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猪人
11、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
若论如今中国政治学界最火的流派是哪个，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怀疑，一定是“保守主义”。
近代以来，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三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其中，社会主义属于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我们不多说；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在知识精英阶层得到广泛认可，这方面的研究从晚清时代就已经开始，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而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引进，是最晚的。
（辜鸿铭）
尽管晚清至民国时代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其影响，如在英国长大的辜鸿铭以及后来的学衡派，但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思潮，其思想系统性的引进甚至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为其高潮。有趣的是，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的上一次高潮，也就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时代，这一思潮并未在我国引起多少关注，无他，准备不足是也，当时国内刚刚重新开门看世界，对此道尚不熟悉；而今经过20多年的传播，尤其是借特朗普上台之机，西方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最受国内学界关注的流派。
我们知道，晚清至民国的时代出了不少令我们今天敬仰的“大师”，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章太炎、辜鸿铭、梁簌溟、钱穆、熊十力师徒等人，这些学者可谓身体力行，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梁启超、梁簌溟等人甚至认为西方文化已经破产，转而求证于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尽管对于这个潮流，新中国之后一度曾反其道而行之，对传统文化大力批判，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思想上一度的自由，尤其是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90年代以来官方试图以传统文化为旗帜…以至于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复兴。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晚清以来不少学者都是在文化上持保守传统的态度、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尽管有一些是受西方保守主义如白璧德先生的影响，但大多还主要是出于本土传统的惯性使然，还并非西方语境下的“保守主义”、并非出于西方保守主义的思路，因为在那个时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尚未系统性地引进。
（白璧德）
西方的保守主义有其自身的渊源与逻辑，主要是指政治学上的一种思想流派，以及围绕这一政治思想的一系列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宗教学等各个方面的理论。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对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学才开始大规模引进，如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艾德蒙·伯克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论》[1]是1998年才翻译出版。其他的译介著作有1986年出版的休·塞西尔的《保守主义》[2]；2001年翻译出版的伯克的《自由与传统—伯克政治论文选》[3]；2001年翻译出版的卡尔·曼海姆的《保守主义》[4]；2005年翻译出版的罗杰·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5]；以及冯克利先生参与翻译的一系列关于保守主义的西方文献，包括诸如《自由与权力》[6]、《反潮流》[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8]、《致命的自负》[9]等等。这些译作大多是2000年前后出版的。所以，国内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引介本就比较晚近，目前国内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原典与原理的研究也还在进行之中，1980年，美国人史华慈说“中国几乎没有伯克式的保守主义。”[10]
所以，以西方保守主义为锚，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截止目前，还几乎没有——这个领域还尚未开始，这也正是学者们可以大施拳脚的新方向，还望广大学人不要错过这个重要的领域。
可是，笔者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而有趣的现象，今天国内一些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却与民国时期的学衡派相反，不但没有想过要与中国的主流传统“儒家”作比较研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还对儒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大加抨击，其中不乏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令笔者不无困惑，也不无担忧。因为西方保守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要点就是，尊重本国、本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反对激进的、消灭传统的变革。前面刚刚提到的民国时期的学衡派，就是深受美国保守主义学者白璧德的影响，这个学派中的很多人就是以传承儒家思想为己任，如《学衡》杂志的两位主要发起人梅光迪与吴宓两位先生就是如此，他们所反对的就是所谓“全盘西化”派，反对消灭自己的传统文化以试图完全地接纳西方文明，当时的“全盘西化”派不仅是在政治上主张全盘西化，甚至包括文字与语言，改用拉丁字母等等。这种全盘西化派，就是学衡派所反对的。
《学衡》杂志的这两位主要发起人，其中吴宓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创办人，而梅光迪则是中国首位留美的文学博士，这两位都是师从于白璧德。如果这两位尚不算著名，那么笔者还可以举出另外几位学衡派学者的例子，他们是：汤用彤、陈寅恪、还有王国维。汤用彤、陈寅恪与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其中汤用彤曾由吴宓引荐而拜在白璧德门下，而陈寅恪虽不曾正式拜师，但一直以白璧德为其精神导师。汤用彤与陈寅恪是传统文化上的大师，应无人有异议吧；而一代大师王国维之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就更不用说了。
（图：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盖言之，深受西方保守主义影响的民国学衡派，其意在保守中国自己的传统；而今天我们不少精研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反倒成了“全盘西化派”。这些学者对儒家的这种“一反常态”的态度，一定有其原因。对此，笔者总结了几点，算不上全面：
1、 早期一些学者对西方保守主义的研究仅限于英国的保守主义，因而以为英国的保守主义才是正牌，西方其他保守主义只能称为“保守派”。而英国的传统以“宪政”、“自由”著称，所以这部分学者错将“自由”当做了保守主义的真谛，而儒家思想中几乎不存在对“自由”的阐述。这其中或许有这样的心理情结：“宪政”、“自由”无疑是伟大而为学界广为推崇的好东西，但正因其“好”，所以导致我们的学者们以为，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真谛。
2、 对儒家有误解。在学界，对儒家的研究是一个专门的领域，而专门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对儒家的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官方普及教育的水平，斥之为专制皇权的帮凶，而实际上国内普及教育的那些内容早已被证明是有着根本性的错误，学界的这些进展对于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来说，还比较陌生。
3、 西方的保守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对于他们自己传统的维护，因而西方的保守主义倾向于从西方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求政治理论的基础，比如基督教。西方学者是将西方自己的文化传统当做西方文明的根，是独特于西方文明的，是西方现代所不应抛弃的；但我们的学者却误将其视作“普世”的——既然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它一定是西方之所以发达的秘密，所以他们的这一传统就是“好”的，我们就应全面引进。
而引进西方的基督教，首先就要把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清除干净，尤其是儒家————笔者认为，消灭自己的传统以为引进西方传统开辟空间，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殖民的思路，也是对西方保守主义最大的误解。所以，笔者对此十分担忧——不仅是为中国的未来走向担忧，也为中国的学术水平担忧——因为，我们专门研究保守主义的那些顶级学者，却在违背保守主义最根本的要旨。这说明，尽管西方保守主义引入中国已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的学者们其实连最基本思路都并没有弄懂。不得不说，令人痛心。
笔者对此，观点十分明确，如果从西方保守主义的基本要旨出发，则世界各文明皆应立足于自身传统（而非西方传统），在保守自身之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再寻求渐进变革的路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保守主义的这个看法，对于一个非西方的文明而言，是否就已经足够？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论述。
往期：
牧猪人 |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1）
牧猪人 |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2）
牧猪人 |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3）
牧猪人 |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4）| 古儒的中心问题
牧猪人 |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5）| 西学东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