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際，歷仕明、闖、清，而有“貳臣”之譏的孫承澤在入清之後最終以吏部右侍郎的職位“引疾乞休”於順治朝。退出政治舞臺的孫承澤似乎家貲不菲，在京南梁家園以北、章家橋以西置地建宅，花木扶疏、亭榭錯落有致，堪為京師縉紳圈層的豪宅。按照慣例，孫承澤的豪宅被稱為“孫公園”，“孫少宰承澤故居在章家橋西，名孫公園”。
世事變遷、人事代謝，時至晚清鹹同年間，昔日侍郎宅邸早已淪為一般民居。在鹹同軍亂中崛起的皖籍官僚在朝廷內外形成了強大的軍政力量，然而與皖人政治能量非常不相稱的是京師竟然沒有一所皖籍官僚交遊往還的場域。同治五年（1866），皖籍理學名臣吳廷棟聯絡鮑源深、江人鏡、何慎修、方濬師等70餘名安徽籍官員，聯名倡議修建安徽會館，正如吳廷棟所言：
京師會館之設，所以聯鄉誼也。各省有郡縣會館，又多有通省會館。吾省各府、州、縣，皆分設會館於京師，而全皖尚屬闕如。遇有團拜公舉，輒假他地行之。廷棟等官京師久，熟聞鄉先輩屢議創建，未及舉行。
吳廷棟描述的現象著實弔詭，安徽各府，甚至州縣在京師皆有會館，但時至同治年間，京師竟然尚無安徽通省會館。如果套用今日時髦用語，當時的安徽可能還算一個“散裝”省份，“安徽省”認同尚比較薄弱。
安徽會館內部戲樓
為何呢？這可能需要從安徽建省的歷史談起。清軍入關南下之後，曾於順治二年（1645）改明朝南直隸行政區為江南省，改應天府為江寧府，定江南省治於江寧，設江南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不久之後，清廷又對江南省作調整：
改江南省，設布政使司，置兩江總督轄江南、江西，駐江寧。又設淮揚總督，尋裁。及江寧巡撫，治蘇州。又設鳳廬安徽巡撫，尋裁。十八年，分府九：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淮安、揚州，直隸州四：徐、滁、和、廣德，屬安徽，江南左布政使領之。
上述這段史料在很多專業性研究和通俗文史文本中都被多次引證過，但文中所提及的“鳳廬安徽巡撫”並非後世意義的那種常設性，幾乎可以等同為地方官職的“巡撫”，而是如同明朝制度中的那種差遣性質的軍事職務，而且很快就被裁撤。在軍政為主的清初，作為行省的安徽是不存在的，後世安徽省境基本由江南省直接統轄。
在順治年間的江南省行政設計中，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淮安、揚州九府，以及徐州、和州、廣德四州是歸江南左布政使司管轄，康熙元年（1661），清廷始設安徽巡撫，駐節安慶，但其軍政色彩仍然較濃。康熙六年（1667），朝廷將左布政使司改稱為安徽布政使司，但其衙門仍設於江寧（南京）。
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作為安徽省民政最高長官的布政使司衙門才從江寧移節安慶，這著實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嘉慶八年（1803），安徽巡撫才獲得一般巡撫都有的提督關防銜，至此安徽省制才真正完備，這個過程經歷了150餘年。
江南通志
與安徽省建立相應，原先江南省的另一部分也形成了後世所謂的“江蘇省”。清廷在江南分省的操作中，並未遵循文化風俗標準，而是純粹基於軍政考慮，將江南省東西分割，故而造成了安徽與江蘇兩省境內的南北殊異，至今影響仍在。時人曾言，“本朝削平天下，設制府於江寧，而以皖、吳為前後戶，分都御史持節鎮之，財賦則吳為重，阨塞則皖為要，經畫之道於古尤宜”，“安徽負江淮之勝，面潛霍之勢”，如此與江蘇互為牽制，方才達到清廷對南方控制和榨取的目的。
雖然安徽省終究建立了，但是安徽士林卻一直沒有形成明確的省籍認同。康熙朝和雍正—乾隆朝，朝廷都曾敕修《江南通志》，而並無獨立的安徽省志，可見當時主流觀念並沒有安徽省籍認同。成書於乾隆元年的《江南通志》在其“凡例”中，也是反覆強調江南“全省”、“本省”意識。頗有影響的輿圖書籍《乾隆十三排》中也是將安徽、江蘇視為整體的“江南”，而並未畫出省界。
