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又称绥远事件（日语：綏遠事件，すいえんじけん），为1936年11月至12月间发生于中华民国绥远省（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战争，战争双方分别为傅作义率领的晋绥军和李守信、德穆楚克栋鲁普旗下的大汉义军和蒙古军。这场战争是抗日战争初期双方主要交火之一，共分为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楞庙战役三场战役。抗战初期晋绥军处于守势，在成功抵挡住大汉义军对红格尔图的进攻之后开始发动反攻，并夺回了被蒙古军控制的百灵庙。大汉义军连同蒙古军在关东军空军的配合之下对百灵庙发动反扑，被晋绥军重创并击退。此后晋绥军在锡拉木楞庙附近对大汉义军发起总攻，将该地区的大汉义军几乎全歼，部分大汉义军将领率部投靠了晋绥军。战争最终以晋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大汉义军在此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并最终被撤销编制，日本方面因为此次严重失利而减少了在总攻中使用日伪军的次数。因为百灵庙战役在整场战争中规模和影响最大，此后很多媒体和研究人员用“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来指代整个绥远抗战。
战争背景
《最新支那要人传》中的德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有的察哈尔特别区、热河特别区以及绥远特别区改设成察哈尔省、热河省以及绥远省三个省份。在此之前，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蒙古王公们对内蒙古建制的撤销一直表示反对，改为设置省后，他们的反对的态度也愈演愈烈。
1933年7月，德王和百灵庙喇嘛巴图巴亚尔联合其他蒙古王公在百灵庙开会、决定联合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内蒙古自治。1934年1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史称百灵庙蒙政会）。该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时受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的监督指导。在该委员会中，云王担任委员长（1936年1月由副委员长索王继任），德王担任秘书长（1936年1月升任副委员长），并实际掌管该委员会的职能。蒙政会下辖锡林郭勒盟的十个旗、察哈尔省的十二个旗、乌兰察布盟的六个旗、伊克昭盟的七个旗、归化土默特部特别旗、阿拉善霍硕特旗以及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蒙政会在成立后和绥远省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并没有得以明确划分，在税收分配等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下，甚至爆发过交火。
日本开始介入
德王（左）、李守信（中）和日本占领军
早在1933年日军夺取热河省后，就策划进犯绥远。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省的过程中，驻守开鲁的原东北军骑兵第17旅李守信部投降日军，被改编为“兴安游击师”。5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始向察哈尔伪军进攻，人数约10万。关东军于9月将伪军将领李守信部改编为察东警备军，将其两个支队改称为师。同时将多伦县改称为察东特别自治区，任命李守信为行政长官，设立关东军多伦特务机关，军事和行政方面均受多伦特务机关长指挥。从此，多伦成为关东军“内蒙古工作”的据点。
11月30日日本内阁制定《帝国外交政策》和陆军省(部)对该文件提出的最后修正案，标志日本分离华北政策形成。这一政策要达到的总目的是要“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具体地说，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联合德王统一内外蒙古。成立伪“蒙古国”；二是策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五省脱离国民政府“成为自治地区”。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商定华北5省自治运动方案，表明分离华北政策开始推行。
在入侵华北方面，关东军、中国驻屯军首脑人物纷纷出动，企图策动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商震等华北将领脱离国民政府，实行华北5省“联合自治”；与此同时，唆使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1935年11月25日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此推动分离华北工作。
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日本也在将自己的势力向内蒙古西部扩张。从1933年7月到1936年1月，日本军方陆续炮制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对察施策》、《对内蒙措施要领》以及《对蒙（西北）施策要领》等一系列文件。
