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555
此次疫情，充分體現了國家領導能力，決策英明，武漢封城防控傳染非常棒。緊急調配資源，全國支援武漢，不惜一切代價給武漢建造火神山等救治醫療設施，調配醫務人員救治患者，給武漢人極大的施恩和安慰。措施果斷有力，全國防控，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周密細緻，實施到位，效果極好。全力救治，人人平等，免費救治突破了人的經濟承受困難，人人能配合檢測救治，挽回無數生命。國家醫療戰略物質儲備充足，為防控救治提現了物質保證。短時間內控制了疫情，挽救了無數生命，有條不紊的恢復生產，為經濟發展爭取了時間。
習相遠111
中國速度證明了一切，國家政府為了全國人民，不惜一切代價，為了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我們中華的好兒女，為了人民獻出的年輕的生命，只有中國，中國才能做到，全世界那個國家都沒辦法可比，作為中國人，就是自豪。
一棵松1122
2020年春節期間突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極短時間內對我國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能不能戰勝疫情，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的治理能力。與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我國政府在應對措施、統籌能力、響應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進步；但同時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國政府治理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如何應對突發應急事件將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
根據不同的階段，中國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側重點也是不一樣的。
1.疫情爆發，各級政府啟動應急響應。因病毒看不見、摸不著，人群快速移動，防不勝防，人們危機感、焦慮感不斷髮酵。各種雜亂信息藉助網絡鋪天蓋地，更加劇了人們對（小概率）感染的恐慌。因此對政府的依賴感（包括平時抱怨政府的人）快速上升。誠然，像關閉國門、切斷航線、封城、封村、封樓、全面隔離、集中資源保障供給等確實離不開政府，但有效的危機應對體系需要權力控制和社會自治同時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高速增長、市場力量崛起、行政力量增強的同時，社會自組織力量也日益壯大。我們當然需要政府集權控制和用行政手段遏制疫情擴散，但更應關注：國家法治體系的權力、市場、網絡三種治理機制的完善，給各種社會力量營造創新空間；增強輿論體系的透明度，重建社會信任，激發社會動能的湧現和協同；營造寬鬆政治社會環境，賦能各級決策者、社會和市場力量，以提升社會活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2.任何一個組織的治理，都離不開三個要件，責任、規則和流程，政府治理也同樣如此。這次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對於各級政府來說，這三個要件都值得反思和總結。首先，政府要正常運轉離不開各個機構的職責分工，這麼些年，我國各級政府在機構設置上變來變去，其實都是在摸索一個有利於政府功能有效發揮的職責分工。這次突發事件，使我們看到政府的某些機構的設置既重疊又缺失，至少在發生突發事件時，沒有一個權威的可以統領全局的機構承擔這個職責。各個方面都分別向自己的上級部門彙報，上級再向更高的領導彙報，在這中間，本來很快就可以決定的事情，就這樣在不斷彙報、請示、平衡、協調中耗掉了，這個教訓十分深刻。其次，政府治理必須有明確辦事規則，在平時這些規則是為了保證工作正常進行，到了突發事件的時候，規則就代表了一種權力，是一種無形的權力，所有人都必須按規則辦事。而這次突發事件中，規則顯然是模糊的，既像有，又像沒有，造成各方面的驚慌失措，想做不知道怎麼做，做了又怕做錯了，結果時間一拖再拖，遲遲定不下來，直到來了一個權威，一錘定音，後面的事情才一步步有序地進行了。所以我們必須建立和健全應對突發事件的辦事規則，一旦觸發，自動啟動，這樣才能贏得時間，取得主動；第三是流程，任何治理都離不開流程的有效運行，包括人流、物流、財流、信息流，這些都是保證有效治理的基本條件。而我們現在只有正常情況下的流程，而缺乏突發事件情況下的流程，這些都是我們以後需要加以完善和補充的。
3.突發疫情下的政府治理要急補短板
此次疫情具有突發性、高風險和快蔓延特點，其防控難度已遠超此前歷次公共衛生事件，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對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效性的一次挑戰。
