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大約1800年前，管寧和華歆是同學。鋤菜時，看到地上有一片金子，管寧當成沒看見，華歆撿起來丟了出去；有貴人路過門口，管寧又當沒看見，華歆放下書本就出去看。後來管寧主動把坐席割斷，說，“你不是我的朋友。”這就是《世說新語》裡“割席斷交”的典故。小時候我沒讀懂，心想：多大的事兒呢？就不能求同存異嗎？後來我發現，人類在想法上的執著，很多時候勝於物質滿足感；當人與人想法上的差距已經大到無法磨合時，割席斷交就成了難免的事。
本次“大流行”以來，朋友圈的撕裂已成為常態。我當然自有觀點和立場，但更令我感興趣的是不同的人為什麼產生了如此重大的分歧和撕裂。在本系列第一篇裡，我猜測是經濟地位和社會身份起決定性作用。正如《共產黨宣言》第一段開宗明義所說：“迄今為止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但細加觀察，有時候，看似學歷背景、社會層次非常相近的群體，也發生了激烈的割裂 ——無論是大學教師，還是金融民工。如果再往細深究個人成長經歷、閱讀經驗和思維軌跡，簡直又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無論如何，多琢磨琢磨人類如何“以群分”還是有意義的。
▌弱者與強者
有朋友跟我說，應該寫寫華人在美國的水深火熱，既有吸引眼球之功效，又可激發民族自尊心。在灣區寧靜如水（一點也不“水深火熱”）的街頭慢跑時，我想了很多：是不是我所在的地方太沒有代表性了？抑或我接觸的人太非典型？但至少我悟到一點：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試圖用短短文章篇幅或個體人生經歷來標籤化描述一整個大國的數億人口，既是不自量力，又是罔顧事實。“盲人摸象”的故事，小學生就懂；但在公共領域的敘述中，以偏概全的努力（甚至未必自知）卻屢見不鮮。我自己儘量試圖避免，卻未必能擺脫這一人類痼疾。
曾經看過一幅漫畫，講華文媒體所描述的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其實是自我想象出來的；客觀來講，對，也不對。對的一面是，作為家庭平均收入高於美國全國平均收入的一個少數族裔，華人在美國的生活質量相對而言是不錯的；在一個眾所公認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地位和人身安全有正相關性。而且，美國社會和中國社會一樣呈現出所謂“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華人聚居之處，往往生活質量良好，社會治安有保障。而不對的一面在於，作為最常見的人群劃分標準，抑或說是“標籤”，膚色、種族在任何社會都是最顯眼的標誌。
當社會矛盾有所加劇時，首當其衝的永遠是人群中的少數派，無論是性取向、還是少數族裔。美國“政治正確”的話語體系已經興起大約三十年，儘管一向有人批判這套體系的虛偽，但至少在表面上體現了對少數、弱勢群體的尊重。疫情在美國爆發初期的一段時間，特朗普總統將病毒冠以“Chinese”（中國的）字樣，確實加劇了美國不少地區民眾對華人的不滿和指責。近年來，民主黨一向譴責共和黨及特朗普總統的“種族主義傾向”以及不夠“政治正確”，而特朗普總統本人的很多越界言論也受到美國國內很多人士的痛斥。總體上，個人觀察，在民主黨執政的州，種族歧視問題大體上要好於共和黨執政的州；正所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這樣的傾向本身也反映了民眾的觀感和立場。
華裔不同於其他少數族裔的一點是，他們不僅僅只是眾多少數族裔之一，更是正處於世界前兩大國博弈的夾縫之間；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指出的“猜疑鏈”的存在，更讓溝通和理解之難雪上加霜。修昔底德曾說過：“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而“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來自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格雷厄姆·阿利森的著作《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他延展了修昔底德的說法，指出崛起的大國對現存的大國即便不直接挑釁，也將因前者的日漸強大而引起後者的猜疑和恐懼，這一猜疑所導致的應激反應將進一步引發前者對後者的敵意。
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是美國華裔（第二代移民）的優秀代表，他最近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專欄被美國各界尤其是亞裔團體廣泛質疑。在文章中他指出，“要證明我們（亞裔美國人）是解決問題方案的一部分；我們不是病毒，但我們可以成為解藥”。結果文章一出，不少亞裔群體指責他不應將解決問題視為展現“美國人氣質”（American-ness）的手段，甚至有人嘲笑他“向白人證明自己是美國人”。
