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成都东郊菱窠路的李劼人故居，平时少有人来。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李劼人也显得索群独离。实际上，他的白话创作比《狂人日记》早了六年，“大河三部曲”更开创了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先河。更为人不知的，他还是翻译家、美食家、实业家，一位杰出市长。
走过曾经那段“激烈反传统”的历史，今天我们可能更能见识到李劼人的价值。比起主流的新文学作品，《死水微澜》《大波》等远离政治，而其中呈现的中国乡村之美、风土人情之美才是致命的。
这可能正是他“被遗忘”的根本原因。
成都菱窠路，李劼人故居
李劼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家祥，常用笔名老懒、懒心、菱乐等，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之一，亦是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
名士风流：从李劼人的师承说起
师道尊严沦丧，久矣！
1949年夏，李劼人就读于石室中学的老师刘咸荥先生在家中安详去世。
刘咸荥，字豫波，蜀中大儒刘止唐之孙，父刘桂文，为光绪拔贡，任四川达县教谕（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局长）。豫波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光绪年间主讲双流桂馨书院，后在尊经书院、成都石室中学等校教书，其学生除了李劼人，还有郭沫若、章太玄、黄稚荃等著名人士。
出殡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省府秘书长走在队伍最前面，学生们捧着豫老遗像走第二排，从新南门出发，送殡队伍有两里路长。一直送到武候祠，刘家人再用滑竿抬到双流故里。
豫波先生去世后，很多学生写有纪念文章。其中，李劼人的尤为别致，摘录一段：
双流刘豫波先生与英国萧伯纳同年，都是九十一岁有零的老人。萧伯纳平生厌恶政治，对于专门说好话干怪事的政客们批评极其严刻，而于英国社会和英国一般的定型君子，更是不留余地的最爱打穿其后壁，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也和我们的刘先生一样慈悲为怀，希望人人都做好人，都有良善行为，都以孔孟为鹄的。
萧伯纳作反面文章，刘先生则专作正面文章，例如最近张群到成都来，刘先生在与之谈话中，所引用的两句圣人之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真不啻把刘先生全人格整个表现了出来。若令萧伯纳当此，他只管见解相同，而所说的话必然异样或者简直就不说。
刘先生半生除了治学，除了以文章劝人，以书画感人外，也是不搞政治的。虽然当过几次议员，却并未当作是搞政治的津梁，还是像讲道说邪一般，劝人为善，劝人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刘先生未始不知道中国的政客们，中国的定型君子们，也和英国一样，或许当兹叔世，还比英国的更恶劣，更坏；但刘先生所受的教育，和自己的修养，不同了，他只能本着中国的圣贤态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示人以大道而不像萧伯纳那样动辄拿言语去刺人。
然而刘先生也绝非是成日价马起面孔，一开口便是四维八德，随时随地都在训人的道学先生。其实刘先生的风趣，好像并不亚于萧伯纳。这便叫作“是真名士自风流”。
在刘先生自己，也好像宁取真名士而不取假道学。所以我们这般学生们，一直到最近几年，有机会侍坐于刘先生之侧时，依然和四十年前在学堂里一样，只觉有光风霁月之感，而无敬而远之之心。
尤其我最为顽皮。记得刘先生八十二岁，在我家吃午饭时，我尚敢于同刘先生开了个小顽笑，我很正经地说：“学生一切都不如先生，尤其是先生的字画文章，但有一事，却不让先生专美。”
刘先生很惊异，同时侍坐的几位老同学也很惊异，我加以解释：“先生胡须甚疏，几乎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学生年将五十，胡须亦寥寥可数。只此算得青出于蓝。”刘先生大笑，不但不以为侮，而且还追说其先德之须亦颇少，每剃头时，必先慎重声明是蓄了须的，切不可当汗毛修去。
即因刘先生是真名士，故为人和易，而乐于与晚生小子接近；
即因刘先生是真名士，故能恬淡自处不忮不求；
即因刘先生是真名士，故能胸襟洒落，而视人人为善人，视当前的龌龊社会，而认儒家的大同世界，并不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并且也才能真正做到随遇而安，自待菲薄。这些，都不是讲功讲利讲现实的萧伯纳所能比拟……