一、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治理的頂層設計有待健全
非典後我們著力建立了應急管理體制，但是這次再怎麼準備也不夠。為什麼？不是沒有資源，除了醫護一線，全國都在放假，這意味著在可用的力量或資源上不是不充足，而是機制的設計上不健全。因此，應急協作機制要形成互補才有效率。首先，明確物資供需、央地協同、信息發佈等各項工作制度，加強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其次，鑑於疫情多區域蔓延態勢，適時整合醫療、政府、企業、慈善救助等主體，搭建跨區域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再次，聚焦緊急救助、康復治理、心理輔導等救治工作需要，多渠道充實一線防疫團隊構成。最後，簡化涉疫行政審批流程，明確一線幹部授權和工作生活保障，解除其後顧之憂。
二、政府治理、公司治理和社會組織治理的協作機制待理順
在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啟動的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公司治理構成的應急協同治理體系中，政府是剩餘風險終極承擔者，政府應當強化協調工作力度，才能真正發揮應急治理體系集團化協同作戰優勢。首先，應當構建各類治理主體溝通銜接平臺。疫情治理涉及多個政府部門、醫療機構、民間非營利組織、各類企業等相關主體，例如醫療機構和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溝通不暢就會導致醫療機構物資緊缺與民間非營利組織物資滯存並存的現象。其次，疫情應對的應急協作應強調“借用”而非“徵用”，不能採用“一刀切”的方式，照顧各利益相關方合理利益訴求。
三、不同類型組織分類治理待加強
要貫徹分類治理思維，尊重和利用各類組織治理的基本規律。首先，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結構，強化社會監督、履職激勵、失職瀆職問責機制建設，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但是像有的紅會那樣只會沿用行政治理的老辦法，攬資源，忙著登記留痕跡，耽誤抗疫情大事，就是新形勢下不作為、亂作為的典型。其次，按照獨立性要求，強化慈善機構社會型治理，弱化行政型治理，提升慈善機構疫情應對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再次，繼續推動公司的經濟型治理轉型，通過應對疫情，不僅要接受企業的捐款捐物，還要引入企業高效的專業機制和有償的服務。我們建議企業主動提供給醫護人員的酒店房間、配送的盒飯、隔離房間等都應該由財政及社會來承擔成本，這樣既給企業提供了貢獻的機會也減少了它們的損失，才是可持續
4.豬年末鼠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令正準備歡度新春的國人陷入恐慌。新型病毒疫情傳播特點未知、春節假期人員大規模流動、現代通信技術條件下信息的快速傳播，使得這次的疫情應對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大災大難，不僅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嚴峻考驗，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契機。疫情當前，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以專業精神應對疫情，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三個方面尤為關鍵：第一，充分有效的信息溝通和信息共享。在通信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充分的信息溝通與信息共享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礎，是凝聚共識、增強國民應對疫情信心的保障，也是一次加強國民教育，提升國民素養和認知水平的機會；第二，充分的賦能。疫情短時間的爆發給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帶來極大挑戰，如何有效應對既需要統一指揮協調，又需要群策群力，發揮社會各有機體的積極性。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在各個領域成長起大批高效率的企業，有一定專業能力的社會組織，國民的社會服務意識也有很大提高，很多志願者冒著生命危險活躍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線，這些積極的力量應當通過有組織的體系充分發揮其作用；第三，重建信任、體現關愛，構建有溫度的政府治理體系。瘟疫是對社會信任的極大挑戰，疫情防控既要管控，又要體現人文關懷，不僅感染的病人需要關愛，在救治一線的醫護人員需要關愛，在防控一線的社區人員、安檢人員、公職人員需要關愛，外地返城人員、城市租住人員也需要體現關愛。病毒無情人有情，瘟疫終會過去，有人文關懷的防控措施將有助於構建有溫度的政府治理體系，重建社會的信任。
