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急剧变革，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长期的战争实践，培育了大批兵学家，产生了丰富的军事著述。后世所谓“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属于这一时期的就有“五书”。孙武、孙膑、司马穰苴、吴起、尉缭等军事家有兵书专著，孔丘、管仲、墨翟、商鞅、荀况等思想家、政治家也有大量议论军事的篇章。他们议政谈兵，百家争鸣。在他们极富哲理的军事理论著述中，论述了战争、战略和战法，还论述了军事制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军立制的思想和原则，为我国古代军制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军制思想，主要反映在《孙子》、《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等兵书和《管子》、《商君书》、《荀子》等法、儒著作中。这些著作的思想、内容和论述问题的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通而观之，几乎对先秦军制的各个领域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一、强兵是立国之本，富国是强兵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激烈而残酷，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莫测。生活在战争漩涡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莫不认识到“强兵”是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孙子》开宗明义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它强调“五事”、“七计”，实质上是主张只有建立一支将帅足智多谋、组织编制完备、法令切实执行、兵众实力强盛、士卒训练有素、赏罚严明有信、物资供应充足、管理制度健全的强大军队，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保卫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管子》把发展壮大军队作为齐国中兴、实现霸业的根本途径，明确宣称“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进而提出“作内政以寄军令”的主张，把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结合起来，建立强大的军队，形成“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威震天下的军事力量。
怎样才能强兵呢?管仲提出“国富者兵强”。在他看来，战争是国力的较量，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养兵、练兵、武器装备等所需物质财富方面胜过敌人。他说
“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而富国“必先富民”、“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
《吕氏春秋上农》说得更明确，“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富国强兵”思想，成了当时各国建军立制的指导原则。齐国的霸业，秦国的强盛，莫不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
ニ、军必有制，制必先定
《孙子兵法》提出的基本制胜因素为“五事”，“五曰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就是说，必须建立健全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职权，军用物资供应与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能建成强大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尉缭子》主张“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入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它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各种制度，平时才能不散不乱，行动统一，纪律严明;战时才能令行禁止，冲锋在前，协力作战。
《尉缭子》所讲的“制”，包括军事领导体制，军队组织编制和将吏选任、任务区分、训练教育、指挥信号、行军宿营、军纪军法、戍边作战、奖励惩罚、军械财用、军务管理等等制度。而反映这些制度的则是要制定和实施各项治军条令，如书中列举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教令、兵令等等。它认为按照这样的条令规章治理和训练的军队，就能“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万”，“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三、军权集中，将必忠王
军权集中于国君，将帅必须“忠于王”，服从国君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领导体制的特征。《孙子》着重强调，国君是最高统治者，将帅士卒都必须服从国君的意愿，以国君的意志为意志。它说，
“治军必有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尉缭子》指出:“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念，主上之操也”。
即国君有主宰军国大政的权力，臣下只能服从效命而已。孙膑主张，将帅必须“忠于王”，“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他用“弩矢其法”比喻君、将、卒的关系，“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这就是说，国君居于统帅地位;将帅受国君操纵，并指挥、控制士卒;士卒则按将帅号令行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兵家们突出强调了“尊主卑臣”，“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这一思想。
四、知将举贤，将贤则胜
春秋中期以后，特别是战国时期，随着世卿世禄制度的崩溃和文武明显分职，选用贤将成为各国特别关注的问题。
兵家十分强调将帅的作用。《孙子》指出: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也”。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尉缭子·攻权》说:“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肢)节也”
将帅德才的良窳，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将贤则胜，将不如则败”兵家认为，不仅自己要有良将，还要了解敌将的情况。兵家们详细论述了为将条件。首先，必须具备为将的基本素质孙子兵法》提出“智、信、仁、勇、严”的“五德”。《尉缭子》提出，将帅的表率作用，就是凡要求部下作到的，将帅必先作到，军令要率先遵守，行为不能特殊，生活同甘共苦。它认为将帅身先士卒，就能把士卒调动起来，生死与共，克敌制胜。
