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尽情绽放青春的年龄里，潘红玲在上海的酒吧跳热场舞，偶尔还会被喝醉了的酒客搭讪。沈赛、陈北玲、赵小文则在一家海宁的制鞋工厂里刷胶底。每天，被刺激的胶水味熏得嗓子冒烟。
那是一家三百多人规模的工厂，为了节省成本，老板全部雇佣了听障人。沈赛也在那里，认识了陈北玲、赵小文。那段日子，三个女孩最开心的，就是回宿舍时，收到网购的包裹。因为三人都是听障人，常常会因为接不到电话而错过快递。所以她们在下单时，一定会备注“我是聋人、请发短信”。三人私下聊天:“要是可以用手语购物就好了。”只是，连她们自己都没想到，当时的愿望最后竟然被自己达成了。
半个月前，沈赛、陈北玲、赵小文和潘红玲成了网络上的第一批听障主播。酒吧里的“小蜜蜂”跳了四年的舞，潘红铃一直很想知道音乐是怎么回事。
潘红玲今年24岁。3岁那年，她被一场重感冒剥夺了听力。这些年来，她走南闯北。因为年轻漂亮，她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一家酒吧做“小蜜蜂”。“就是那种酒吧暖场的伴舞工作。”
刚开始学习跳舞时，她常看到领舞者打开一个巨大的录音机，就一下子舞动身体、活力四射，仿佛喝醉了一样。潘红玲听不见音乐，但悟性不错。她通过模仿其他舞者来记舞蹈动作和节奏。普通人通过鼓点的驱动自然地摆动手臂、腰肢，潘红玲则需要将一支舞蹈的动作顺序记在脑子里，再时时盯紧别人的动作变化，保证自己的动作不疾不徐，刚好扣上音乐。一场舞跳下来，别人是大汗淋漓，而潘红玲则是眼睛酸痛。但普通人看不出来，连领舞者都说潘红玲“跳得和别人一样好”。
酒吧里，常常有一些小伙子借着酒精来和她搭讪，但她既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也无法与他们交谈，只能一声不响地把礼貌的微笑挂在脸上。小伙子们总是悻悻然离去，嘴里嘟囔着骂些脏话。这些都是朋友打字告诉她的。
几月前，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直播的工作，地点在杭州。看到“直播”两个字，潘红玲心头一颤。在做“小蜜蜂”之前，潘红玲也曾经在一个娱乐平台做过主播。她在直播间播放朋友帮忙准备的舒缓音乐，然后安静地在展示画画才艺，偶尔用纸笔和粉丝互动。但干了没多久，她就遇上了黑粉。“你连唱歌都不能唱，做什么直播？”那天下播后，潘红玲关掉了直播间。
时隔四年，潘红玲又一次走进直播间。
沈赛曾是一个听障女工。18岁那年，沈赛从听障学校毕业，同学介绍她进了工厂。那是海宁的一家制作鞋子和板材的工厂。这家工厂里的三百多个员工全部是听障人。
沈赛去工厂上班，当时家里人是拦着的。沈赛的父母做着零售小生意，哥哥则一直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创业，家庭条件不算差，但她就是不想在家里“吃闲饭”。
在厂里，沈赛负责给流水线上的板材刷胶水，日常工作就是机械地挥动刷子，每天工作十小时，差不多要过手一千多块板材，晚上回到宿舍，手腕经常累得抬不起来。
一开始，沈赛每天闻着胶水散发出的刺鼻气味，还有些不适应。不过，时间久了，慢慢“闻不到”气味，也融入了工厂里的生活。
在工厂，沈赛认识了陈北玲和赵小文。几个女孩子，都喜欢网购。为了保证不会因为电话沟通不畅而错过快递，平时，她们在下订单时，一定会备注“我是聋人、请发短信”的字样。在工厂的宿舍里，几个女孩子聊天，“要是可以用手语购物就好了。”
上个月，沈赛在流水线上刷胶水，忽然觉得胸闷、肚子疼。本想咬咬牙忍过去，却发现这次疼得厉害。两个朋友扶她回了宿舍。在杭州的哥哥沈治克赶来，送她进了医院。医院检查的结果是长期呼吸有毒气体造成的呼吸道和肠道损伤。住院以后，沈治克发现沈赛没有医保，进厂时也没有签过劳动合同。沈治克沉默良久。那天以后，沈赛再也没有回工厂工作。和她一起辞职的，还有陈北玲、赵小文。
几天后，沈赛的哥哥沈治克带着三个女孩子再加上潘红玲，做了一件让众人惊掉下巴的事情：让听障姐妹们像李佳琦一样，做淘宝主播带货赚钱。虽然，跟大部分能说会道的主播不同，她们并不会说话。