5.面對此次突發而嚴重的疫情，中國政府的社會動員和管控力量再一次顯現出來，一箇中央政府重點佈局和全面統籌，地方政府緊急應對和守土盡責的局面快速形成，它無疑增強了全民戰勝新冠肺炎的信心。在這一有利的形勢下，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比如，省區間防控措施和效果的差異；由於防控物資的生產和流通能力不同，出現了省區間防控物資供需的不平衡，等等。建議進一步關注以下幾個治理節點：一是建立全國性的疫情信息政府交流溝通平臺，及時總結各地政府疫情防控的經驗和教訓，通報各地防控信息，幫助各地政府更有秩和有效地組織應對。二是建立全國防控物資生產和供應信息平臺，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在防控物資調控上的力度，特別是對重點疫區和生產能力較弱的地區進行指導性的物資調配。三是在進一步強化人員流動控制的同時，加快恢復和保障全國性的貨物暢通，特別是對於救治用的防控物資，應當建立面向救治單位的跨省特別綠色直通通道，除必要的人員檢疫外，不受臨時性交通管制的限制。同時，發揮全國強大的物流能力，減少不必要的省區間轉運，儘可能保障城市間防控物資調配的快捷通達。
6.構建以“效能政府”為核心主體的突發疫情治理體系
2003年的SARS疫情剛剛過去17年，今年又遭遇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這兩場突發疫情應對中，充分體現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央集權體制的優勢，充分體現出政府的領導號召力、組織控制力和資源動員力，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在關鍵情境下所表現出的愛國愛家，互助友愛的濃厚情結。如果說用“眾志成城，不惜代價”是突發疫情治理中對政府決心和責任的真實寫照，那麼，“幹部忙壞了，醫生累壞了，公眾慌壞了”則是對社會無奈和應對被動的一種形象描述，反映出突發疫情防治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政府治理體系還有缺陷。其根本在於社會治理弱化甚至缺位條件下政府承擔過多角色而導致其治理系統性、協同性和可持續性變差。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必須構建以“效能政府”為核心主體、社會各界和各社會組織有序參與的突發疫情協同網絡治理體系。本著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和“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的精神，提出以下建議：
一、明確界定各級政府在防治疫情中的領導決策，戰略部署，配置資源，動員社會，發佈信息，維護公眾權利以及監督反饋等角色，形成與醫療機構、科研機構及企事業單位和非營利組織的協同治理機制，形成統一決策，分工負責，運行有序的治理網絡。
二、在充分發揮已經形成的自上而下號召動員優勢基礎上，特別要強化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經驗分享和共識建構機制，優化政府與以非營利組織為核心的社會組織之間的協調、互補和委託代理關係，形成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疫情社會治理機制和良好有序治理氛圍。當務之急是把以社會組織為核心載體的社會建設提上議事日程，提至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來認識。
三、把以3B應用為代表的疫情治理技術創新、疫情防治知識普及與智慧城市建設和振興鄉村戰略結合起來，並將之體現在諸如國家傳染病防治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議程之中，以提高國家治理突發疫情的技術水平和法治化水平。
四、把重大突發疫情防治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應用納入政府治理體系之中，列為國家科學技術重大攻關計劃並形成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的戰略模式與機制。
7.突發疫情下更加凸顯整體性治理、科學治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這次突發的疫情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公共衛生事件，我們要認真地反思和檢討，如何更好應對這樣的事件，使人民生命財產、國家經濟的損失降到最低？這也是我們建設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智能化的一個最好的剖析案例。