止唐夫子开创的槐轩学派，为儒家正脉，是中国近代学术的奇迹，梁漱溟、陈寅恪等大师均给予过高度的赞扬。其门人包括成都五老七贤之颜楷、爱国军阀刘湘、刘文辉等。
但是，李劼人作为现代作家，将一位中国道学先生与西方文豪相提并论，甚而还胜过一筹，可能大部分成长自新文化运动的文人并不能认同。
这，也许是李劼人被现代文坛有意遮蔽的原因之一。其它原因下文详述。
乱世浮沉：生平和创作
学者刘再复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是最精彩的中篇， 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 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
香港著名学者曹聚仁认为“现代中国小说家之中，李劼人的几种 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郭沫若则称其为“中国的左拉”。
与中学同学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为李劼人，第四为郭沫若
李劼人1891年生于四川华阳， 学名为李家祥。14岁时，改为李劼人。劼，勤勉、谨慎之意。
父亲李传芳是医生兼塾师，靠售祖传“朱砂保赤丸”谋生，后变卖家产，捐了个比九品更低的“典 史”，在江西南昌入职。
李父后调到江西抚州，三月后病逝。李劼人与母亲搭米船回川， 中途触礁，全部行李和藏书遗失。
其母亲杨氏是大族，舅父辈20人，光绪年间，杨家大宅占有半条街。到李劼人舅父辈时，杨家已衰落。与曹雪芹的经历一样，亲见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6岁时，在亲戚资助下，李劼人读完中学。1913年末，李劼人一 舅父任泸县知事，聘李为第三科科长。两年的官场生涯，李深受刺激， 他自述：“民国二年以后，虽然算是革了命，而除了许多名词换过外， 其实，凡支配我们的典章制度，依然是前朝前代的东西。”
回成都不久，李劼人被聘《四川群报》主笔。此间写了许多杂文、 评论，并以“老懒”为笔名写了百余篇讽刺小说。
自题像，1914年摄，右侧书为“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左侧书为“二十四岁”，实为23岁
1919年，同学中已留学法国的周太玄、李璜来信说，他们在巴黎办有通讯社，急需人手。
赴法前，李劼人与杨叔捃结婚， 杨叔捃系母亲的堂侄女，比李小8 岁。
到了巴黎，通讯社已倒闭，靠着给国内报刊翻译、写稿维生，其中就包括大量谈论法国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文章，刊发于《中华教育界》。
为了省钱，周太玄、李璜和李劼人等人搭伙做饭。李厨艺精湛，以至徐悲鸿来巴黎时，听说是李劼人掌勺，宁可不去卢浮宫临画，也要来参加聚餐。
在法国，李劼人翻译了莫泊桑、福楼拜等人的小说，尤其喜欢《包法利夫人》，前后三次将其译成中文，后来创作《死水微澜》，对这部名著多有借鉴。
1924年，李回国后任《川报》主编。时逢杨森主政四川，李劼人只好转投成都大学，当时校长是张澜，颇受军阀排挤。1930年暑假，张澜被排挤出校，为表示不满，李劼人提前辞职，办了一家餐馆，名“小雅”。
餐馆由夫人掌勺，做法由李劼人亲授，每周换6样菜。李劼人从不用茴香、八角等香料，说俗气，显不出家常烧的功夫。
尽管“小雅”是家常菜，但因烹制讲究而大受欢迎，最受青睐的是李劼人创制的豆豉葱烧鱼、厚皮菜烧猪蹄、夹江腐乳汁蒸鸡蛋等，小店整日顾客盈门，文化界名流闻声而至。
故居内今设“小雅菜馆”，意为纪念
当年，留学法国时，为了做烟熏兔肉，李劼人提出要用花生壳来熏。而法国不产花生，同学们跑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最后在郊外吉卜赛人手中买到了两斤。做豆豉葱烧鱼时，他仅用潼川、永川豆豉，此两地的颗粒大，味厚而香。
1933年5月，老朋友、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邀其到重庆，任民生机器厂厂长。李到任后整顿厂风，拟定厂规，在外省招聘技术人员。尤其这一年，他率领职工，对打捞上来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千吨巨轮“万流”号大胆改造，一举成功。此举不仅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也“震动了行业界，尤其震惊了外国人”。
