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国民储蓄总额增长显著，但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其中，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额增长最快，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储蓄额增长相对较慢。从储蓄率来看，我国一直是世界最高国家之一，但国民储蓄率先升后降态势明显，2008年以来国民储蓄率已呈下降态势。从储蓄占比结构上看，住户储蓄占比下降，非住户储蓄增长较快。
分部门来看，第一，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缓慢下降，但仍处较高水平，同时城乡、省份等地域性差异显著。此外，收入的不平等也带来储蓄率的结构性差异，高收入者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并由此造成财富分布越来越不平等。第二，政府部门储蓄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有所下滑。其中政府存款增长较快，公积金、社会保险基金等机关团体存款占比较高。此外，各地区政府存款余额差异较大，地区间不平衡现象突出。第三，非金融企业存款主要体现为企业贷款的派生存款，近年来总体增长较慢，并且企业存款地区间差异较大。此外大中型国有企业存款占比较高，而中小微企业存款占比较低。
目 录
一、我国总储蓄及储蓄率情况
1.我国国民储蓄总额增长显著，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
2.我国国民储蓄率较高，近年来已呈下降态势
3.住户储蓄占比下降，非住户储蓄增长较快
二、分部门储蓄及结构情况
1.住户部门储蓄
2.政府部门储蓄
3.非金融企业存款
三、总体判断及政策建议
1.总体判断
2.政策建议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国及全球，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造成极大冲击，加快研究有效应对疫情的快速、有效举措，已成为当务之急。当前，多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国民储蓄率已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相对高位；同时，地区间储蓄分化较大，居民群体间存在较大结构性差异。面对疫情冲击，低收入人群、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等受影响更大，且储蓄和存款相对较少，进而对消费、投资和生产形成抑制。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助力经济修复和居民生活回归正常，我们建议可从“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出发，通过激活“两金”（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刺激消费、增加对低储蓄家庭和地区的转移支付及补助力度、继续加大对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和融资支持以及不断增加医疗、养老金和教育支出等方面入手，长短结合，精准施策。
一、我国总储蓄及储蓄率情况
1.我国国民储蓄总额增长显著，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
伴随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2000-2017年，我国国民储蓄总额增长显著，由最初的3.70万亿元增加至38.21万亿元，增长10.3倍。其中，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额增长最快，2017年两部门的储蓄额分别为3.46万亿元和2.79万亿元，较2000年分别增长66.9倍和20.7倍；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储蓄额增长相对较慢，2017年两部门储蓄额分别为13.89万亿元和18.06万亿元，较2000年分别增长8.1倍和8.7倍。我国较高的国民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年来国民储蓄的增速有所放缓，2015年增速一度降至2.16%，较2007年的30.44%相差巨大，后期虽有所反弹，但仍处于相对较低位置。
2.我国国民储蓄率较高，近年来已呈下降态势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世行和国家统计据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国民储蓄总额38.21万亿元，总体储蓄率46.6%，远高于世界平均储蓄率的26.5%，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美国和英国的储蓄率分别为18.1%和13.0%，我国储蓄率相当于这两个国家的2.6和3.6倍。国民储蓄率反映的是本国全社会的储蓄倾向，通常情况下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要低于发展中国家，同时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亚洲国家的储蓄率相对偏高。
我国国民储蓄率先升后降态势明显，2008年以来国民储蓄率已呈下降态势。2000年到2017年我国总储蓄率呈先升后降之势。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由2000年的37.6%上升至2008年的51.9%，增加14.3个百分点，2008年是储蓄率变化的显著拐点，之后储蓄率逐步下滑至2017年的46.6%，下降5.3个百分点。在2020年财经年会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央行前行长周小川称，中国目前国民储蓄率为45%。据IMF预测，2023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降至41.61%，较历史峰值下滑10个百分点。
3.住户储蓄占比下降，非住户储蓄增长较快
从储蓄占比结构上看，住户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在国民储蓄中占比较高，但住户部门储蓄占比有所下滑，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储蓄占比上升明显。
在我国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在总储蓄中占比最高，2017年占比47.3%，高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36.4%，远高于金融机构部门的9.2%和政府部门的7.3%。从趋势上看，住户部门在储蓄中占比呈现下降态势，目前占比较2000年的高位下降8.6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非住户部门储蓄占比有所上升。在非住户部门中，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占比上升明显，对冲非金融企业储蓄占比下降的影响，推动整个非住户部门储蓄占比上升。