這次疫情突發時，儘管啟動了一級響應，但對廣大老百姓、單位而言似乎無所適從，不知道“停下來”還需要幹什麼？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個人恐慌和組織低效率。因此，首先我們需要建立關於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整體性治理體系和規則，即通過整體性行動和服務，來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其次，我們需要建立關於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科學治理的體系和規則。這次疫情來臨之際，我們團隊在小年夜就開始利用大數據開展疫情動態預測，比較好地支持了上海市有關部門和機構的科學決策。還有許多國內外團隊也對本次疫情發展動態做了類似的研究工作。這些研究結論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於政府或權威部門發佈的疫情數據的質量（真實性）以及算法模型（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其他的數據）。在應對疫情中，從疫情研判、到病毒發生與傳播機理、到治療方法和規範、到救治條件和物資保障、到社會動員和輿論宣傳等等均需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最後，我們需要建立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體系和規則。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對疾病快速傳染擴散的突發事件，國境已然不是阻止病毒傳播的屏障,單靠一國政府部門很難有效控制疾病在全球蔓延。通過本次事件，我國應該積極甚至主導建立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體系。
8.疫情仍在發展中，但社會已經從相對恐慌趨於理性。如何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將防範工作做實做細，是各級地方政府在新疫情態勢下面臨的一場治理能力大考。堅持政治韌性和適應性治理或許是做實做細防範工作的一種路徑。
韌性在社會科學中可指一個系統在經受衝擊和干擾時仍可維持其本質上相同的功能、結構並得以正常運轉、自我認同的能力。政治韌性在這裡就是指在這場突發事件中各級地方政府維護和聽從黨中央統一指揮的定力和執行力。非常時期，對於那些在地方疫情防範工作中各類“問題官員”必須問責、嚴懲不貸。適應性治理是指一個系統中的行為主體通過自主性活動和互動性活動增強韌性的治理能力。各個地方疫情性質相同但程度不同，而且發展環境和水平不同，地方政府應該針對本地區的情況和具體疫情做出具有創新意義的治理活動，將黨中央關於防範疫情要做實做細的精神真正落地。這裡有三個建議與地方政府分享。一是建立嚴防死守機制，這是首當其衝的工作。我理解，嚴格的一級響應治理就是嚴隔離、嚴排除、嚴防控；全方位、流程化，不留一個死角，不留一個死環。一些城市比如浙江、河南的某些積極做法值得提倡。二是建立經驗分享機制。嚴防死守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自我封閉，更不是以鄰為敵甚至以鄰為壑，而是以鄰為友，良性互動。一些地方上的極端提法比如“武漢人滾回去”應該堅決反對。特別是一些城市的好經驗應該傳播出去，供各地政府分享，共同提高疫情治理水平。三是建立聯防聯控機制。各級政府不但要堅決完成防範疫情的首要任務，還要統籌安排城市的生產和生活，而防範疫情生產生活不可能封閉進行。比如，一個城市的疫情防控物資和群眾生活必需品不可能完全靠本城市供給，一個企業生產供應鏈的上下游企業也不大可能都在同一個城市中。因此，不能“以鄰為界”，而應該互通有無，聯防聯控，合作治理。
9.必須加強突發事件預判決策的專家隊伍建設
從本次新冠病毒的發現到治療過程看，大致可以分成預判決策與防控實施兩個階段，而預判決策又是其中第一個環節，做到儘早的專業化決策對打贏此次疫情防控戰乃至今後可能的重大突發事件的勝利顯然具有決定性作用。
預判是決策的重要基礎，既是一個高度綜合性的工作同時也是高度專業性的工作，涉及到人們生命財產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各個方面。決策本身具有全局性和長遠性，但同時，突發事件的預判與決策也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工作，需要極大的加強。為此，我建議，首先，今後對於所有可能構成重大突發事件的事項，在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組成專家隊伍，分別對應不同層次的重大突發事件，在重大突發事件升級時，國家級的專家隊伍也要及時參與。由於重大突發事件具有綜合性的特點，所以專家組除本專業的人士作為專家組的重要組成人員之外，還應該包括宏觀經濟管理、企業家、公用基礎設施、心理健康、法律界等各個專業的人士組成。專家隊伍的主要職責是按照專業的不同，組成若干個專業組，分別對該起重大突發事件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人民生活質量的保障、法律事務、事件後續的市民心理干預與經濟恢復等對事件的可能的各個方面的影響提供專業性的意見和評估，評估意見提交給政府領導，作為政府決策的先決性參考；第二，專家隊伍參與重大突發事件的全過程追蹤，而不僅僅是在前期，這樣做的好處是，在疫情防控的各個階段都有專業人員參與，不斷的為政府決策提供各個方面所需要的專業性意見和建議，以加快決策速度，提高決策質量。第三，為更好的建設專家隊伍，各級政府應該儘快建設好高質量的專家庫，做到及時更新，為處理重大突發事件做好人才和組織上的儲備。