1935年5月，李回到成都，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让他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当年即写出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震动文坛。此后相继完成《暴风雨前》《大波》，因其宏大的结构与深广度，与前者合称为“大河小说三部曲”。
《死水微澜》1936年中华书局初版书影
1935年，李劼人和夫人、子女及侄女合摄于成都桂花巷64号院内。《暴风雨前》《大波》即作于此
经世致用：从厂长到副市长
刘门槐轩的一大特色，即专以《大学》实功教人。“正心诚意、静存动察”的圣门功夫，提升人格修养，也提高做事效率。
李劼人虽不是槐轩的入室弟子，但亲炙刘豫波先生门下五年之久，其经世致用的实学不可能未受及熏染。
杨雄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所以，在传统中国，任何一位旧式文人，衡量标准还不是文章，首先是事功，投笔即可从戎，下马即可安邦。诸葛亮、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顾炎武……莫不如此。
李劼人先后两次跻身实业界。
1925年，李劼人在乐山主持创办了“嘉乐纸厂”，办纸厂的初衷本不是为赚钱，是因为廉价纸的奇缺，阻碍文化传播，有碍于开启民智。他便以办厂的方式实业救国。开始因资金与技术的缺乏，纸张质量差，销路成问题。
李劼人参与投资的嘉乐纸厂
1935年，随着省内对机器纸需求的增加，有商人增加了投资，抗战爆发后，“嘉乐纸”销路大增，满足了新闻用纸和教材用纸的需求。李劼人用赚来的钱资助孤儿院，捐助了20多所学校。
助公益、办慈善，是槐轩学派的另一特色。
1938年，李劼人在成都郊区买下2亩多地，建成土墙草顶的房子，自题曰“菱窠”。李劼人的挚友、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王光祈先生之墓，即在此地不远。
1943年4月，李劼人与纸厂股东们发生争执，辞去总经理一职，仍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纸厂经营困难，到1949年时已发不出工资。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厂中积压的纸被《川西日报》一口气买光，工厂复活。
1950年，新政府成立，李劼人被提名为成都市副市长。据李劼人说，本来无意为官，更想集中精力创作。
从1950年7月起到1962年辞世，李劼人一直任分管文教卫和城建的副市长。他以其游学法国的广阔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朴实的工作作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李劼人曾主持对成都“自然及经济情况(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形、生产、交通运输、人口、建筑等)”的“调查和勘察”，制订了成都市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在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成都市区按照功能被划分为五个部分，这奠定了后来成都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被誉为“天府第一路”的人民南路，正是李劼人任成都市副市长时主持所修。据说是参考了香榭丽舍大道，他主张将道宽修至14米，但省委某领导批评这是“好大喜功”，只能修7米宽，李劼人坚持修成今天这样的规模。
香榭里舍大街不比人民南路宽，这当然是牵强附会。此后，城市交通飞速发展，而人民南路的宽度却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求。今天的人们，不得不佩服李劼人的远见。
1954年，杜甫草堂博物馆筹建时，李劼人多次现场指导，明确修复风格，要求工作人员不仅仅开放几间茅屋，更重要的是搜集杜甫相关文献。在他的帮助下，搜集到2万余份文献，居全国之首。甚至有研究杜甫诗集的宋版书。
32岁的川剧名旦廖静秋患癌时，李劼人与巴金、沙汀联名向上级部门写信，请求将廖静秋主演的《杜十娘》拍成电影。廖静秋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川剧史上第一部彩色片《杜十娘》，为一代川剧名伶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
1954年起，李劼人开始改写“大河三部曲”。据李劼人好友吴孝感说，1962年，家人考虑到李劼人喜吃卤味，但困难时期，很难买到，只好从外地买来未消毒的变质卤牛肉，李劼人食后腹痛、呕吐，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1岁。但李眉在为其父修订的《年谱》中，称李劼人是受过堂风，引发哮喘去世。