獨立的安徽省志直到晚清道光年間才正式纂修，其促成者是道光三年由安徽布政使被擢升為皖撫的湖南人陶澍。道光五年，陶澍以“安徽夙稱文物之區，涵濡德化”，但一直沒有獨立省志，向朝廷建議在安慶設局纂修省志。陶澍的奏請得到了朝廷允准，《安徽通志》開始纂修，在陶澍和後任安徽官員的共同努力下，道光九年正式成書。
《安徽通志》的纂修凸顯了安徽官紳階層的省籍意識已經漸漸形成，地方史志成為安徽士林共同的文本圖騰，當然這樣的認同也僅僅限於官場士林，當然也是薄弱的。在地理意識上，《安徽通志》也一改先前《江南通志》中江南整體觀念，對皖省疆域輿地有著明確的主體認同表述，明確安徽省轄八府、五州，“東界江浙、南界江西、西界湖北、北界河南，由中原而南一大都會也”。在輿圖繪製上，《安徽通志》中的地圖明確了安徽省界，與江蘇有明確的劃界，繪製了全省地圖和省城安慶“省城圖”。
安徽省界
《安徽通志》的纂修得到了京師及各省皖籍官員的支持，也足見這些人內心明確的“安徽認同”。道光朝的安徽高官曹振鏞在為《安徽通志》作序中有一段非常自豪的讚辭：
安徽自分省後，志乘未有專書，僅附見《江南通志》，其時設局金陵、於皖江事實採輯不無缺漏。······重學宮而列之壇廟，繪水道而兼及名山，驛傳則補詳鋪遞，選舉則別標仕籍。凡夫戶口、物產、鹽法、榷務、險扼要衝、湖陂堤堰，莫不如堂觀庭，如掌見指。······獨八公、九華，大江、長淮景其高深而同其流峙也哉！
曹振鏞的觀念在當時的皖籍官員中比較普遍，皖省官場士林對“安徽”的認同似乎已經超過了“江南”的整體認同。晚清鹹同戰亂，江南備受兵燹，安徽亦莫能外，但是皖籍官員也因淮軍在戰場上的赫赫戰功而崛起於帝國政壇。
隨著京城皖籍官員勢力的增長，安徽會館的修建也自然被提上議事日程，這與當年的《安徽通志》的纂修同樣是強化安徽省籍認同的舉措。在皖籍名臣李瀚章、李鴻章兄弟及理學名臣吳廷棟等人的主持下，京城內外皖籍官員踴躍解囊，共籌得三萬三千餘兩銀子，購得孫公園一帶數十處房產，改建為安徽會館，竣工於同治十年八月。同治十一年（1872）、光緒十年（1884），安徽會館又進一步擴建，最終修建成三個大院落、中有夾道相連的園林式建築體。
北京安徽會館鳥瞰圖
光緒十五年（1889），因周邊建築火災，殃及安徽會館，其中院、東院等均受到嚴重損壞。皖籍官員對此痛心疾首，籌謀重建。在京皖籍官員孫家鼐等人致信直隸總督李鴻章，稱“溯查省館創建費用三萬餘金，今館中房屋精華，俱成灰燼，所餘者前路大門，後路花園而己。若欲光復舊規，非二三萬金不可。籌劃鉅款，斷非京員函致外省所能集事，亦非中堂倡首不可。”
在李鴻章的主導下，京內外安徽官員又募集了兩萬餘兩銀子，著手重修安徽會館，光緒十六年（1890）八月竣工。重修後的安徽會館，依然光華京城，正如李鴻章所言，“由興而廢，既廢而興，皆有所積累以浸至於美備”。
安徽會館成為在京和旅京安徽籍官僚士人的重要活動場所，也是強化安徽省籍認同的文化權力運作場域。為了激勵皖籍士人和強化本省認同，安徽會館還設置了很多具有安徽“鄉土神”色彩的鄉賢祭祀，這些都是生前死後受過歷朝的封贈或崇祀的安徽名人。
李鴻章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京師安徽會館正中大門第三進的神堂除了供奉鄉土神祇之外，還供奉著文武帝君、閔子、朱子牌位。閔子和朱子並祀，這是非常有考量的。雖然安徽建省時間已經不算很短，但是不可否認，皖省境內南北文化風俗差異極大，官僚士人階層雖然有了明確的一省認同，但是民間社會仍然難以整合，皖省境內的皖南、皖北、皖中三種文化風俗，造成了一種“散裝”疏離感。李鴻章等皖省大僚將生於皖北蕭縣，與安徽宿州關係甚深的孔門賢人閔子和籍貫皖南婺源的朱熹並祀，其整合南北的意圖不言自明。
作為一個因軍事政治因素而形成的省籍行政區劃，安徽有著其先天的“散裝”特質，一百餘年前的李鴻章等人做了很多整合的努力，但似乎效果終究不大，時至今日，省域境內依然南北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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