1936年1月20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在张北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
德王公开投日
1934年2月，盛岛角房率一部分特务机构人员遍访察哈尔部各旗总管和锡林郭勒盟各旗的王公。德王开始和李守信接洽，同时开始和关东军正式接触，商讨成立“蒙古国”的相关事宜。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多次派其俄文秘书乌兰夫前往百灵庙，对保安队队长云继先晓以大义，促成云继先率1,000名官兵反正。德王公开投日后，反对投靠日本的云继先率领保安队于1936年2月21日发动了百灵庙暴动，将百灵庙的蒙政会保安队全部带走，并接受了傅作义的收编。暴动发生后，板垣征四郎以“中间人”的身份企图拉拢傅作义加入“蒙古自治”的行列中，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与察哈尔省政府交涉，减免鸦片过境税三分之一税款，宁肯收少70万元，也叫德王一无所得。
最后通牒
傅作义像
1936年11月5日[8]:514，在田中隆吉的鼓动下，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通电，指责傅作义“唆使”百灵庙兵变，破坏蒙古地方自治。田中隆吉宣称：“‘九·一八’时，东北军一打就跑，这回绥远军可能一吓唬就跑。”
11月8日，傅作义覆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在回文中对德王的电文逐条批驳。
红格尔图战役
大汉义军于11月13日接到了日军指挥部下达的作战命令。14日夜,大汉义军主力从商都出发，向红格尔图方向推进。红格尔图是商都通往百灵庙必经之地。当夜12时，其先头部队进至距红格尔图四里之阳坡村，与达密凌苏龙派出的巡逻队遭遇，发生前哨战。
百灵庙战役
蒙疆银行五角纸币上的百灵庙
傅作义及其指挥部对战斗进行了详细部署。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和袁庆荣，部署作战事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达成作战目标，并完全消灭守军。傅作义命令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率步兵8个营、骑兵8个连、山炮1个营、装甲车20辆、汽车24辆，于11月23日午夜发起总攻。同时，傅作义做出了战斗安排，要求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和手段占领百灵庙。
在百灵庙西南部的战斗当中，绥军发起伏击，大汉义军当场阵亡上百人，被俘230余人。此后大汉义军进攻一直毫无进展，3时30分，西面大汉义军约500人滞留在绥军阵地前约3里外的一个之山凹内，刘景新团二营绕道侧背后发起夹击，大汉义军死伤数十人，其余向东南方向逃走。上午9时，傅作义部击毙雷中田等500余人，其余伪军与日本顾问逃去。下午7时，绥军发起反击，日伪军被击溃，绥军随即追击60里，击散其掩护部队后返回。此时已经是4日上午9时左右。此战过后，200余名伪军被俘，日伪军反攻百灵庙的尝试彻底失败。王英伪军主力一部遭到严重打击，致使锡拉木楞庙的日伪军守备力量大为削弱，并将王英所部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这就为绥军发起攻占锡拉木楞庙的战斗铺平了道路，成为锡拉木楞庙战役的序战。
《中国当代名人传》中的孙兰峰照片
锡拉木楞庙战役
锡拉木楞庙在百灵庙东面七十余里，位于四子王旗北部。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战役遭到惨败后，残部退回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两地休整。雷中田指挥的伪军反攻百灵庙失败后，残余溃兵也退回锡拉木楞庙。这时，德王为了保存其蒙古军实力，又不愿其基本武力第七师与大汉义军同驻一处，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蒙古军第七师驻锡拉木楞庙的部队调往布拉图庙集中。但德王的这个命令当即遭到大汉义军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的强烈反对，蒙古军第七师的日本顾问野峙也抽出军刀进行威胁，强令穆克登宝听从小滨的指挥。虽然穆克登宝俯首表示服从，但小滨、野峙对其却不再信赖，并将伪七师所派的岗哨和警戒队伍全部撒下，改换大汉义军接防。于是，金宪章部担任了锡拉木楞庙的防务，石玉山部负责庙南30里的哈拉伊力根的警戒。
12月7日，李思温团由乌兰花出发，向石玉山部前哨驻地进攻，并成功消灭了一批大汉义军。12月8日，李思温团包围了石玉山部驻地哈拉伊力根。经过联络，石玉山部1个旅、共3个步兵团当即宣布在阵地加入绥军。在大庙，12月9日凌晨，金宪章部也宣布加入绥军，其突击队100多人攻入日本顾问驻地。金、石二人率4000人倒戈一击，将小滨大佐以下29名日本顾问全部逮捕并枪决，同时彻底歼灭伪军第七师残部。金宪章部同时向蒙古军第二师发动突袭，将其大部歼灭。10日，金宪章部伪第二师共两个旅、2000余人正式加入晋绥军。12月9日，傅作义下令收复钖拉木楞庙，同时命令孙长胜骑兵师长途奔袭，将在小北号王英2000骑兵包围解决，王英仅带卫队百余人向北方草地逃走。同日上午，李思温团进占锡拉木楞庙[1]。王英带着残余杨守程、常子义部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战局于是急转直下，大汉义军张万庆所部旅长安华亭率两个团，团长王子修率一个团，共2300余人，不等前往归绥与晋绥军接洽的代表返回，即于12月18日晨开往南壕堑以南，与绥军取得联系，宣布加入绥军。南壕堑是绥东南部伪军的根据地，张万庆部主力加入绥军后，“至是南壕堑一带已无一匪军”。12月19日，大汉义军昌存义部闻安、王已经投靠绥军，即自动向兴和移动，尾随安、王两部接受绥军收编。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各界援助