10.突發疫情下的政府治理需要緊抓三個關鍵：
一是透明公開。即決策信息透明，政務流程公開。透明公開不是簡單的行政方法，而是政府作為國家主權者的執行人，或稱人民的“管家”，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在突發疫情下或任何緊急公共事件發生時，透明公開對維護政府公信力、穩定民心、引導輿情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要作為重要行政原則納入決策標準、決策程序、組織結構和責任審計制度。
二是流程科學化。“流程”是科學管理的“牛鼻子”，提高行政效率的關鍵抓手。在當前緊急而特殊的情況下，建議各級政府部門考慮派專人或聘專家，負責疫情防控政務流程的監查和效率評價，及時發現協調性問題，提出“補短板”的方案對策，實現疫情防控工作流程的高規格。同時積累經驗，以流程管理制度化為目標，最終徹底解決(至少是遏制)行政效率低下、官員不作為或亂作為的問題。
三是黨委領導。在中國談論“政府治理”不能不談黨委。因為政府是“人民政府”，黨是“人民利益”的代表，黨委領導貫穿國家各項事業。問題關鍵在黨政如何分工，黨委如何領導。通俗地講，政府是為人民“辦事”，黨委是為人民“主事”。主事者最重要是真誠，能面對群眾(包括媒體)講真話，能誠懇回答百姓關切，讓百姓感到親近。還必須要能融入群眾，眼睛向下攬全局，發現問題和人才，將民情民意納入戰略決策和幹部選任。對“主事”結果負全責。
11.近期發生突發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的一個契機。在疫情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現有治理體系在面對突發疫情時，能夠形成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和統一決策部署，能夠在短期內緊急調配包括政府、軍隊、醫療、建設等各類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也能迅速執行對城市和交通緊急管制等方面的應急措施。在接下來應對疫情的過程中，我們要繼續堅定信心，充分發揮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的這些長處和優勢。同時也應思考，如何進一步完善現有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更好地應對當前和今後的突發疫情或突發危機，可以考慮完善和加強以下三個方面：1）完善相關制度，提高信息的公開性、透明度和實時性，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避免或減少政府集中決策與社會分散決策之間的衝突；2）建立更暢通的媒體和社會監督體系機制，強化良性互動的建議、批評、問責和糾錯功能，促進各級政府部門提升作為決策主體的決策信心、決策水平和治理能力；3）完善國家應急管理、公共衛生和國家儲備體系，形成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有利於長期促進各方面廣泛參與的現代國家應急制度體系，從而持續提升國家應急管理能力。
12.這次突發疫情，是一次全國動員的全方位戰役，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大考驗。目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形勢似乎出現了新的變化，即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一次強調的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問題，可能成為下階段的主要矛盾。如果說前一段經過艱苦努力基本解決了能不能治的問題，接下來重點要解決的則是能不能防住疫情在全國大面積蔓延的問題。抗擊疫情以來，整體上各地政府措施較為得力，社會基本穩定，體現了我們的制度優勢。目前形勢仍然嚴峻，更需要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1. 提高政府治理的定位，面對大的疫情，需要有對所有工作（不是部分工作）兜底的定位認識。定位低，就會覺得委屈；定位高，就會有思路。溫州市長之所以受讚揚，溫州政府工作的高定位是主要因素。2. 提高政府資源整合能力，將有限資源合理分配，用於關鍵部位。3.提高政府信息處理能力，主動接受社會的監督，以適應社會公眾的需要。4.提高政府補短板的能力，對工作中能力不足的部位，要及時調整。從長遠看，要站在完善治理體系的角度，思考如何構建一個有活力的防控體系，如何防止地方或部門的本位主義，如何適當引入市場機制以形成更有效的專業救助組織等。
