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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习曾国藩? 就凭千古两完人之一。
《左传》说 人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完人标准。千年也来，严格来说只有两人入围：王阳明和曾国藩。
王阳明不用多说，立德：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立功：宁王叛乱，各种叛乱镇压无一败绩。立言：心学奠基人，桃李满天下。真正的圣人。
再说曾国藩。六次科举中秀才，天资一般。年少游手好闲，中举之后发现自己身心修养端位低，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从此二元论的论调一直伴随其一生，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严于律己，修炼人格。咸丰二年，太平军势如破竹。曾国藩获得机会，他请求朝廷批准在长沙建立千余人的队伍，随后在衡阳成立2万人的军队，这就是湘军。随后攻下武汉，南京，平定太平天国。湘军有特点，每次只行军几十十里，其余时间安营扎寨，步步为营，稳妥为主。
打下南京之后，主动把功劳归于圣上，裁军90%，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
自三十岁以来天天日记，笔耕不辍。洋洋洒洒1500份家书，虽然没有著作等身的大部头，但是从家书和日记中已经能体会到曾国藩渊博的学识以及高段位的道道修养。
总结下来，曾国藩立德自不必说，中举之后言于律已，严格修行。立功-一己之力挑落太平天国，拯救清王朝。立言-曾文正公文集，笔耕不辍的日记及家书不比任何精装本的书本差。
他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以下鸡汤不咸，大胆放心喝。
- 笨鸟就要先飞，如果感觉自身资历平平，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
- 高度自律，修炼人格，按照极高标准要求自己，自律是最大的自由。
- 抬头仰望心空，做事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骄不躁。
- 记得写日记。没准也会集结成书。
旧时茅店溪桥见
16字: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有好人。(全球疫情扩散就是举例)提倡勤俭持家，教育家人就是对于当今社会就是很好的学习榜样。
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
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勤于学习，勤于工作，勤于开拓人生的才能，技能都是用进废退，越是勤于练习，技术技能都会越纯熟炼，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提倡子女感恩的教育，宽厚仁孝的教育，节俭善勤的教育，更好的是传播善良和智慧的教育等诸多教育不都是很好的方式方法吗！大家认为呢！
郇老虎507
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止千百，为何曾国藩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这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曾国藩，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说，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如许多的事情，留下如许多的思考，他的超常精力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团队（湘军），在千难万险中将这支团队带到成功的彼岸，此中的本事究竟有哪些？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心源于何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仔细琢磨的课题。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在封侯，而在做“圣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
青年时代立下的“学作圣人之志”，决定了曾国藩后来的经济生活底色。这一志向，驱动他忍受物质上清贫和痛苦，“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
曾国藩居官在清廉之外，还表现出极富弹性的、和光同尘的复杂一面。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期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让人觉得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不立崖岸，不露圭角。曾国藩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清官”，而是“外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国家表面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非正式制度绝不妥协。
海瑞历官各处，执政纲领只有一条：复祖宗之法。虽然朱元璋当初定下诸种规矩就已经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虽然过了二百年这些规矩中的大部分更无法实际操作，海瑞却从不改变自己的执政方针：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变旧。就是说，坚决不向人的惰性妥协。只要严格按祖宗的规定去办，则“天下无不定，万事无不理”。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恪守低得可怜的薪俸，以致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海瑞的一生，都没有完成什么大的建树。因为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总是以祖宗之法和圣人之道去衡量别人，在他眼里，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他恨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危害更大。海瑞视人如此，则他人视海瑞亦必同样如敌人。因此海瑞一生在官场被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海瑞式清官们是不适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的。他们的功用不过是“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也就是说，做个政治摆设，用来装点朝廷。曾国藩却不想以这样的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
曾国藩的性格特点是稳健厚重，他深受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非；清名太盛，肯定被人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以一人之力挡千百年来之陈规陋习是不可能的。因此越到后来，他越是能够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一定程度上也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曾国藩的含浑包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对自己的要求仍然是“学作圣人”，因此于金钱仍一尘不染。他的政治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虽然晚年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可以日将月就。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居官刻苦自持，亦是有意为天下官员之表率。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刘光第等传统型清官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