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清平樂》中,你對慶曆新政有什麼看法?

矇昧中的覺醒


最近隨著一部大熱電視劇《清平樂》的上演,很多人關注到宋朝的歷史。而這部劇以宋仁宗時期為歷史背景,以慶曆新政為時間線索展開,可觀性很強。那麼劇中的這個慶曆新政是否如電視劇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著眼整個北宋時期,有兩次變法是不得不提的,一個是宋仁宗時期發生的慶曆新政,一個是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它們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尋求改變北宋時期積貧積弱的局面,二是結果都因為觸犯了地主階層利益而遭遇失敗。那麼先於王安石變法發生的慶曆新政是怎麼樣的呢。

北宋朝廷就這麼大,可是卻養了太多官員和兵丁,還都是文官多,所以要想富就要改革。

  • 改革的內部原因——冗官冗員冗費

北宋自趙匡胤建立到宋仁宗時期,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但是問題也在增加。

冗官。趙匡胤黃袍加身,開創了北宋一朝。鑑於這一點,做了皇帝后的趙匡胤有感於武官的力量過大,所以定下一條主要規定,文官治國。

所以縱觀有宋一代,多用文官,一官多職,加上北宋的恩蔭法,致使北宋發展到宋仁宗時期,官員冗雜,辦事效率低下。

北宋冗官

冗兵。北宋採用募兵制,兵丁多且分散,最高時期養了140萬的兵員,光軍費就佔了財賦稅收的十分之七八。加上趙匡胤怕後代有武將模仿自己黃袍加身,執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識,進一步加重羸弱。

北宋冗兵

冗費。北宋中期,隨著君王的奢侈風氣益盛,大興土木,修宮殿,花費巨大的財政收入。同時北宋經常對遼國和西夏用兵,但因為兵力極弱多以失敗告終,所以經常賠款割地,進一步加劇冗費的局面。

  • 改革的外部原因——遼和西夏的侵擾

北宋建立以後,採取“攘內虛外”的政策方針。這個方針知道朝廷將重點放在內部抑制民聲,控制內部的反動。而對於宋朝外部的騷擾則採取講和的政策,這就導致了遼和西夏經常騷擾邊境,宋朝動輒割地賠款,更加激發內部矛盾。

北宋、遼、西夏

宋仁宗和他的大臣范仲淹,無法再忍受這種積貧的局面,決心來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的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發生的時間是公元1043年-1045年,總共歷時一年四個月,因為發生在宋仁宗年間,所以叫慶曆新政。

  • 范仲淹上臺,上書變法,慶曆新政開始

1043年,范仲淹、富弼、韓琦為相,范仲淹上書請求推行新政,拉開慶曆新政的序幕。它的內容有:

考核官員的政績,有功則升,有過則貶;更蔭捕法,規定功臣後代要成年才能受蔭封;核定全國的官職田,打擊土地兼併之風;減傜役,廢並縣,保護民力。

可以說,范仲淹提出的措施很有效的打擊了地主兼併土地之風氣,同時削減冗雜的官員,並對官員進行考核,淘汰了一批貪汙腐化的官員,提拔了一批務實的官員,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朝廷積貧的局面。

范仲淹像

  • 地主階層的阻撓,慶曆新政終究成為過去

由於慶曆新政裡面的更蔭補法和核定官職田等條例,損壞了地主階層的切身利益,所以慶曆新政在推行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被叫停。主張變法的范仲淹等人相繼下臺,變法派內部也轉向了保守派。不過,這次變法也給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啟發。

結語

慶曆新政,是北宋時期一次重要的變法運動。它有效的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但因為它是一場統治階層自上而下的變法,具有不徹底性,這也就給地主階層反攻的機會,致使變法派人被流放,變法最終失敗。


愛鏟史的貓


我是歷史愛好者滌塵索金,很榮幸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純屬個人觀點,不足之處請多指教,期待與大家更多的交流。

慶曆新政是從宋仁宗慶曆二年開始,以范仲淹、富弼為首的中央高級官員推行的以“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簡潔、廉政、高效的政府,從而徹底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最終由於改革侵犯到大地主、大官僚和天下讀書人得利益而失敗。

改革背景

宋朝建立以後,開國皇帝趙匡胤為了維護趙宋江山的持久與穩定,在政治上採取細緻分權、相互制約的政策,使得政府官員的數量持續增加;在軍事上採取大規模養兵以維護社會穩定的政策,使得政府軍隊人數逐年增加。眾多的官員和軍人佔據政府財政支出的大頭,冗員、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由此出現。

宋仁宗統治年間,由於三冗問題得不到解決,導致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各地農民起義不斷;而國外党項人迅速崛起,宋朝軍隊屢戰屢敗,遼國藉機勒索宋朝支付更多的歲幣以換取邊境安寧。

宋仁宗為了改變內憂外患的現狀,於是同意范仲淹、富弼等人的請求,開始推行改革以自救,意圖建立起一個太平盛世。

改革內容

慶曆新政的改革內容有十條,但是主要內容還是集中在對政府官僚系統的改良。

  • 明黜陟

制定明確的政績考核標準作為官員升降的唯一標準,其目的就是激勵官員在崗位上履職盡責。

  • 抑僥倖

限制宋朝恩蔭制度的濫用,從而限制政府官員人數,尤其是權貴子弟不勞而獲的進入官場。

  • 精貢舉

限制宋朝科舉取士的人數,除了死記硬背書本上的知識,更加註重考察實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 擇官長

