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謝圖
編輯 | 曾宇
鎖國：突如其來
“那明天還能不能去馬丘比丘？”
3月15日，葛林剛剛抵達秘魯印加古城馬丘比丘腳下的庫斯科，就聽到了秘魯封國的消息。而這個問號是他的第一反應。
今年是葛林在紐約就讀數學碩士的最後一年，他下學期就要讀博。原本計劃好的春假旅行，一瞬間被新冠疫情打亂。封國時的秘魯只通報有71例確診病例。在看到新聞前，葛林和旅伴在回住所的路上看到當地人在超市門口排起長隊：“當時晚上九點多，我們還覺得這是什麼奇怪的民風，晚上要去搶購。”他很困惑。
在從酒店員工口中得知馬丘比丘第二天要關門後，葛林大失所望。事實上，除了銀行、超市、藥店等必要商鋪繼續營業，全國其他商業活動全被叫停，所有人要居家隔離15天。
葛林十分煩躁，但依然盤算著隔離結束後再去馬丘比丘。可第二天他就看到了上街執行居家令的軍隊。不僅是庫斯科，秘魯全境都出動軍隊執行隔離和宵禁——而秘魯人已經很久沒見軍隊上街了。
上一任總統庫欽斯基曾明確表示，軍隊的職責不應和警察混淆，但疫情暴發後，一些住在工薪階層社區的當地人，甚至會因軍隊沒來巡邏感到緊張。與此同時，有數萬人因違反防疫隔離規定被拘留。
在“民主化進程”不徹底的拉美，政府使用發動“緊急狀態”的權力並非難事。在去年的抗議潮中，厄瓜多爾和智利就相繼宣佈緊急狀態，軍警在街頭與抗議民眾直接對峙。
1993年，在秘魯前總統阿爾貝託·藤森解散議會、重修憲法後，總統的權力大大擴張，不僅縮減了議會規模、允許總統重選，甚至允許總統直接立法。正因如此，現總統比斯卡拉在疫情來襲時傾向採取行政上較簡單的封鎖，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這時，身處異鄉的葛林終於意識到，可能要打一場持久戰。他開始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封城日記”。
也正是3月15日秘魯封國這一天，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21歲的秘魯大學生Podro剛剛結束在賭場的三個月工作，準備回家開學。
三個月前，正放暑假的Podro來到拉斯維加斯參與 “打工旅行（Work and travel）”項目，選擇到一家賭場工作。沒想到秘魯封國一聲令下，所有國際航班不得入境，他和朋友們瞬間陷入被祖國拒之門外的窘境。
包括秘魯、哥倫比亞和阿根廷在內，許多南美國家的抗疫措施並非逐步收緊。在疫情初露苗頭的時候，他們就迅速採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下令全境封鎖、大範圍居家隔離。“我們沒有很多病例，但防疫手段非常強硬，因為他們（政府）想把病毒控制住，”Podro說，“他們不想再看到擴散了。”
拉斯維加斯也已提高警惕。在Podro的打工項目結束時，大部分賭場已陸續關閉。對Podro和其他秘魯學生來說，許多事讓他們頭疼：學校很快就要開學，手上回國的機票已經作廢，接下來如果食宿需要自理，可能連包機回國的費用都湊不出來。
Podro的J1簽證（短期遊學簽證）很快就要過期，如果他不能及時出境或尋求使館幫助，就會被美國視為非法滯留。在秘魯“鎖國”的兩邊，他和葛林都在思考，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去？怎麼回去？
撤僑：望眼欲穿
在賭場的公寓又住了10天后，3月25日，Podro接到了媽媽帶來的好消息。
Podro的舅舅來自秘魯空軍，他透露很快在邁阿密會有撤僑航班。收到消息的Podro馬上買了機票，第二天就飛到了邁阿密。
3月26日，Podro在邁阿密領事館完成登記手續，住進了指定酒店，和三位同胞被安排進同一間房間。這家酒店裡住著近200名滯留當地的秘魯人。“我們在這裡挺好，唯一的問題是因為沒有航班，可能會待很長時間，”他說，好在食宿全由領事館買單。
“領館還能再支付一些人的庇護花銷，”Podro說，“他們建議人們去別處的領館求助，但問題是別的領館沒有免費食宿。”
Podro抵達邁阿密當天，秘魯宣佈封國延長13天，中國學生葛林仍然困在庫斯科。
那裡兩天前出現了第一例死亡病例：一名來自墨西哥的遊客。庫斯科地區政府宣佈，當地所有新冠病毒檢測試劑已用完。於是，人們更加謹慎，葛林發現超市開始要求顧客戴上口罩。
庫斯科的確診病例一直很低，但葛林懷疑這只是因為檢測能力不足。他每天刷秘魯衛生部的推特，查詢疫情數據，但他不知道這些數據有多可靠，因為無法保證檢測就意味著有無法研判的風險。“就算措施做得再嚴格，大家還是會去超市，這病毒又這麼厲害，誰知道呢，”葛林很擔心。