从储蓄增长方面看，2001-2017年，我国非住户部门储蓄年均增长16.42%，高于住户部门2.62个百分点，这促使非住户部门在总储蓄中占比上升。在非住户部门中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储蓄增长最快，但由于政府部门储蓄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其增速波动较大。我国政府部门储蓄的大幅增长得益于充足的财力支撑，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国政府部门财政收入的增速始终高于经济增速，有些年份甚至能高于经济增速两倍以上，随着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降至个位数，政府部门储蓄有所下滑。
二、分部门储蓄及结构情况
1.住户部门储蓄
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缓慢下降，但仍处较高水平。在整体居民储蓄率下降的背后，存在着一些地域性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城乡之间的差异；此外，东北华北住户存款相对富余，中西部地区相对短缺。从住户人群结构来看，收入的不平等带来储蓄率的结构性差异，我国收入最高10%城镇居民与收入最低10%城镇居民之间的储蓄率差距始终在20%以上；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在流量上的储蓄率差异，最终会导致存量上的储蓄（财富）分布越来越不平等。
（1）居民储蓄率缓慢下降，但仍处较高水平
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缓慢下降。我国居民储蓄率（住户部门总储蓄/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在2000年后经历了一段高速上升期，从2000年的31.1%快速升至2010年的42.1%；而此后则开启了缓慢下行的通道，到2017年，居民储蓄率已降至36.2%，较最高点下降5.9个百分点。
居民储蓄率下降是多种因素集中反映的结果。一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尽管我国出生率在下降，但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总抚养比自2010年以来依然稳步上升，而劳动力适龄人口比重则稳步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意味着拥有通过工作取得合理收入的居民占比将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无收入来源但仍保持消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储蓄率必定逐步下降。二是社保体系不断完善。居民从政府获得的社会保障收支净额（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社会保险缴款）从2010年的500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6057亿元，占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2.06%上升到3.22%。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会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弱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使得预防性储蓄减少。三是消费金融快速发展。随着我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提高，居民信贷消费市场逐渐发达，许多居民开始利用借款的方式进行消费，包括短期赊销、分期付款购买住宅和奢侈品和信用卡信贷等。2019年末，中国居民消费性贷款余额为43.98万亿元，较2010年末增加4.86倍。消费借贷约束的缓解有利于居民储蓄倾向的下降。
尽管在持续下降，但从国际上看我国居民储蓄率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OECD数据显示，2017年其成员国中居民储蓄率最高的三个国家分别为卢森堡（16.1%）、瑞典（13.3%）和墨西哥（13.0%），绝大部分国家居民储蓄率在10%以内，包括英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甚至为负。我国居民储蓄率较OECD中最高的卢森堡而言仍在2倍以上。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勤俭持家，未雨绸缪，居民一直有储蓄的习惯；二是过去数十年房产是我国居民主要的投资方式，而这一部分在剔除了当期以租金计算的消费以后大部分都计入了居民储蓄。
（2）城乡居民储蓄率差异显著，东北华北存款较富余
在整体居民储蓄率下降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些地域性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城乡之间的差异。
城乡居民储蓄率及其变化趋势均存在显著差异。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8063元，由此计算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为33.75%；而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3328元，由此计算的农村居民储蓄率仅为16.81%。城镇居民储蓄率是农村居民储蓄率的两倍，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更多是由城镇居民的高储蓄所造成，这也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而从变化趋势来看，差异则更为显著。从2013年到2019年，农村居民储蓄率由20.62%降至16.81%，而城镇居民储蓄率反而是上升的，由31.41%升至33.75%。由此可见，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方向完全相反，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整体下降主要是由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所造成。
除城乡差异外，居民储蓄在各省份之间的分布也同样值得关注。其中，对于储蓄存款分布进行分析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我国居民储蓄中，新增存款和实物投资是主体，相较于实物投资来说，居民部门新增存款的增长更能反映其他部门获得居民储蓄资金的能力；而实物投资尤其是购房行为往往会增加债务，进而使得用于归还债务的被动储蓄增多，资金难以提供给其他部门。
