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著《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霍布斯鲍姆曾经这样说过，假定19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有一个什么中心主题的话，那就是民族国家。汪晖补充说，它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叙述则是资本主义。在概念的表述且不在意时间先后的情况下，如果资本主义可视为民族国家的孪生兄弟的话，那么它的一众亲戚则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贸易，以及两位看起来非常高贵的亲戚科学与民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西方（欧洲）文明的大家族。当然，这个名单我们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再比如自由、平等、正义等等。
我之所以略带讽刺地把科学比作非常高贵的亲戚，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一直以来存在的对中医究竟是否是科学的争论。中医科不科学真的那么重要吗？进而科学真的可以成为无所不包的标准吗？即使中医不科学——无论是在广义还是狭义理解何谓科学的层面上，难道不科学就得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吗？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很简单，科学既可以是一种力量，但也可以是一种偏见，对中医的否定，不啻是科学主义所造成的蒙昧结果。
如果用“现代性”一词来统括西方自1500年开始的兴起，那么伴随着现代性的演进，或者不妨借用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的描述，西方的成功便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横行于世，一统天下。“原有的抽象单一的普遍性价值，其实只是把欧美的特殊性放大到全人类，强迫全人类接受这种特殊性的抽象状态。由于历史上的霸权关系，就导致了这种特殊性的抽象形态。”由此造成，作为一种囿于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局部性理论和规律，演变成为一种一元论的普遍主义的哲学理念，并以直线式的、单一的、文明的进步史观渗透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进而固化为意识形态领域里唯西方正确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
如此表述，当然不是要否认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事实上，无论我们怎样强调民族性、国别性、地域性，并以后现代标榜我们的意愿和寻求突破，我们都已无可奈何地落入了现代性所编制的罗网之中。问题只在于，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理解现代性？现代性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是否是唯一的出路？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当然有其具体的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变世界，但并不否认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重要性，相反，它认为科学地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必要前提。为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把认识问题放在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如何认识问题，最终决定了如何解决问题。是思想决定行为，而非行为决定思想。
这本书的宗旨就是在认识论上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其前提是，西方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的出路，那种一元论的普遍主义哲学理念不仅在事实层面站不住脚，在理论上也同样不能成立。
对这个前提的分析，书中自有精彩论述，我这里就不赘言了。此处不妨强调一下，之所以长期以来形成唯西方是论的思维和叙事模式，正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已经深陷在对普遍主义哲学理念的盲目崇拜和偏见之中，其深层缘由似不区分西方和东方，也不区分地域和种族，或许这只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心理痼疾。科学主义蒙昧的一种表现，便是我们把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知混为一谈，把对自然科学的崇高信念随意嫁接到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摆脱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但社会科学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对任何社会和人文观念，我们都不能也不应脱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否则很容易流于空谈。世界不是由抽象的观念构成的，相反，世界是情境化和历史化的，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作者提出一种多元论的普遍性主义观点，综合本书论述，大致归纳如下（意思有重复）：
差异化是普遍的，而非普遍性是普遍的；普遍性并非高于特殊性（个殊性）；普遍性是连接特殊性的媒介；普遍性作为关系（标准、原则）而存在；普遍性本身无意义；特殊性之间是平等的；普遍性不普遍，特殊性亦不特殊。
通俗地理解，即普遍性愈普遍，则共性愈少。共性愈少，则理论愈抽象。理论愈抽象，则与现实的距离愈远，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愈弱，局限性就愈强。其极端表现，便属于纸上谈兵，百无一用。多元论的普遍性，其要旨在于将普遍性视为一种关联不同特殊性的媒介，它仅仅起一种桥梁作用，而非具体的包治百病的解决方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它同样是基于欧洲现实提出的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属于历史经验的局部总结，究竟适不适用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理应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生搬硬套，照本宣科，否则就会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观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味把西方的普遍主义当作灵丹妙药，从而导致失败的案例亦比比皆是。
这里的重点在于从哲学层面摈弃对普遍性和普遍主义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认识到多元论的普遍性是对传统哲学概念与范畴的升华和突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这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在当下全球范围内的疫情期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上述对普遍性的论述审视一些流行的观念，许多看上去永远正确的漂亮话，其实深究起来都经不起推敲，起码我个人相当排斥这些不着边际的论调。像什么“一个国家最大的善，就是对待弱者的态度或者一个国家最大的善，决定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诸如此类。这些论调毋宁说都犯了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毛病，迎合且助长了人们喜欢泛泛而谈、大而无当从而缺少逻辑一致性的心理。特别是当这些类似的观念与意识形态混杂在一起的时候，纵观近期无论国内、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真可谓五花八门、怪象丛生，一幅魑魅魍魉、群魔乱舞的图景。我们尽可以大谈自由和民主，高喊平等和正义，但实际运用起来，根本就是另一回事儿嘛。在病毒面前，什么美好高雅的理念，一律斯文扫地，原形毕露。说白了，救人才是硬道理，其它的统统都是鬼话。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平心而论，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显而易见整体上要优于其它国家。如果对这个事实都视而不见，大概也只能说是别有用心了。摆事实也好，讲真话也罢，但别忘了真话不一定等于真相，真相也不一定等于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和真话取决于你如何认识和解释“事实”和“真话”，说到底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内心阴暗，这个世界处处是黑夜；胸怀宽广，这个世界便从来不缺阳光。
所以，本次疫情，与其说是一个灾难，倒不如说是一个契机。我们应该感谢病毒才是。因为它预示了中国模式的成功，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威力，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成功的路何止一条！而只有站起来，才能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