去世前，李劼人对友人说：“大波，我的大波。”此时《大波》的改写本还有30万字未写完。
1957年李劼人于菱窠重写《大波》
指驴为马：被策划的文艺审美
李劼人的文学成就为何被低估？文学界一般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其经历缺乏革命性，李劼人归国后蜗居成都，不是“左联”会员，也未“奔赴延安”，非文坛“主力军”。
其二，以成都方言写成，影响力不广。
其三说是其身份太杂。
显然都没说到点子上。“少年中国学会”包纳了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要员，而李劼人与李大钊、毛泽东、戴季陶等一样，为“少中”首批会员。
至于语言，成都方言是西南官话，毫不影响阅读，更不影响译介到西方，现当代著名作家多有方言写作之范例。
身份杂，则更是不着边际。与西方文化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诗人、作家从来不是一专门，这岂非正是一个优点。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近几年开始有了答案：
一直以来，中国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度，在世界各大国里，中国是唯一一个其文化部门、教育机构不由情报系统最终指导的国家。比如在英美，奥威尔小说经典《1984》等，其最终版本是由中央情报局修改完成的（参见《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2年版）。
归根到底，不具备文化软实力的国家，缺乏文化自信，无法建立自主的文艺审美权。其文艺审美权， 最终要被西方跨国集团策划和操纵。近年出版的畅销书《谁在导演世界》《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中央编译出版社， 边芹著， 2013年版）等，深刻揭示了这一真相。
作家边芹旅居法国十余年，其观察敏锐而准确。近来，已被具体的操盘手——美国前海军情报中心主任汤姆•乔一一证实：从文学上的马悦然以“发现”中国未来的 诺贝尔文学奖作者为使命；到戛纳电影节改变选片方式，从而开启中国电影“自我丑化”而进入“国际 影坛”。边芹将西方跨国集团如何一步步将中国人的审美权、道义权、 历史解释权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过程，一一解剖给了中国读者。
虽然，很多读者斥之曰阴谋论， 但随着对文化殖民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边芹所揭示的，一 直发生在中国人身边。所以，边芹的作品未经媒体炒作，却一直在文化类畅销榜上列前茅。
操纵他国文艺的主要步骤，首先是打造“世界舆论中心”，让人看起来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无心” 之举，实则用心极深，然后由传媒接力，不断放大，最后形成“套 路”。
在这一“套路”里，制造中国文化劣根性、呈现中国民间丑恶的作品，马上能赢得赞誉。而不进入“套路”的作品会被时代抛弃，比如“新文化”后，催生了一大批反传统、反家庭的作品。
但真的就比《死水微澜》更有价值吗？
再如余华的《活着》表现了中国人的麻木和冷漠，莫言《红高粱》里的父亲为一头驴把女儿嫁给麻风病人，这样的作品合乎西方的品位，这是长期被西方人视为“永恒”杰作的，西方各国媒体的接力歌颂也是持久的。
西方媒体当然不会抬高金庸的武侠，因为它呈现古典中国的博大精深，还得加一顶通俗的帽子。
在这样的接力中，更不可能抬高李劼人，他在艺术成熟期创作 的《死水微澜》，无论是小说技艺、还是人物的生动丝毫不亚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经典。
《狂》中，许晴饰邓幺姑，这一角色被学者们称为中国的包法利夫人
《死水微澜》《大波》等远离政治，而小说里呈现的中国乡村之美、风土人情之美才是致命的。当年，80年代末的邓婕版、90年代初的许晴版集中了一批中国优秀的电影人，至今在影评网上仍然得分不低。作品的女角邓幺姑，家庭、爱情都罩得住，活脱脱一个成功版的包法利夫人。但这样的作品，当然入不了“国际”评委们的法眼。
更不符合的是，李与中国传统文人一样，居然是一位中国大城市杰出的副市长，更是大忌。
李劼人自撰于1962年
（原创自志道教育《新教育家》杂志，文/王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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