东北华北住户存款相对富余，中西部地区相对短缺。从2019年住户存款分布来看，新增存款规模最大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然而从住户存款增长率来看，这些省份普遍并不高。相较而言，通过比较新增住户存款占GDP的比重，更能反映居民储蓄存款对区域发展的资金支持作用。比较该指标可发现，东北华北地区新增住户存款相对最富余，排名最靠前的是辽宁、黑龙江、河北、吉林，且上述省份还具有较高的住户存款年增长率，此外北京、天津同样排名比较靠前；新增住户存款相对最短缺的多为西部省份，排名最靠后的是西藏、贵州、青海、海南、云南，且上述省份住户存款年增长率同样是最低的。
（3）收入的不平等带来储蓄率的结构性差异
收入的不平等造成居民储蓄率的结构性差异，同时较大的收入差距本身也是造成高储蓄的原因之一。从我国来看，依据几次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可知，我国收入最高10%城镇居民与收入最低10%城镇居民之间的储蓄率差距始终在20%以上。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为例，2013年我国收入最高的城镇居民储蓄率接近50%，而收入最低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仅为20%。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我国居民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从储蓄的分布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调查数据显示，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储蓄率为60.6%，其储蓄金融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处于收入分布95%以上分位数的家庭储蓄率为69.02%，其储蓄金融占当年总储蓄的61.6%。因此，我国居民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现行促进消费的政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不大。
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在流量上的储蓄率差异，最终会导致存量上的储蓄（财富）分布越来越不平等。招商银行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从2010年到2018年，可投资资产超过1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由63万人上升到197万人，同时高净值人群的人均可投资资产规模由0.28亿元上升至0.31亿元，这使得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以年化20.2%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高净值人群的资产规模在全部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中的比重已由2010年的22.2%大幅上升至32.1%，增加近10个百分点。可见，我国整体居民储蓄率的下降难以阻挡快速的“造富”进程。
2.政府部门储蓄
政府部门储蓄率整体呈上升态势，近年来有所下滑。从政府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存款看，近年来我国政府存款增长较快，其中公积金、社会保险基金等机关团体存款占比较高。同时，各地区政府存款余额差异较大，地区间不平衡现象突出。
（1）政府部门储蓄率整体呈上升态势，近年来有所下滑
从趋势变化看，政府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9.4%，攀升至2007年的29.9%，2008-2014年在26.4%-31.0%间波动，随后下滑至2017年的19.0%。政府部门储蓄率波动较大，是因为和住户部门相比，政府部门储蓄具备更多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特征。整体来看，政府部门储蓄率、储蓄占比和储蓄增速均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有所下滑。
（2）政府存款以机关团体存款为主，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存款占比较高
根据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政府存款包含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性存款两部分。其中机关团体存款指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军队、武警部队、团体法人存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定活期存款以及上述单位委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委托业务沉淀在银行的货币资金；财政性存款是政府预算年度结束后留存累积的财政资金。
截至2019年末，我国政府存款余额约为33.9万亿元，其中机关团体存款29.8万亿元，财政性存款约4万亿元，
机关团体存款占比为88%，占政府存款的绝大部分。从历史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政府存款整体增长较快，2012年以来的年化增速约为11.6%，主要由机关团体存款增长带动，2012年以来机关团体存款年化增速约为12.2%，而财政性存款的年化增速只有7.6%。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政府存款增长动能整体呈现下行趋势，2019年的增长率仅为4%，低于各项存款约7%的增速。
机关团体存款中公积金存款和社会保险基金存款占比较高，二者合计占比大约在45%-50%之间。目前机关团体存款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住房公积金中心账户存款，截至2018年末，住房公积金年末缴存余额约为5.8万亿元，占机关团体存款（28.58万亿元）的20%。二是以财政专户形式存在的社会保险基金存款，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年末滚存余额约为8.9万亿元，其中大部分以财政专户存款的形式存在，估算该部分存款约占机关团体存款的25%-30%之间。三是中央和地方各类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财政收支之外的自收自支行为导致的商业银行存款，包括卫生系统、政府机关、军队、教育机构等。
（3）政府存款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从地域分布看，各省市政府存款分布差异较大。截至2019年底，政府存款余额排名靠前的五个省市分别为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其政府存款约分别为4.2万亿元、3.7万亿元、3.2万亿元、2.5万亿元、1.7万亿元，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12.36%、10.98%、9.35%、7.34%、4.85%，这五省市合计占全国政府存款的45%。而排名较靠后的五个省市分别为宁夏、青海、海南、西藏、天津，五省市政府存款合计仅为1.17万亿元。政府存款的地域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财力。整体而言，无论是广义政府存款，还是机关团体存款、财政性存款，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相应的财政债务压力也较小，而以西藏、青海、甘肃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存量较少，财政压力也比较大。
