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桌椅
所谓“家具”顾名思义就是家庭用具，在我国古代主要指日常起居使用的席、床、案、柜、屏风等物。“家具”一词出自唐代《晋书·王述传》：“初， 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古人都习惯席地跪坐，床作为坐具，与矮榻并用，与之相配的几案等家具也都是低型的。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而至唐代，古人传统的起居方式由跪坐转向垂足而坐，出现了椅子，床开始有了与如今差不多的睡觉卧具形制，其他家具的高度也相应升高，高坐高起居的生活方式为上流社会所接受。到了宋代，垂足而坐的日常起居方式渐成常态，多种多样的高型家具得以广泛普及和不断发展，深受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影响。
宋代“崇文抑武”的政治环境为高型家具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宋代始于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319年的统治期涵盖了北宋、南宋以及与之对峙的辽、金、夏等少数民族的政权。赵匡胤吸取晚唐灭亡的教训，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武将的兵权，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中央君权。
餐桌
获得重用的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迎来了文人治世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由此可见，对外军事与政治表现疲弱的宋王朝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内部政治环境，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平民百姓普遍安居乐业，高型家具就有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和谐良好的文化环境促进了起居方式的划时代变革
宋代以文治国的政治体制注重人才选拔和言路畅通。平等竞争的科举制和避免独断专行的台谏制引导了自由宽松的社会风气，促进了新鲜事物自上而下的传播。在宋代，随着新儒学的兴起，佛教不复前朝的繁盛，儒释道三教不断融合，佛教儒教化，佛教文化中的垂足而坐形式和高型家具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为方便日常起居生活，民众充分发挥智慧创造才能，对高型家具进行了从实用性能到结构造型等方面的全方位升级，推动了其发展进程。
1、宋代的科举制与台谏制助力打破旧观念
在宋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无须贵人引荐，同时科举选士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还实行密封考生信息的弥封、誊录制度，力促公平，让更多中低阶层的平民有了读书识字的动力，寒门求仕的积极性高涨。正如《宋史》所言：“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祠堂供桌
同时，“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既牵制相权，又约束君权的台谏制度鼓励被选拔入仕的文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同的观点争鸣碰撞，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言论风气开放，容易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传统的席地跪坐起居形式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人们也乐于改变，接受身心舒适的垂足而坐方式，高型桌子及与之匹配的椅凳坐具被大量应用，普及开来。
2、佛教式微，融入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
不同于唐代“佛道相伴，胡华并举”的外来文化繁盛局面，宋代佛教不断式微。在“崇文抑武”的国策影响下，新儒学迅猛发展，宋儒大多受道学、理学影响，倾向保守循旧，大力削弱佛教的宗教影响力，促进其本土化。
以北宋理学大师程颐为例，他在《论道篇》中直指佛教信徒自私自利：“子曰：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夫何疑焉。佛者厌苦尘根，是则自利而已。”
佛教文化被国之中枢的士大夫文化和因商品经济繁荣而兴起的市民文化融合、吸纳，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卷三》就有描写著名佛教寺院的《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一节，可见寺院中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佛教中垂足高坐的方式和高型坐具逐渐生活化、世俗化，在如此空前的普及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高型坐具及其相配套的各种家具形态提出了便捷、实用的要求，同时在审美上又要不失精致、典雅。这些雅俗共赏的追求，促进了高型家具的种类多样、功能细分和形制完善，以便能够满足居家生活中的各种需求。
繁荣的商品经济为高型家具定型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鼓励经商的朝代，城市商品经济兴盛，城市中出现了独立的“坊郭户籍”城镇人口户籍制度，市民阶层的出现并不断壮大，商品意识深入人心，市民富庶，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发达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相互成就，为高型家具在宋代的定型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1、市民生活富足，追求居家品质
从宋代的各种文献记载中普遍可见，即使是市井中的下层人家也基本能解决温饱需求，而后世的剧院、戏台前身即宋代出现的“勾栏瓦舍”等娱乐场所，表演能人云集献艺，观众人头攒动，文人雅士也积极投身创作杂剧、话本和通俗易传唱的诗词等作品。经济社会要求普及中的高型家具结构简练，功能实用，以便节约生活起居的时间成本。丰沛的精神娱乐生活提升了民众的审美，他们有能力添置家具，同时希望居家生活中朝夕相对的家具美观悦目。
垂足而坐
2、建筑木工方面的科技成就实现了高型家具形制的转变
正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汉代造纸术以外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均出现在宋代。
在建筑木工方面，出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著述中最全面、科学的总结性著作《营造法式》，统一了建筑结构部件、构件间相互衔接、材料估算、工程造价等方面的规范标准。其中花费不少笔墨记述的小木作制度，介绍了可以应用于家具之上的榫卯结构、建筑模具化、制作标准化等框架制造技术。能工巧匠们有意识地在高型家具上使用了建筑框架的装饰手法，有力推动了宋代高型家具形制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特征，也为明式家具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床型坐塌
总结
宋代各种不同种类、功能的高型家具已经广泛普及，如高型桌案、椅凳、床具、柜架等，齐全完备地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的所需，仅椅凳类家具就有靠背椅、扶手椅、宝座等，其中靠背椅尤其流行。
宋代高型家具在“崇文抑武”的稳定政治环境、繁荣和谐的经济文化环境以及高超的建筑木工技能影响下，以结构造型简约实用、审美意趣雅致秀美为特色，士大夫阶层还很注重室内家具整体陈设搭配的相得益彰。由此可见，宋代不仅是传统起居方式由席地跪坐完全转变为垂足高坐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式高型家具大体趋于定型的承上启下重要时期。没有宋代的发展，就不会有后世公认的我国传统家具在明清朝代的巅峰时期到来。
参考文献：
1、王丹阳《浅析宋代社会环境影响下的高型家具》
2、马飞《家具的嬗变——宋代高型家具研究》
3、汪圣铎《宋代社会生活研究》
4、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研究与图像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