绥战前夕，全救会在上海组织了300多个宣传队共2000余人上街进行抗日宣传并为援绥募捐[13]。赴绥慰问团有80多个，以黄炎培为团长之上海各界绥远慰劳团于1936年11月25日到绥远，赠送慰劳金10万元。
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在组织慰问团赴绥途中，一方面积极进行舆论宣传，一方面组织募捐，到了绥远后，又带领慰问团到各地进行慰问演出，联系绥远各界妇女，宣传抗日思想，由于她们工作出色，得到前方将士的赞许，《绥远日报》对她们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此外，中国共产党方面也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各类团队前往绥远慰问官兵。
此外，当时上海、北平、南京、广州、香港、桂林、太原、青岛、济南、云南、归绥、无锡、南昌、南通、镇江、靖江、安庆等地先后都建立了支持绥远抗战的组织；其他的学校团体、比如上海的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北平的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南京的计政学院，以及其他来自广州、河南、广西、松江、淮阳、湖南、归绥、武昌、山东、厦门、扬州、凤阳、镇江的各级院校都有参与捐款和组织等活动；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地的工厂也参与了捐款；此外，位于上海、香港、保定、南京等地的机关和团体也参与到了绥远抗战的支持行列；上海和南京等多所学校还组织了一日运动。
战争影响
绥远抗战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中国抗日阵线的更快形成。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于1936年11月24日传出时，中国大陆各地报纸对此次胜利竞先发出“号外”。北平、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的救亡团体，纷纷派出代表赴绥慰问。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2月1日向国民政府和中国大陆各界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增援绥远前线”，“施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电同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结合起来，……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
百灵庙大捷也促使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趋向强硬。百灵庙战役胜利结束的当日，国民政府就致电德王，斥其轻启战祸，并指出百灵庙为绥蒙区域，应尊之前的指令，一律迁出。11月27日，伪满外交部与关东军共同出面发表公告，声称如绥远之局势危及“满州国”之“安宁秩序”，则日本与“满州国”当局，不得不取适当办法，以“防患于未然”。该公告结语宣称：“日军事当局，因盼望内蒙之成功，故对于足以妨害‘满洲国’之事变，不能漠不关心。”对此，南京外交部于11月28日以谈话形式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戳乱安民之责。不论其背景作用为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国无可得而非议”，公开驳斥了日本方面的指责。同日，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命令傅作义迅速停战，“打到一定程度，要适可而止”。傅作义加紧扩充民团自卫队为国民军，修建国防工事，举行防空演习，迎接全面抗战。
随后，蒋介石在11月30日公开赞扬百灵庙抗战，说：“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最大之关键”。关东军接到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报告后，拟由日军驻热河第7师团带领伪军再度反攻，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本军部与关东军激烈争吵后，才暂时中止行动。
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都再也没有动用过伪军来对国军或共军发动过类似于绥远抗战的大规模进攻。同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
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3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1945年8月19日，苏军占领德王府，8月23日，八路军攻克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