3.非金融企业存款
非金融企业存款是指工业、商业等各类企业存放在金融机构的资金。不同于居民存款和政府存款，国内非金融企业存款主要体现为企业贷款的派生存款。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存款总体增长较慢，企业存款地区间差异较大；大中型国有企业存款占比较高，而中小微企业存款占比较低。
（1）近年来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长缓慢
根据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截至2019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为62.11万亿元，国内企业存款主要来源于贷款派生。历史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存款整体增长较慢，2014-2019年增速分别为10.37%、16.72%、8.01%、3.79%、5.75%。横向比较看，2012年以来非金融企业存款的年均增速约为9.18%，而同期全部国民存款的平均增速约为10.69%。从原因看，企业整体经营效益下滑、房地产销售低迷、金融去杠杆等多重因素推动企业部门存款增速持续下降。
全部非金融企业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两部分，其中，活期存款为23.52万亿元，定期存款37.23万亿元，两项存款占比分别约为38.71%和61.29%。以2017年国家推动去杠杆政策为参照时间，2014年以来，企业定期存款占比经历先降后升变化，而企业活期存款占比经历先升后降变化。2017年以来，国家开始通过降非标、严监管等举措降低宏观杠杆率。在宏观杠杆率组成部分中，企业部门负债率最高，当年高达到159%，因此，企业部门是宏观杠杆率治理的重中之重。去杠杆叠加定期存款利率升高、银行表外资金回流表内等因素推动企业活期存款转向定期存款。从融资难融资贵现状来看，在企业全部存款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比较高，而中小微企业占比较低，中小企业天然存在负储蓄行为。
（2）非金融企业存款地区差异较大
从地域分布看，各省市非金融企业存款分布差异较大。截至2019年底，企业存款余额排名靠前的六个省市分别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企业存款分别为8.7万亿元、6万亿元、5.8万亿元、5.6万亿元、4.5万亿元、5.6万亿元，合计约为33.94万亿元，六个省市合计占全国企业存款的58.01%。而排名较为靠后的六个省市分别为甘肃、黑龙江、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六省企业存款合为1.61万亿元，仅占全国数据的2.74%。企业存款的地域差异主要反映了不同省市企业的竞争能力和财务实力。整体而言，企业存款主要集中在北京、长三角、广东等经济发达区域和企业总部集中地。
三、总体判断及政策建议
1.总体判断
多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国民储蓄率仍处于高位。从储蓄结构看，我国住户部门在国民储蓄中占比最高，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储蓄占比上升明显。我国较高的住户储蓄占比和住户储蓄率，主要的原因可能包括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保障的变化、收入的不平等以及住房改革等情况。政府部门较快的储蓄增长，可能与多年来财政收入的增速较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转变所带来的政府消费支出的下降有关。从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较高的政府储蓄或反映了较低的财政支出。而我国政府消费相对较低应主要受以下因素驱动：一是政府更注重公共投资而非公共服务的支出；二是社会支出较低，尤其是在公共教育、公共健康以及社会援助等方面；三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处于初期，老年人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预计未来这一比例的提高将增加养老金支出的压力。
近年来国民储蓄率已呈下降趋势，居民、政府储蓄等逐步下行。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保体系不断完善、观念改变下的消费金融快速发展等带动居民储蓄率不断下行；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也在减少政府储蓄；近年来我国企业存款总体增长较慢，而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服务业不断发展），企业储蓄或将温和下降。
地区间储蓄分化较大，居民群体间存在较大结构性差异。从地区结构看，住户存款上东北华北地区相对富余，中西部地区相对短缺；政府存款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而以西藏、青海、甘肃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存量较少；企业存款余额排名靠前的六个省市分别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合计占全国企业存款的58.01%，排名靠后的六个省市分别为甘肃、黑龙江、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合计存款仅占全国数据的2.74%。从住户人群结构看，城乡居民储蓄率差异显著，城镇居民储蓄率是农村居民储蓄率的两倍；我国收入最高10%城镇居民与收入最低10%城镇居民之间的储蓄率差距始终在20%以上，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在流量上的储蓄率差异，最终会导致存量上的储蓄（财富）分布越来越不平等。
除了得出上述结论外，在梳理储蓄结构过程中得以发现的一些问题也格外值得深思，诸如：居民部门如何进一步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政府部门如何有效利用政府存款中的占比较高的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企业部门如何更有效地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以及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储蓄差异如何弥合？等等。尤其是在当前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极大冲击的情况下，上述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由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化解相应问题则可作为助力经济修复的有效手段。
