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管爷爷的兄弟叫二爷，我的二爷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年轻时入伍当过兵，入了党。是那个年代村里的出息人。
二爷面容清秀，五官端正，唯一美中不足是鼻梁凹陷，用他自己话说“忘了长鼻梁骨了”，因为姓杨，村里人给起了个外号:“小白杨”，退伍后回到村里，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当时的齐鲁大地正实行分田到户，结束了生产队吃大锅饭的落后局面，将农村田地分为三六九等，粮食地按人口分配称为责任田（人口地），责任田是主产地，按人口交纳人口税和提留款，也可以用粮食抵，又叫粮食税，每户还有种菜的菜园（自留地），另外村南的荒山，每个村划分责任山林，每村派专人专管，县林业局时常派人下访检查。
分地的现场是火热的，测量计算都是村支部书记，带着有知识的村民自行解决的，像我们丘岭地区的土地有沙地，有山坡地，还有平整的水浇田，所以分的时候要搭配尽量均匀，平整地容易分配，可山坡和沙地不好搭配，在二爷的带领下，最终以抓阄的公平方式解决，可是，众口难调，总是有一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心存不满，特别是二爷的几个舅哥弟们，因为想走后门不成，与二爷反目成仇，二爷却不以为然，“便宜都想占，亏给谁吃”？“共产社会，人人平等”。二爷开会时总是会这样批评那些爱占便宜的人。
分完土地，村民们勤奋的种着自己的地，收着自己的粮！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次年，刚入二月，二爷带着七八个村民赶着驴车，去江苏采购果树苗，来回十几天，拉回满满当当三大车果树苗，有苹果、桃、杏、李、梨、还有山栗等。二爷身披着青色军大衣，拍了拍自己身上的黄土粉子，让“三麻子”敲着锣，号招村民来村部（两间破草屋）开会；村部前面有棵歪着长的老槐树（国槐），二爷走向树傍，翘起腿，一只脚踩在树干上，右手拿了一个用铜皮卷的一个喇叭，清了清嗓子喊着:“老少爷们兄弟们，咱们现在都不饿肚子了，粮食税咱们也交上了，咱们中央的政策好，现在又鼓励让农民兄弟大搞果木作物，这是我从南边拉回来的果树苗，咱们趁着春种之前把这些“摇钱树”种在咱村山林里，不用三年就收成了，以后咱不用天天吃红薯面和玉米面的窝头了，也不要天天喝咸糊粥就咸菜了，过年咱们要吃肉馅饺子，给老婆孩子尺布做没补丁的新棉袄”。那时候的人不疼力气，有这样的好事一呼百应，几天的时间，村南的山坡上布满暗红色的果树苗。
几年之后，我们村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果园村。后来二爷又带领村民学习种棉花、晾汉烟、开凿石料，还在村里盖了两间榨花生油的油坊；开张这天大家伙摆上供品拜祭灶王爷，焚香烧纸敬拜天地。众人磕完头，二爷转过身来，对大家说:“过去呀，咱们连洋油（煤油）都舍不得装，现在都用上蜡烛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大家好好干，我听说咱乡里要架电，我估摸着明后年就能到咱这了，我争取让咱村早用上电灯泡，还要买上唱片机和收音机呢”。周边几个老太太议论唱片长啥样，三麻子说:“我见过，唱片机，就是电喇叭”。
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们村的果园收成了，棉花也出产了，旱烟丝也能卖了，村委会还买了辆拖拉机拉石料，村里还组建了建筑队，专门下乡给人盖新房，村里的电也架上了，有人买上了唱片机，还有人买上了收音机，1985年村里的第一台黑白“熊猫”牌电视也安上了，去县城卖烟丝骑上了大“金鹿”，大姑娘小媳妇用上了“双喜”牌缝纫机，补丁衣服再也没人穿，邻村的蒸馒头的大姑娘，天天来我们村卖白面馒头，逢年过节，我们村的上门女婿庄胖子，也干起了杀猪的营生。二爷也被多次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村支书》。
二爷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村民也从不动怒发火，惹生气了顶多白脸变红脸，讲几句大道理扭头就走。对家人也是和蔼可亲，大大方方，谈事说话从没有粗口脏话。听我爸告诉我，爸妈结婚时，二爷送给爸爸一块他没戴几天“上海”牌机械手表，那是乡里评优秀奖励他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一辆小轿车。二爷五十来岁就退休了，用他自己话说:“老了，扑腾不动了，让年轻的去扑腾吧”。他闲时爱看毛主席诗词，春节前爱自己执笔写春联，大半个村的春联都让他包了。喜欢喝点小酒，酒肴是花生米和小咸鱼儿。还喜欢拉拉二胡，什么《二泉映月》《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之类的老曲调。后来，村里流行起了VCD，DVD。二爷手攥着麦克风唱起了《五哥放羊》《乌苏里船歌》还有和他外号重名的《小白杨》。
二爷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也做了一个好带头人，把儿女也培养成了优秀党员人才，他就是一个老农民，其实非常平凡无奇，没有枪淋弹雨，也没有大风大浪，但他对工作忠诚、直率、敢于领先；对亲友诚实、大方、乐观向上。他走的很安详，一觉睡去，再也没醒来……。他的一生是幸福的，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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