13.2020年春季的全民防疫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孫子兵法》中有“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說法，告訴我們要打贏這樣的戰爭，首先要了解自己和了解對方。新型肺炎難以對付的地方就在於，這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雖然致死率並不高，但是具有較強的傳染性，國內外醫學界的頂級專家對於這一病毒也瞭解有限。正是由於這一基本事實，黨和國家極其重視這次疫情，啟動了超常規的大力度和寬範圍的全民阻擊模式，讓病毒的肆虐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
這一戰爭的最終勝利還需要我們每個公民的主動配合和積極參與。與17年前的抗擊SARS相比，各級政府都做好了有關疫情的信息公開和及時通報，不同專家的各種聲音也可以從大眾媒體上聽到，其中難免有虛假信息或錯誤觀點；而且，這樣的輿情公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局部的恐慌和失措，但是我認為，這恰恰是面臨不確定的冠狀病毒應有的理性行為。抗擊新型肺炎的戰鬥還在武漢、黃岡、溫州等城市激烈進行，廣大醫護人員、解放軍將士和各類專業機構人員還在前線奔波。哪有什麼歲月靜好，那是因為有人在為你負重前行；我相信此時此刻，每個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會更加深刻。每個中國公民都要在這一場牽涉到每一個人的戰爭中學習，如何增強危機感和責任感，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
以上我的評論是從這場戰爭已經像當前這樣變得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做出的；如果我們瞭解了武漢疫情的真實發生過程，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做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一場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爭。
14.應對突發事件，應考慮民眾心理因素
最近幾天，微信群裡、朋友圈裡充滿了各種有關新冠肺炎的新聞和消息，人們的議論點從疫情本身，發展到起底華南海鮮市場、武漢病毒研究所、紅會；熱議中醫是否有效、陰謀論等等…. 不一而足，其中有些信息真實，有些是“真實+虛構”，還有些則完全是虛構，但這些信息卻對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當人們的安全需要受到極大威脅時，人們自然想要消除導致不安全的因素，努力獲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而當人們處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中，跟風從眾就成為一個相對便利和安全的做法。這就導致了一些文章所說的“恐慌比病毒傳播得更快”的現象，而恐慌又往往會導致一些混亂局面出現，造成後方添亂添堵的現象。
基於此，我覺得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更要加強信息公開和輿情監測，通過各種正式、官方途徑公開信息，增進人們的認識，消除不必要的恐懼感，也增加民眾對正式渠道信息的信任和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可以看到，有些政府部門在這方面做得非常不錯，而有些則受到民眾批評。如果正式渠道信息缺失或給出的信息不實、不權威，會使民眾更依賴於小道消息，也更容易輕信謠言。
其次，政府部門在出臺政策或措施時要對民眾的恐慌心理有充分考慮和足夠重視，要意識到人們並非完全理性，在做決策時並不是一個完全的理性人，而更是一個社會人；在形成方案時，要對方案可能對不同利益共享者產生的負面影響有預估，以避免一些“比病毒更可怕的”現象發生。
再次，在採取一些措施時，可以評估下強推和助推哪個效果會更好，有時適當助推可能更符合人們的心理需求，產生的效果更好。
15.近日的疫情作為一個公共事件，地方政府在應對時出現了失誤是無疑的。反思其失誤，有助於改進後期的防控工作乃至於對今後的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都有莫大的幫助。
（1）地方政府沒有將公眾作為公共治理的重要參與方，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將公眾假想為行政機關的對立面。地方政府有沒有隱瞞信息，目前還沒有權威的結論，但地方政府在本次事件中體現的透明度明顯是不高的，且正是因為這種模糊性造成了事件早期公眾對疫情的忽視和後期對疫情的極度恐慌。
（2）地方政府沒有認真與公眾溝通信息。疫情早期出現了8位“傳謠者”，當然，對於是否傳謠，法學家可以給出相應的司法解釋。拋開這一點不談，即使是“傳謠”，如果地方政府認真與其溝通，就可能快速得到通過正規的行政渠道無法迅速獲得的消息。