對於州縣等地方官員的選拔任用更加註重考察行政能力與實際功績,切實做到能者上庸者下。

  • 均公田

限制政府官員兼併土地,從而確保官員的廉潔,不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

  • 厚農桑

在基層工作中更加註重農業發展,將此作為官員考核與任免的重要內容。

  • 修武備

恢復以往的府兵制,招募士兵邊生產邊訓練,從而既可以提升士兵的戰鬥力,又可以節省軍費支出。

  • 減徭役

減輕普通百姓賦稅和徭役的負擔,從而有效緩解不斷激烈的社會矛盾。

  • 推恩信

將中央各項的惠民政策確實落實到位,重在解決地方政府陽奉陰違的行為,從而樹立政府的威信。

  • 重命令

中央制定施行的政令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後再在地方推行,以免朝令夕改。

這十條改革緊緊圍繞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而制定,希望藉此縮減政府官員的規模,從而徹底解決冗員問題。

失敗原因

慶曆新政僅僅推行一年多就宣告失敗,導致其失敗的原因有很多,我個人總結而言有三點:

一是宋仁宗改革決心不堅定。縱觀宋仁宗的一生,他雖然為人非常仁愛,但是不是一個有恆心的君主,面對改革帶來的質疑聲,宋仁宗開始選擇打退堂鼓,對范仲淹等人的改革產生了質疑。

二是改革派缺乏實際操作能力。改革派的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的才學毋庸置疑,但是他們的行政能力有待商榷,尤其是在選人用人上有很大問題,導致很多改革措施不能有效推行。

三是改革太過急切。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方略缺少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異想天開的認為可以畢其功於一役,殊不知改革內容的越寬泛,觸犯的利益群體就越多,改革的反對力量就越強大,而改革派又缺少有效的應對的危機預案,最終導致失敗。

結語

慶曆新政是宋朝的精英分子為了挽救國家做出的一次嘗試,但是由於他們的改革方向過於侷限,過於注重改良關鍵體系而不能切實造福底層百姓,改革進程過於急躁而走向失敗,更為嚴重的後果是,此次改革誘發了宋朝內部激烈的黨爭,這對於危難的國家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滌塵索金讀歷史


我是讀史逍遙今。就這個問題說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不喜輕噴。

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把“慶曆新政”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來看。

“慶曆新政”的時代背景

唐朝由於節度使獨攬大權,各自為政,最終引發了國家政權的崩潰。五代十六國裡,大部分都是曾經獨霸一方的節度使。

當趙匡胤結束亂世重新統一全國時,他敏銳的意識到如果地方權力大於中央時,對於皇權會是多麼大的影響。因此設置了一整套官員間相互制約的制度,首先就是“杯酒釋兵權”。

緊接著,宋太祖分割地方的財權、軍權、行政權,又加了許多監督機構。另外,除了州縣之外,他又設置了一個叫做“路”的機構。“路”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但又承擔了許多職能。

通過這樣一系列操作,宋太祖成功的削弱了地方官員的權利,任何人即使想造反,也無法獲得足夠多的的權力。但同時,這樣的設置又使宋朝官僚機構盤根錯節,造成“冗官、冗兵、冗費”的現象。在當時,能當官的路子五花八門。人人謀官,都希望能擠上這條發財的獨木橋。

這種現象在宋仁宗時期已發展到了頂峰。仁宗本來就是“老好人”,還願意親近士人,再加上對北方的征戰,使得國庫日漸空虛。

范仲淹激進改革動搖了多數人的利益導致失敗

因此,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發起了“慶曆新政”。他提出十項改革措施,核心就是:第一,減少政府對民間經濟的干預;第二,就是裁撤冗員,降低政府開支。

范仲淹清楚的認識到,國家的現狀就是很多不幹事的官員佔著位子,而且這些人又都有靠山。所以他就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改革明顯就動了別人的奶酪了。你范仲淹沒有背景,我這可都是同氣連枝,憑什麼動我呢?萬一真要重新分配,我這已經到手的不全沒了?

因此反對派對范仲淹大肆攻擊。范仲淹剛正起來也幾乎六親不認。仁宗皇帝曾經問他,“忠臣也會結黨嗎?”范仲淹說,“如果結黨能更好的服務國家,也沒啥問題。”這個問題皇帝非常不滿意,也漸漸對他有了意見。

於是,歐陽修寫了一篇《結黨論》,強勢抨擊范仲淹。仁宗看過後,對范仲淹的疑惑更加深了。此文成為“慶曆新政”的轉折點,仁宗意識到,任由范仲淹繼續下去,動搖的是官吏制度,更是皇權。

“慶曆新政”最終僅僅維持了一年多就結束了,直到20多年後,王安石的變法再次提及了范仲淹提到的諸多政策並付諸實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

這場改革的失敗,首先在於范仲淹等改革派低估了反對派牴觸的決心與實力,採取的“一刀切”的方法也阻斷了轉化反對派的可能。其次,宋仁宗儘管是個好人,但是優柔寡斷,不能決斷,不像神宗一樣堅決支持范仲淹的改革。第三,范仲淹剛直不阿的個性,雖然為北宋官場注入一陣新風,但是不懂變通的他,註定無法真正成為時代的主導。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最後也只能靠著文章疏解自己心中的不甘與憤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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