事實上，這輪“大流行”中，美國受傷害最深的族裔群體不是華人，而是非洲裔美國人（黑人）。截止到4月8日，在路易斯安那州，非裔美國人佔了該州人口的32%，但卻佔了該州冠狀病毒死亡人數的70%以上；在芝加哥，約72%的冠狀病毒死亡病例發生在黑人居民中，而黑人僅佔該市人口的30%。原因也很容易理解：黑人群體往往聚居在公寓樓裡，需要頻繁使用電梯；往往需要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而非私家車；往往從事需要人與人面對面的工作，而非舒適的“辦公室”文職；由於整體收入水平低於社會平均，黑人群體的基礎疾病率也高於社會平均水準。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乎？
看似“公平”的疫情之下，受傷害最重的永遠是社會底層、窮困人民。2月份我曾在芝加哥聽過該市第一位黑人女性市長（同時也是同性戀）洛麗·萊特富特（Lori Lightfoot）的演講，言語間能聽出她對少數群體的深深的悲憫和無奈。理論很蒼白，事實更殘酷。歐洲“黑死病”大流行期間，有錢人往往居家去人煙稀少的私家莊園避難，而窮人則流浪在城市街頭，成片地倒下。雖然我很喜歡劉慈欣的名言“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障礙，傲慢才是”，但從社會結構上看，“弱小”和“無知”的族群，受傷害確實是最深的。有視頻總結了疫情初期一些非洲裔美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他們宣稱自己的膚色將給予自己對病毒的免疫能力。現實很快打臉，教訓確實慘痛的：為什麼如此“反智”的言論還有那麼大的受眾群體？啟蒙運動已經三四百年，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卻還遠遠未曾真正到來。文化知識水準與社會經濟狀態在一些群體裡，形成了令人絕望的惡性循環。
▲ 芝加哥市長洛麗·萊特富特（Lori Lightfoot）。 © 孫超
“大流行”初期，由於東亞裔（華裔、日裔、韓裔等）是街頭佩戴口罩的絕對主力，口罩所引發的誤解和歧視確有一些：人類總是對不同於日常的現象心懷恐懼。隨著3月底CDC開始推薦全民戶外佩戴口罩，事實又變成了“歧視”不戴口罩的非洲裔和拉丁裔；而預警意識強烈、口罩庫存充足的東亞裔，又隱隱成了“大流行”新階段中的主流。
不論如何，令人悲傷的是，顯性或隱性的各種歧視現象在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當下這樣的動盪歲月。即便在我國的社交網站上，有時候也能看到針對主流族群以外群體的不友好言論。當道德感開始無力的時候，恐怕只有法治是最後的屏障。我真心希望受到歧視的弱勢群體能勇敢地站出來，堅決回擊，不因事情之小而無視；而各種場景下相對的主流群體也能推己及人，因為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自己就有可能陷於弱勢群體之列。 誠如那段著名的反思：“當他們（納粹）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了，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當然，要想根本改進弱者的狀況，還是依靠自立、自強。國家層面，我們能看到曾經的窮國、弱國，現在騰飛為世界屈指可數的強大政權；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大西洋月刊》最新一篇文章裡的話說，“強大、有效的現代化國家，在必要時能夠集中部署權力，以保護社區、維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族群層面，富裕的族群往往能自顧有餘、互助互惠；而窮困的族群則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一輪“大流行”中，我們可以欣慰地看到自嘲為“打完上半場、繼續打下半場”的在美華人群體，在齊心協力援助祖國抗疫勝利之後，又積極投身到支援所在社區的戰役中。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儘管難於登天，但危難時刻的同舟共濟終究能改善人群之間的隔閡。
▲ 中國人民大學灣區校友會捐贈給當地社區的物資。 © 孫超
從這個角度看，楊安澤的文章應當這麼理解：積極投身社區鄰里，為抗擊疫情貢獻力量無疑是正確的；而面對種族歧視更要勇敢依法回擊，才能贏得普遍的尊重。楊安澤身為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博士，如果能在《華盛頓郵報》那篇文章中更鮮明地指出後者，恐怕就不會遭到如此多的質疑了。（事實上他在接下來的一篇訪談中，反覆強調了這點。）
▌Somewhere People v.s. Anywhere People
