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教新观察
不请自来
相比“许可馨事件”而言，“芳芳日记”的波及范围可能更大、更深远，而对国内的影响也更巨大。
西方某些媒体又有文章可做了，这可能会成为他们“甩锅”的一个有利出口。这也是他们一贯的风格，找一个借口就能掀起巨浪。
不过这次给他们机会的确是一本日记。说来奇怪，一篇文章想在国外主流媒体甚至期刊登录，至少九个月，慢一点的一年多也算正常，可这个“芳芳日记”却在短短十几二十天就已经在国外媒体登录了，可以看到国外某些人已经迫不及待碰瓷儿了。
这段时间不停有外国企业甚至国家向中国索赔，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芳芳日记”无疑会成为这些人的“子弹”。似乎我已经听到了枪声。
所以美国出版社对“芳芳日记”的一路绿灯也就不难解释了。无独有偶，其他西方出版社也已经效仿，所以在国外疫情稳定或褪去之后，考验才真的到来。
黄脑师
这只能说明可耻。也可笑，谁会浪费宝贵的时间愿意看这些扯咸蛋的事呢，当然是我们的敌人，不过也就是那一撮子丑陋的政客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愿他们能赚回出版费。
亮漸
一件事就像一块石头，本来放置在河滩中，任何一块石头都只是石头。但是，一旦对某块石头赋予它不一样的意义，那么这块石头就不再仅仅是一块石头，成为了某种期望、情感、记忆的载体或者象征物。
一本书也是一样，放置在书橱里，任何一本书就只是一本书。但是，一旦对某本书赋予它不一样的意义，那么这本书就不再仅仅是一本书，而成为某种社会情绪、意识形态冲突、模糊焦点，煽动仇恨的载体或者象征物。
方方日记就是这样一本在特定的时间，经由特定的途径出版，被赋予太多题外意义的书。
把它还原到只是一本书的角度，方方作为作家，把自己的作品授权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这是作家方方的享有的法定权利，旁人不易置喙。你喜欢，就买一本来读；不喜欢，就忽略它。
客观地来看，方方日记也就是一位作家把自己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个人感受记录下来集结成册出版成书。无论方方基于怎样的创造动机、构思和灵感，文学作品性质的私人日记体图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只是一家之所言。有些人从中感受到共鸣、感受到力量，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勇气，这都是读者个人对作家作品文本的解读和再创作；当然，也有些人从中激起了愤慨、激起了憎恶、激起了不适、激起了嫉妒，也都是读者个人对作家作品文本的解读和再创作。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情境下，稀松平常；一部作家作品文本，因为作家的立场选择、素材选择、叙事选择与千千万不同读者的立场预期、情感预期有差异、冲突，甚至对立，誉之毁之，无可厚非。
问题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社会情境下，疫情下的一座千万人口大城市封城，值得数百上千名作家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叙事、不同取裁来写出几十乃至几百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有其或多或少的读者拥趸群。
可是，当只有一本方方日记，当方方日记的立场选择、素材选择、叙事选择与主流的权力意志相冲突，相悖离，那么方方自己在美国出版本身就不再仅仅是一本书的出版，而成为了一件极具象征性的社会情绪的宣泄口以及权力摆弄的工具。想必方方作为一名有自己理想抱负的作家，已然做好了求仁得仁的准备。也正是权力操纵的汹涌社会情绪的宣泄席卷和毁否，是的方方日记超越了文本本身，成为疫情时代的一个不可抹灭的象征符号。
作为置身潮流漩涡中的普通读者来看，无论以一边倒的臧誉，还是一边倒的毁否，在时间的维度上都微不足道。当潮流褪去，或许拨乱反正，或许继续坠入深渊，其时方方日记又会得到不一样的评价和对待。
我没读，也不准备读，我自己就在经历疫情时代，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感受，也不在乎别是是否了解或者理解我的感受。我自己有记录，有思考，有结论。我坚信邪不胜正，我坚信物极必反。
至于方方日记，如果整个疫情时代的武汉只有这么一部作品，历史赋予它怎样高企的位置都不过分。我希望有更多的作品涌现，不同的立场选择，不同的角度选择，不同的素材选择，不同的叙事选择，有比较才有衡量。
可是，有吗？有吗？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