兵家们提出的选将原则是“举贤任能”、“固能授职”。《尉缭子》说:“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孙膑兵法・篡卒》说:“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算贤取良也。”《萄子》主张，“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六韬》强调，“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固能受(授)职，发挥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这就是说，任用将帅，要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各取所长，还要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并要把此作为一项根本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提出的严选慎用将帅的思想，其中，有的反映了他们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但是，他们植根于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和长期残酷的战争实践，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总结了战争的胜利经验和血的教训，并用以指导建立新的选将制度，因此，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定义。
五、定选武士，简募良才
春秋中后期，改革田制和军制，废除奴隶不能当兵和充当甲士的限制。到战国时期，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兵役扩大到广大农民阶级。为建立强大的常备军，对士卒的挑选逐渐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重视的问题。
《管子》较早地提出“定选士胜”的思想。《吴子》提出“简募良材，以备不虞”的主张，不仅坚持“选士”，而且提出“募士”，并列举“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三万，以服邻乱”等事例，论述“简募良材”的意义。《尉缭子・战威》也指出:“武士不选，则士不强。”《六韬・犬韬》和《荷子・议兵》具体阐述了“选车士”、“选骑士”，以及考选“武卒”、“技击”、“税士”等步兵的条件和方法。
此外，《商君书》还提出“故举国而责之于兵”的全民皆兵的思想，平时教育人民尊君勇战，爱国卫城，当城池受敌侵凌之时，就可以把壮男、壮女及老弱都动员起来，编成三军参战。上述“选士”、“募士”及战时动员思想，是当时兵役制度变革、兵源扩大的反映，同时又是郡县征兵制得以普遍推行和募兵制得以兴起的思想基础。
六、明法申令，以法治军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已逐渐认识到“礼不可以治
兵，明确提出“据法而治”，“以治为胜”的主张。一是强调明法申令、以法治军的重要性。《孙子》说: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并明确指出，“法令孰行……赏罚孰明”，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大计。在兵家看来，只有“修吾号令，明吾赏罚”，才能“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 。
二是强调治军必须明赏厉罚，信赏明罚。《吴子》主张、“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管子》认为，只有做到赏罚严明，才能鼓舞士气，“赏罚明，则勇士劝也”。《孙膑兵法》阐明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它说:“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它也特别强调信赏必罚，主张赏罚要及时，“赏不逾日，罚不还面”。
三是主张“刑上究，赏下流”，公正执法。《尉缭子》主张执法要公正，治军要打破等级观念，赏罚要一视同仁，“有功必赏，犯令必死”。
“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圍者，是赏下流也”。
他认为只有“刑上究，赏下流”，才能“诛一人而无失刑”“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使法令得以切实执行。如果执法不公正，赏罚分等级贵贱，“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其令，民之所以不能行也”。“刑上究，赏下流”和“罚不避亲贵”思想的提出，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法制逐渐完善，以法制军思想趋于成熟的基本标志。
春秋以前，被称为“军礼”的军法等级森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也是一个治军的最高准则。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一反传统旧制，强调以法治军，并提出“刑上究，赏下流”，“罚不避亲贵”的思想，这就为包括军功爵制在内的各种军事法令规章的贯彻执行开辟了道路。
七、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春秋战国时期，军制思想中，有关后勤制度的论述也占有重要地位。一是充分阐述了后勤在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孙子认为，只有切实执行有关后勤供应管理各项制度，确保军用物资和武器裝备需要，才有军队的强盛和战争的胜利。二是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供给主张。战争依赖于物力，不免有巨大的物力消耗。孙子认为，武器装备要由本国制造、准备，便于长短轻重合用，战士练习掌握;粮秣要在敌国就地取用，以及时补充自己，并消耗敌方。实行这样的制度，就可以保障部队在战争中的食与用，造成战争优势，实现胜利目标。
三是强调加强武器的制造与管理。《管子》认为，“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它强调重视武器装备的生产与管理，因此，要精心选材，精心制造，选用天下精良的材料挑选天下优秀的工匠，制作适用的武器装具。要建立严格的试验、检查和保管制度。四是主张在部队设置管理后勤事务的职官。《六韬》提出了在将帅的募僚机构中设置后勤官员的主张，即设地利3人、通粮4人、股肱3人、方士2人、法算2人，以负责研究地形、行军路线及安排扎营;筹划粮草银饷供应;主持修路、掘壕、筑垒;负责医疗救护;管理财务会计等事务。他认为，部队建立了这样的后勤管理制度，后勤工作就可以正常开展了。
八、结语：
综合观之，基于古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激烈的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进步显著，把我国古代的军事制度由原始阶段推进到科学的阶段，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起质的变化是在战国时期。
在这四五百年历史时期内，军事领导体制由宗法贵族分割军权进至国家统一集中;实行将相分职使军事职官系统相对独立，促进军事的专门化;由单纯的车战发展为步战、骑战、水上和攻城等的多种战争方式，在车徒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步骑、车、舟的多兵种;各种兵器不断精进，钢铁兵器的使用与弩的发明，齐备了冷兵器的基本种类。
郡县征兵制的推行和募兵制的初步出现，确立了我国古代两种基本兵役制度;由以田猎为军事演习的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军事教育训练进至专门的军事训练普遍施行;军队组织编制不断地臻于严密完备;军事号令、条例的制定促进了军事成文法的形成;军赋制度和其他后勤保障制度，也由创立到完善。从战争实践中发展、形成的军事理论，其中包含了不少精辟的军制思想，为此后军制不断发展、完善起着指导作用。这些成就，无疑，为我国往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军事制度的发展既创立了规模，也奠定了基础。
主要参考资料：
《管子・治国篇》。
《孙膑兵法・将德》。
《管子・立政、七法》
《尉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