（3）地方政府沒有認真地與公眾溝通政策行為。排除個別特殊政策，如“封城”在實施前不宜大規模擴散，很多政策其實是可以和公眾溝通的。當然，公眾的數量太大，政府可以遴選其中的代表，例如醫生群體的代表、志願者群體的代表、患者群體的代表、患者家屬群體的代表等。事實上，這些舉措並不複雜，為何沒能實施？這暴露出地方政府平時過於依賴行政體系，而缺乏與公眾溝通的能力。
本次疫情還未結束，以上反思對於疫情的後期防控工作仍然大有裨益。在後期的防控工作中，地方政府仍然要非常重視來自於公眾的信息以及政策設計的公眾溝通。事實上，密切聯繫群眾從來就是我黨工作的法寶，這一法寶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掉。
16.國家治理應首先解決如何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問題
我是湖北人，如果我沒及時退掉13日去疫情重災區漢口、23日去安徽的高鐵，沒將2月1日兒子重返國外的機票改簽，在這次源自家鄉湖北的公共衛生事件中，我極可能成為超級傳播者，比成千上萬的那些感染者可能還要慘，害了幾家人，兒子更為被動。
這次事件給國家治理提供了很多教訓，比如，要全面提升政府的危機管理和應急管理能力、要讓鍾南山院士的那種敢於擔當的責任心變成政府的普遍意識、要崇尚專業精神、要重視媒體管控的雙刃劍效應、人民的利益要高於一切，等等。這次事件，有幾點匪夷所思，一是這次事件並不難避免，居然發生了；二是避免事件發生的所有環節，居然都未能守住；三是現在的科技能力比17年前強得多，國家還制定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SARS事件也提供了上述這些教訓，居然都不管用。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其實還很脆弱，一些根本性問題尚待解決。
應對發生後的危機，我們有強大制度優勢。但是，避免這種危機的發生才更重要，我們的制度優勢又怎樣體現呢？這種事件以後還會發生嗎？坦率講，難言樂觀。我以為，解決以人民為中心的落地問題，讓以人民為中心切實成為我們的決策優先級，是國家治理髮展的前提，這才是根本教訓、治本之策、當務之急。這需要國家下大的決心，從國家制度體系和國家文化兩個方面尋找解決之道。
雖然很難，但必須解決。
17.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一面鏡子，是一次大考，確實“照”出了、“考”出了在應急管理、公共衛生、國家儲備等很多方面的短板不足。從疫情的發生、發展看，當地政府在疫情信息披露上不及時是造成當前嚴重被動局面的關鍵因素之一，它反映了我們政府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還有巨大提升空間。
2019年4月3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披露公開條例》對政府信息披露做出了詳盡的規定，明確了信息公開的主體、範圍以及責任，規定行政機關發現影響或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虛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應當發佈準確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但為什麼這一次疫情信息披露會嚴重滯後，條例都有規定，為什麼不能執行。撇開信息披露中我們現在看到或沒有看到的授權問題，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外行，因非專業因素造成的可能疫情判斷問題等外，從這些年政府信息披露上出現的問題看，不是沒有規定也不是沒有制度，信息披露要求的剛性低，責任追究不明確是最關鍵因素。我們認為可以學習和借鑑上市公司關於信息披露的做法。
上市公司的監管部門要求上市公司必須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則進行及時、準確、完整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高度重視信息披露，有明確的信息披露的時間、渠道、方式及違規的處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信息披露不真實，不準確，不及時最高的處罰是責任人入刑和上市公司退市，信息披露違規成本極高。
儘管政府與上市公司是性質不同的組織，但政府在信息披露上學習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做法實質是追求公開透明實事求是和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是打造公開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政府信息披露法治化任重道遠，健全完善和執行政府信息披露違規處罰制度，提高信息披露制度的剛性要求，強化信息披露監督，提高政府信息披露違規處罰力度是提高政府治理信息披露質量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