再細細想想，族群之分還不足以解釋很多現象，另一個分類方法給我很大的啟發。大衛·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是英國的一位記者、編輯，他在一本書（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裡提出了“某地的人”（Somewhere People）與“任意處的人”（Anywhere People）的概念。《紐約客》的一篇書評說，這個提法是“及時的、部分有說服力的，以及政治不正確的”。
這是非常簡單粗暴的二分法：在英國的場景下，Anywhere People工作在城市，相對年輕、富有，受過高等教育，流動性高，而且包含不同的種族、民族；而Somewhere People則恰恰相反，他們生活在小城鎮和農村，相對年長、貧窮，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流動性弱，而且基本都是白人。前者人數估算下來有25%，後者則有50%（剩下的是中間派、過渡人群）。這一定義在美國、甚至在中國（不考慮人種問題的話）都是接近成立的。我理解，在中國版本下，這叫做“五環內人群”和“五環外人群”。拼多多的黃錚說，“五環內人群”理解不了“五環外人群”。其實反之亦然。十年前申音的《W和L》，講述了中國社會的兩類截然不同的人群；其中有一句這樣寫道：“我們的精英也許和美國同步，草根卻與越南同步。”
在古德哈特的概念裡，Anywhere People主導了精英教育、金融、媒體和政府機關，他們都分佈在倫敦附近；而Somewhere People則執著於他們的本地傳統、國族認同和中下階層家庭價值觀。前者佔據了後者太多資源和機會，無論是教育的、經濟的，還是文化的。古德哈特對後者充滿了溫情，但後者只需要解決方案。然而，現實是，暫時無解。
回到這次“大流行”。
我可以先下一個武斷的結論：Anywhere People打開了全球“大流行”的潘多拉魔盒，而Somewhere People則品嚐了最大的苦澀。作為人類最自然的反應，Somewhere People對Anywhere People投以敵意的目光，難道不是最正常的麼？很多撕裂，由此而來。
“大流行”中，Anywhere People可以在家辦公，甚至可以飛到別的更安全的地方謀一份類似的職業，薪水雖有可能受到影響（對於zoom這樣的互聯網企業，說不定還收入還更豐厚了），卻到不了影響生活的地步；而Somewhere People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忽然一紙通知就發現自己失業了——甚至不僅是失業，而是整個行業的需求都消失了，連再就業的門縫都看不到。
在英國語境下，Anywhere People秉持“進步的個人主義”（progressive individualism），對自治、高機動性（mobility）和創新性看得很重，而對信仰、旗幟和家庭這“三個F”（faith, flag, and family）不屑一顧。機動性是很重要的概念。這次“大流行”中，堅守本鄉本土的多半是Somewhere People，買張機票就“跑毒”的多半是Anywhere People。
國內疫情初期，從武漢到上海、北京甚至歐洲的同胞比比皆是，國內輿論場對他們一度極其不友好。緣何？因為並不是每個武漢人都有能力遠走他鄉、將自己或全家安頓下來一陣子的。要知道，當時大家並無法判斷武漢封城的這“一陣子”將會是77天還是177天。國內疫情後期，“祖國建設你不在，萬里投毒你最快”成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標題，針對的是躲避疫情回國避難的海外留學生和海外華人。事後來看，儘管政治上未必正確，但這樣憤怒的聲討，又何嘗不是Somewhere People（剛剛扛過了疫情最難熬時期的國內民眾）對高機動性的Anywhere People的本能反感？用知乎“公子V”的話說，大家反感的就是他們“把好處全佔了”。
然而，Anywhere People正是當今這個時代有能力、有意願“把好處全佔了”的一群人。“候鳥式”生活——冬天在三亞衝浪，夏天在阿爾卑斯滑雪——這樣的生活誰不想呢？儘管未必說出口，但事實往往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前現代生老病死於本鄉本土的Somewhere低機動性質，對於當今社會高機動性的Anywhere People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你可以聲討、可以嫉妒，卻難以改變。
當然，說難以改變也有點太武斷了。政治，正是人為改變社會結構的武器。以我的預判，這次“大流行”過後，Somewhere People會發起更猛烈的反擊，要麼是在政治和社會上限制Anywhere People的權力，要麼是在經濟上要求更多的補償。在選票國家，這最終會體現在選舉結果上；在非選票國家，這至少會體現在輿論和民眾情緒上。總體上，世界會走向更加“福利化”的方向：中低收入階層要求更多的轉移支付，以及對富裕階層更多的限制。公平與效率的鐘擺，可能會擺向看似更“公平”的一面；“庶民”與“精英”的敵意，也可能會上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還有一系列可能衍生出來的後果，下篇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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