3月27日，在距離他住的酒店只有兩個街區的青旅，有一位來自香港的老年遊客因新冠去世。“考慮到離我的距離，我們過去兩週去的很可能是同一個超市和農貿市場，”葛林在微博更新裡顯得憂心忡忡，“真的很難不懷疑新冠已經在我居住的附近開始社區傳播了。”
秘魯的醫療資源捉襟見肘。3月28日到29日，秘魯訂購的13萬個快速檢測試劑盒抵達首都利馬，但全國能開展準確PCR檢測的機構只有利馬的兩家實驗室。各地試劑盒告急，要送檢必須到利馬。如果不強力封鎖，政府和疾控部門將很難估計感染的擴散程度。
在全境封鎖中，對疫情不確定性的恐慌情緒也在人間蔓延。葛林給中國和美國大使館分別發郵件詢問了撤離事宜。美國大使館回覆的郵件中說，“我們已經登記了你的信息，但要幫助非美籍遊客十分困難，請同時也聯繫您國家的大使館。”中國大使館回覆“收到”，並表示還在登記統計滯留秘魯的華人數量。
葛林在美國的F1簽證（長期學生簽證）面臨到期，如果不能以最快速度入境美國，即將碩士畢業的他就要延期一年讀博，這對他而言十萬火急。
回家：尚無歸期
在邁阿密，本以為要拖到5月份的Podro終於在4月2日盼到了心心念唸的好消息。
秘魯大使館表示會優先安排弱勢群體和參加“打工旅行”項目的學生回國。由於包機數量和運力有限，只有接到大使館直接通知的秘魯公民才可搭上回國的飛機。
好在Podro終於坐上了回國的包機，4月5日在利馬落地，目前他還在當地指定酒店接受14天隔離。但直到現在，他還有朋友沒能搭上包機。“因為預算原因，我們政府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沒能安排更多包機。”他對界面新聞說。
秘魯在撤僑外交方面表現得非常強硬。據媒體報道，在白宮同意秘魯從美國撤僑前，秘魯曾拒絕“放走”滯留秘魯的美國人。“秘魯政府基本上是把美國當作人質，”一名美國官員甚至這樣說。
在秘魯駐邁阿密領事館的臉書評論區，許多被困的秘魯人還在詢問領館、請求幫助、傾訴經歷：有人說，自己的兒子被困在酒店，聽說回國的包機費要500美元；有人說，自己的護照過期了；有人說，自己一家人原定4月10日回國的機票都被取消了，不知怎麼辦……
當不少秘魯人回國無門的時候，還有很多人等著從秘魯出去。
4月4日，在Podro回到秘魯的前一天，不能再等的葛林決定去機場碰碰運氣。他抱著一絲能搭上美國撤僑包機的僥倖來到登記處排隊。意外的是，他竟然順利拿到了登機牌。他將從庫斯科經利馬飛抵邁阿密入境美國——那正是當時Podro守候著準備離開的地方。
截至4月14日，拉美地區新冠確診病例已超過7萬，秘魯確診10303例，已有230人喪生。在拉美地區首先出現疫情、目前最為嚴峻的巴西，確診病例已超2.5萬，而在近一個月前的3月15日，這個數字還是121例。
拉美各國對疫情的態度相當兩極化。巴西和墨西哥採取措施非常晚，政策也十分寬鬆。巴西不僅沒有考慮封關，總統博索納羅甚至數次上街與支持者會面，讓一些地區長官推行的“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政策形同虛設。與此同時，像秘魯和阿根廷這樣實施大規模封鎖的國家則不在少數，阿根廷甚至已拘捕超過4.1萬違反“全國隔離”令的人。
截然不同的兩極政策，事實上反映的卻是同一個問題：在政府行政大權無法被制衡或難以被制衡時，重大決策過程過於簡化和對形勢的誤判，導致抗疫難以真正有效進行。
秘魯的強力封鎖就像忽然拉掉了房子的電閘，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顯。葛林和Podro分別站在秘魯“一刀切”防疫政策的兩端：有人想要出去，有人想要進來，但在突如其來的疫情和同樣突如其來的全面封鎖下，他們忽然被迫面臨著極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拉下電閘”也許降低了一部分秘魯國內的感染風險，但這一政策卻忽略了在全球化框架下流動的秘魯人和外國人，並沒有關切“拉閘”給他們帶來的後果。
已經回國的Podro是幸運的，而他還惦記著那些沒能離開美國的朋友們：“那些（回國的）人道主義包機被取消了，他們得等到4月12日了。”但4月8日，秘魯總統比斯卡拉再次將封國令延長到4月26日，他們的回家路又更遙遠了些。
葛林也終於在4月6日輾轉回到紐約。他打開家中珍藏的酒，“感謝關心我、幫助我的朋友，感謝一直陪我聊天的朋友，感謝一起和我被困的朋友，”他在朋友圈裡寫道，“希望一切都能很快好起來，還有很多約定要去兌現。”
（受訪者葛林、Podro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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