2.政策建议
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助力经济修复和居民生活回归正常，我们建议可从“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出发，通过激活“两金”（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刺激消费、增加对低储蓄家庭和地区的转移支付及补助力度、继续加大对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和融资支持以及不断增加医疗、养老金和教育支出等方面入手，长短结合，精准施策。
第一，激活“两金”（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刺激消费，助力经济短期修复。目前，“两金”在政府存款中的占比较高，存在较大的可利用空间，可通过适当的方式激活再利用。在住房公积金方面，建议各地区根据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需要，进一步延长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暂缓缴纳甚至暂免缴纳住房公积金；扩大公积金适用范围，缩短提取频率；盘活存量推进住房公积金资产证券化，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在疫情防控、政策纾困中的支持作用。在社保基金方面，一方面盘活政府存款中占比较高的社会保险基金，加大“免、减、缓”力度。将当前对企业实行“免、减、缓”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单位缴费的短期政策变为中期政策，在疫情持续期间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另一方面，考虑到社会保障基金战略性储备资源属性，建议动用部分现有积累资金，弥补湖北等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省市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基金缺口；补助受疫情影响失业、但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条件的未参保失业人员；补助受疫情影响暂时未能就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等，兜底民生保障。
第二，增加对低储蓄家庭和地区的转移支付及补助力度。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虽仍处于较高水平，但居民间储蓄分布极为不均，并非家家有储蓄，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因此，我国居民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财富金字塔效应较为显著。同时，从国际对比看，虽然我国贫困家庭的储蓄率相对较低，但仍高于其他国家贫困家庭的储蓄率，表明社会转移不足，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此次疫情，将对低储蓄的家庭和居民造成更大冲击，并将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提升储蓄的不均等化。为避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增强消费刺激力度，建议一是短期内可加大中央对低储蓄农村和城镇家庭、西部地区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力度，并在长期逐步建立起稳定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将增量补贴与提高贫困人口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积累目标相结合，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针对老百姓的直接转移支付，或能释放出巨大的发展红利，降低我国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助力短期经济修复和中长期经济转型。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对低收入家庭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可以有效转化为消费。对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进行补贴，用于消费的比例高达82.9%，而将补贴全部用于消费的家庭占比高达86.5%。二是可利用个人收入和专项附加申报系统，对目前没有享受抵扣的年综合所得在6万元以下的家庭和个人，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赡养老人、房贷房租等支出发放额外的特殊困难补助，让贫困家庭也享受税改红利，助力消费提升和减少收入差距。
第三，继续加大对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和融资支持。近年来非金融企业部门存款增长缓慢，大型企业存款状况好于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下，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受损害较大，其复工复产和持续经营对“六稳”工作至关重要。疫情发生以来，在政策引导下，金融机构通过倾斜信贷资源、实行优惠利率，切实下沉授权、优化信贷政策，创新专项产品、提供综合服务，支持债券发行、保障资金供应，放宽贷款展期、减轻客户负担，丰富线上服务、提升服务质效等政策“组合拳”帮助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取得明显成效。为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助力经济平稳过渡，政策要继续从减税降费、融资量升价降、延期还本付息、提高不良容忍、强化信用保护、提高服务效率等多方面入手，继续强化对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扶持，促进其存款状况的改善和减少其对内部储蓄的依赖。同时，考虑到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企业受影响较大，甘肃、黑龙江、海南、青海、宁夏、西藏等地区企业存款水平较低，自我修复能力偏弱，可相应针对此类地区的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和融资支持力度。
第四，不断增加医疗、养老金和教育支出。提高医疗保障支出和养老金支出对增加消费和减少预防性家庭储蓄有较大影响。此外，需要继续进行户口改革，以确保流动劳动力能够获得相同的社会保障。增加教育支出，通过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降低储蓄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