小时候，妈妈让沈赛去买菜。沈赛用手势询问小青菜价钱时，蔬菜摊老板伸出了十根手指。自己刚要交钱，哥哥沈治克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和蔬菜摊老板争吵起来。
事后，哥哥告诉沈赛，自己一直在后面跟着，小青菜只要5毛一斤，那个菜摊老板却跟她要一块钱。
青少年时代，沈治克最讨厌别人叫他“小哑巴的哥哥”。后来，通过高考他逃离了家乡睢宁县，再也没有人把他跟“哑巴妹妹”联系在一起了。没想到，在若干年后，当沈治克创业失败，几乎身无分文，又不好意思问父母要钱时，是妹妹沈赛给他汇了2000块钱。妹妹的2000块血汗钱，是当时工厂大半个月的工资。如今，他把酒吧里的潘红玲，刷胶工厂里的沈赛、陈北玲、赵小文，叫到了一起，在淘宝直播平台上做了“无声直播”。
第一次做直播时，潘红玲特别认真。事先做了厚厚的笔记，在直播镜头前，潘红玲拿起一个粉红色的包包，从外形到内衬一一地打手语解释。偶尔遇到手语表达不了的专业名词，就在黑板上写字。坐在镜头之外的副主播崽崽则根据潘红玲的节奏，用语音讲解同样的内容。
为了保证两者的话述像齐步走一样整齐，潘红玲和崽崽已经一起练习了许多次。
尽管如此，潘红玲有时一没控制好，各种表情，就展露在了脸上。
在聋人的语言体系中，手语仅仅是用来传递基本信息的，而面部表情则是强化语气的助词。聋人在交谈时，常常将快乐、悲伤、恐惧、愤怒等丰富的面部表情写在脸上。普通粉丝并不了解听障人的表达习惯。他们被镜头里的这个听障主播的夸张表情逗乐了。留言区里，甚至有人嘲笑：“就是表情太丰富了，截图当表情包了！”
看到留言不断刷新，热情满满的潘红玲生怕错过了听障人粉丝的问题，频繁地看留言。然而当看到那些“表情包”留言时，脸上的微笑慢慢挂不住了。她呆站在镜头前好几秒钟，副主播见场面尴尬，就走上前去拍拍潘红玲的背。沈赛和负责翻译的手语老师也跟了过去。
“我是聋人”下了场的潘红玲并没有哭。她用手语比划：在做听障主播之前，这些年，自己吃的苦，流的泪，已经用完了。
直播开启半个月了，其中，一个99元的粉红色包包，已经卖出了5个，其中有3个的收货地址是工厂。“大部分人不太知道，其实，听障人的主要就业场所都集中在不用跟人打交道的工厂。”沈治克说，来直播间的，大部分还是听障人。他们趁着午休、睡前等零碎时间，好奇地观看这种可以互动的购物模式。
有一个名叫“鸟儿不吃虫”的粉丝是沈赛之前认识的工友，也是一位听障人士。大姐在工厂十多年了，丈夫也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如今，两人的孩子在市区里的住宿学校读小学。大姐平时用钱特别仔细，但是看到了沈赛的朋友圈发布的消息，还是进了直播间。
“鸟儿不吃虫”曾经在工厂附近的一个百货店里看到过一个款式类似的包包，但是价格要二百多，当时没舍得买。这次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更便宜一些的。沈赛用手语指导了她一下，这位第一次看直播网购的工友大姐终于学会了自己下单买东西，。
“我们直播间里卖的衣服、包包都是价格便宜、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听障人的消费能力普遍不高。”沈治克说。
在4位听障人主播里，只有年轻的潘红玲经常拍照，另外3位常年在工厂工作的主播则很少面对镜头。在短短半个月里，她们开始习惯了人们的在线围观，走出了安全的舒适圈。
慢慢地，直播间里的听障人粉丝都敞开了心扉，他们提问时会在问题前面毫不避讳地加上“我是聋人”四个字，负责语音的助播看到了，就把问题留给主播，让她们用手势去一一解答。
4位听障人主播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沈治克还打算招募更多的听障人，让他们在工厂之外，能有一种更体面的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