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和《中庸》原是两篇文章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一书中的两篇文章。《礼记》，即《小戴礼记》，共49篇，是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的一部著作。
《大学》一般认为反映了春秋末期孔子弟子曾参的思想，很可能是由曾参的弟子最终写定。它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大学的价值取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也被称为三纲领，它们实际说的是同一个内容，即修德为政。有了最高的原则及理论思想，接下来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修德为政的问题。这就是三纲领统帅之下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我们大多只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它们是修身的前提和条件。在《大学》的作者看来，这“八条目”本末始终的秩序，就是建立社会和谐的秩序。当每个人都诚意、正心、修身之时，家庭和家族便会见贤思齐地形成和睦安定的基本单位，于是国家也会井井有条，那么天下就会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秩序，实现大治。可见，《大学》是从最基本的人性自觉谈起，最后落实到为政治国上去，其核心“三纲领八条目”被后世修德者奉为圭臬，也被为政者奉为宗旨加以提倡和遵守。
《中庸》一般认为其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写《中庸》的原因，南宋理学家朱熹解释说：“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也就是说在孔子去世后，面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子思担忧儒家思想会因竞争而没落，于是写《中庸》加以弘扬。《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肯定人性中“至善”的本质是天赋予的，人能遵循这种天赋的本性便是“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自身便是教。随后又解释说“道”是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人若想修“道”，首先应该追寻自己内心中的道德本性。这里，《中庸》与《大学》有些不同，《中庸》的重点在于讨论性情的表现形式和尺度，它认为，人除了内心的道德本性要自觉把握外，还要把握性情萌发之后的节度，因为人性中除了道德理性外还有情感的成分，于是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所谓中庸，就是中和，即情感在道德本性与礼仪规范所要求的尺度内的表现，他强调情感的抒发要有节度、有原则，不温不火、不过也无不及。
《大学》和《中庸》虽然成于不同时期，但二者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大学》讲的是如何“为人”和“为学”，是一篇实现人生理想方法的纲要；《中庸》讲的是“为人”和“为学”的道理，是一种贯穿人之一生的认识论。二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典型体现。例如，《中庸》论述知、仁、勇这三种美好品德，就与《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遥想呼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总之，《中庸》为《大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大学》的根柢所在；《大学》为《中庸》提供了实践方法，是宣传《中庸》的方法论。
朱熹为什么要为《大学》和《中庸》单独作注？
隋唐以前，《礼记》还未被确立为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注释和研究的著作不多。
隋唐时期，《礼记》开始为学者们所重视。特别是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传》），这标志着《礼记》取得了儒家经典的地位。随着《礼记》地位的上升，《大学》和《中庸》的地位也有了相应提高。这段时期虽没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现，但一些学者已关注到其独特思想价值所在。最著名的是隋末唐初大儒王通，其著作《中说》的儒学思想体系，主要就是根据《大学》和《中庸》建立的。到中唐后的韩愈、李翱，已经把《大学》和《中庸》作为其创立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思想依据。
入宋后，义理心性之学兴起，《大学》和《中庸》自然受到青睐。宋初统治者甚至亲自抄写《大学》和《中庸》，赐予臣下学习。与此同时，《大学》和《中庸》也成为皇帝经筵进讲的基础教材。儒士和理学家们对《大学》和《中庸》更是热衷，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大学》学、《中庸》学，循此而兴起。
北宋的程颢、程颐（后称二程）开始把《大学》和《中庸》作为独立的专经大力加以表彰，并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正如《宋史》所说：“（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后世“四书”的概念于此初步形成。二程还进一步认为这四部书构成了完整的儒家心性论体系，其内在结构是：《中庸》是讲“理”的，《大学》是入德之门，《论语》《孟子》彰显了孔孟之道。
由于二程的表彰，《大学》和《中庸》的地位日渐凸显。南宋时，受学于二程弟子的朱熹认为《大学》和《中庸》是二程学问的基础和真道理，而《学》《庸》《论》《孟》四部书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中断已久的道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于是，他决定给这四部书分别作注。对于《大学》，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重新厘定次序，分经一章、传十章，并认为“格物致知”章已经缺失，做了著名的《补传》，终成《大学章句》。对于《中庸》，朱熹更是下了许多功夫，他“会众说而折其中”，写成《中庸章句》，使《中庸》的主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与《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大学》和《中庸》也正式从《礼记》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两部著作。
朱熹对《大学》和《中庸》的注释，可谓体大思精，是朱子理学的结晶与缩影，也是孔孟之学的津梁。它不仅奠定了理学的基础和理论框架，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朱熹本人也因此成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和被后世景仰的一代名儒。
此后，《四书章句集注》一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理宗曾下诏盛赞此书“有补治道”。从元代开始，《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也成为官方哲学，对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且巨大的影响。
《大学》和《中庸》的现代启示
近代的孙中山先生，曾赞赏《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是“应该要保存”的中国的“独有宝贝”。的确，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和《中庸》，其蕴含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它们同时强调“慎独”的修身理念。《大学》记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也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就是“不欺暗室”，即在独处之时也能保持高尚的节操。历代人物，像柳下惠坐怀不乱，东汉杨震慎独拒贿，宋人袁采“处世当无愧于心”，元人许衡不食无主之梨，曾国藩“日课四条”：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凡此种种，均极好地体现了“慎独”之功。作为儒家思想的精华，“慎独”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第一，它强调了道德自律，可以使人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人们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个人的慎独意识就显得不可或缺。第二，慎独思想蕴涵着持之以恒、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一种道德境界，慎独非一朝一夕之事，它需要通过长期实践锻炼才能达到。这个过程，就培养了我们一如既往、慎终如始的毅力和品格。
其次，它们都认为“诚”是道德的根本。“诚”“诚信”作为一条道德规范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受到了高度重视，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立政之本”。能够诚于中者，必信于外。因此，《大学》充分地肯定了“诚意”在修身环节中的重要作用，把它视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而《中庸》则用了更多的篇幅对“诚”的价值给予高度的赞扬。如“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并说“不诚无物”。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诚实守信作为一条根本的道德准则更是不容忽视，它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的成败得失。
最后，它们的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性。对于中庸，人们曾一度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庸”强调的是“度”的把握，具体表现为执两用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因时制宜，这些理念对当今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庸》还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了和谐相处、宽容包纳的价值理念。与此相仿，《大学》则提出通过正心诚意等道德修炼获取个人身心的和谐。主要体现在通过“格物致知”，知晓“本末”，“知其所止”的方法来正确把握诸如义与利、能力与职位等各种复杂的关系，从而提升个人素养，实现人生的价值。另外，《大学》还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并提醒君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是主张以“仁政”“德治”并御的施政理念来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和谐，而仁政的精髓就在于“以民为本”，即从政者不但要重视民众的呼声，而且要顾及民众的利益需求。这对于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工作不无借鉴意义。
《大学》《中庸》选读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选自《大学》）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有坚定的志向，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神安定，心神安定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自身品德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中庸即中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选自《中庸》）
天赋予人的禀赋叫作性，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作教。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慎畏惧的。越是隐秘的事情越是容易显露，越是细微的事情越是容易显现。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人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喜怒哀乐各种情感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作“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作“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则是天下普遍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的生长便繁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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