的这件事。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和端木老之间的默契与承诺。
现在让我最感到懊悔的是，我不应该在离开文坛的这一段时间里，全然中断了与端木老等师友的联系。如果早一些意识到这一点，我或许会及时发现端木老的生命行将衰竭的征兆——就是拼了命，我也会放下眼前的一切，去兑现和他“坐下来好好谈”的承诺，从而为实现写一部忠于事实的《端木蕻良传》的梦想，取得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似乎化为了泡影。竟连他的遗孀钟耀群女士今在何方，我也一无所知，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只能不时拿出与端木老的合影照片，望着定格在上面的端木老永恒的笑容，默默地悲叹……
不过，无论今后我有没有机会借助对史料的查考和对知情人的深入采访，去完成这部《端木蕻良传》，我都想在这里说：对于像端木蕻良先生这样曾经处于国内外战争动乱年代和错综复杂人际环境的历史人物，我们在对其作全面评价时，千万要慎之又慎；在阅读有关资料时，也千万不能盲目轻信。以免让那些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流行论调左右了我们的头脑。前段时间曾读到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女作家谈“东北文坛三老（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恩恩怨怨”的文章，其貌似公允的议论，实际上仍然囿于陈说。这篇文章曾被国内报刊广泛转载，起到了对上述由来以久的误解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这让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此外，我也殷切地期望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97年4月草拟于兰州旅次
2004年3月扩充改写于北京
萧红在鲁迅家门口
端木蕻良在萧红去世后一直旧情难忘，常以诗词相悼，18年后才续娶钟耀
群女士。婚后，依然会不时以诗词怀念亡妻，并始终牵挂着从当时的境外
迁葬萧红墓之事。迁葬后，几乎每年都要专程去祭扫。
这是端木蕻良当年（1942年）在已经沦陷的香港浅水湾
亲自秘密安葬并题写简易墓碑所拍下的萧红墓珍贵照片。
后来从香港迁回内地经有关部门确定重新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的萧红墓
影片《萧红》里的萧红与端木蕻良
在影片里饰演萧红、端木蕻良的演员宋佳（中）、王仁君（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