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愛人》,讓看完它的每一個男人脊背發涼,猜到結局算我輸

大衛·芬奇的片子除了好看,而且有種有料,更重要的他的作品發人深省讓人輾轉反側。《七宗罪》探討了人性中的罪與罰,《搏擊俱樂部》是一部青年反社會的聖經,到了《返老還童》大衛·芬奇已不那麼憤怒了,該發的火都發完了,該罵的東西已罵膩了,於是我們迎來了《社交網絡》,我們很難想象除了芬奇還有誰能把這部當代人物傳記片拍得既深刻又精彩絕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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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衛·芬奇的《消失的愛人》再次讓人驚豔,電影的情節既誇張又現實,既精彩又深刻,非但如此,它不但是部好看的懸疑探案電影,裡面關於婚姻真實性的探討也發人深省。更重要的,它讓看完它的每一個男人脊背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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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簡介:

艾米和尼克相識於紐約的一場文化派對。尼克是來自南部的雜誌撰稿人,艾米是心理題的寫手,土生土長的紐約客,因其父母曾出了一套“小魔女艾米”漫畫風靡全美,身家富貴。兩人迅速相愛然後結婚,卻經歷了雙雙失業和破產,回到了尼克老家密西西比州。一年多後,艾米突然失蹤,尼克報警。被擦拭的大片血跡,艾米的日記,諸多旁觀者的敘述,都指向尼克這個有外遇的渣男,是殺妻兇手。尼克百口莫辯只待收監時。視角一轉,變成了潛逃在外的艾米的敘述。原來她的日記和佈局,是其一年多來精心設計的陷害嫁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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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愛人》是美國女作家吉莉安•弗琳的懸疑小說。今年大衛•芬奇奉上的改編電影,強化了小說中的暗黑和驚悚氣質,視聽元素則傳承了一貫高冷和簡潔的風格,從結構到細節、從場景到段落剪輯,無一不呈現了一種“異樣的寒意”。

這個故事本質是“兩情相悅”,“天造地設”走到一起的婚姻,如何變成了一場場環環相扣的恐怖案件。丈夫和妻子,媒體和大眾,旁觀者和親歷者,盡皆演的停不下來,擰成了一種扭曲的怪局。抽絲剝繭之後,面具紛紛碎裂,露出了本來的陰鬱面目——舊的血腥終結於一場新的殺戮,新的表演又取代了舊的舞臺,而表演永不能結束——洗腦話語權永遠掌握在那一小撮人手裡,公眾則繼續維持著虛偽的道德制高感。

結構上,電影和小說亦相同。篇幅一半是男方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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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失蹤事發後的生活記錄,穿插另一半是妻子艾米的日記和真實獨白。電視節目,媒體採訪、公眾輿論和集體無意識的無休止介入,加上後半段的情節和視角翻牌,更是各種髒水潑的精彩。

艾米是一個冷酷自我、控制狂、精於表演的狠角色。尼克是個不負責任、天性快活、享樂自私的偽好人。兩人由熾烈的愛情捆綁,卻一路墮入生活的泥潭。尼克選擇出軌,繼續快活,而艾米由愛生恨,毒心復發,想除之而後快。被其用媒體和法律“借刀殺人”後,男方一貫討人喜歡的偽裝也轟然倒塌,懦弱和恨世的一面爆發。值得一提的是,妻子羅莎蒙德•派克的表演的蛇蠍老辣、精確到位,而本•阿弗萊克的面癱臉亦給了這個角色更加意味深長的複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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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究極變態拴上了一個初級人渣的設定。一個心機很深,計劃縝密;另一個大大咧咧、朝三暮四。電影摒棄了一部分人物複雜的心理獨白,生活場景的冗餘,女性視角的細節渲染,變成了鏡頭語言和聲畫剪切的言簡意賅,一如當年的《七宗罪》和《十二宮》風格,而更繼承了《雙重賠償》和《日落大道》的黑色特質,加以芬奇一貫的冷眼旁觀鏡頭語言,展現了生活中人人或多或少都無法逃避的表演、死局以及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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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說婚姻是默默的“殺人於無形”的表達,如薩姆·門德斯的《美國美人》、《革命之路》,波蘭斯基的《殺戮》,和庫布里克的《大開眼界》,此片是用懸疑探案劇的方式表現了一種外化的、置人於死地的雙人關係。而事態一再擴大,變成了一出縱覽全局的社會諷刺。從一人到多人,一步一步編織的謊言和表演,把這一對男女、社會人群和媒體的共場描寫的犀利,羅生門一樣的糾纏不清。

這是一個表演人格可以淋漓盡致發揮的時代,網絡和媒體又加劇了這種異化和表演。一個極端案例就是女主艾米這個人物,從小就深諳表演之道,人生就是一場虛飾的舞臺,她必須是各個角色扮演中的贏家,甚至自認是舊約中的上帝,“懲罰”(其實是陷害和謀殺)讓她不爽的存在。最後藉助法律、媒體和公眾之愚蠢,她“處死”了一箇舊日的男伴,也讓丈夫尼克“進化”成了一個可以和她“同臺共演”的“奇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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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生活的動盪、幻想的破滅、日常的停滯、現實不順、振作不能,消失於無形,她再也不用作為個體獨自面對,互動的表演讓這一切不復存在,自我也隨之扭曲和消失。如小說和電影的尼克最後一句臺詞:“我為你難過。每天你都必須醒來扮作你這副模樣。”——胎兒的即將誕生,讓這兩人乃至更多生命,會在病態捆綁中墮入麻木心靈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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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值得一說,大衛•芬奇的人物一般都是一個人能活更好,他從來沒想渲染孤獨,這就是一吃飯喝水似的常態。他描寫人和人的關係,表面上特別和諧的,背地裡則是殺戮和暗捅。但一切都很冷靜,分寸有餘。他鏡頭下真正內心熾熱的人,越是面兒上看起來邊緣冷漠,不合常理。這是他的氣質和美學。是以,不難看出此片中兩人粉飾太平的一路表演,符合大眾美學的編造故事,舞臺背後是毛骨悚然的畸形真相,而創作者在其中的態度是冷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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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分鐘的一場場戲下來,更是充滿了對人性和媒體的不屑,及不齒於寄生在互動關係幻覺之上的身份認同,甚至也可說是一種精英分子發自靈魂和結構深處的、對世界和人的“略帶惡意”的洞察力和剖析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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