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辉煌的北大学府迎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教授，尽管对于校长蔡元培 的不拘一格早有准备，但这样一个流浪汉一样的人来做教授，实在让人担忧。
此时的北大，蔡元培秉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理念执掌学政，不管是革命党还是国民党或者保皇派，只要有学问，他都来者不拒。但别人好歹衣衫整洁，有个人样，哪像新来的这个教授，远看衣衫褴褛，是个流浪汉，近看蓬头垢面，更似个疯子，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学问？
蔡元培
可是这个人却是由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带来的，按说陈先生也不会如此不智，应该也是有些学问的。
终于由校长揭秘了这个神秘人的身份，虽然暂时打理干净，但还是看得出这个人不太爱干净。理好发之后看起来也还算年轻，脸色显出一种病态的白，应该也就三十来岁，穿着一领浅灰的长衫，不高不矮但看着消瘦病弱，像痨病鬼更多过像教授。
校长说到，此人乃是扬州学派的大学者，与章太炎先生齐名的刘申叔，经史子集无不精通。
刘申叔
顿时掀起一番争论，北大的学子都不是书呆子，时事政局多有关注，怎么会不知道背叛革命、拥护复辟的刘申叔，莫不是校长得了失心疯，才将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招来。
好不容易校长才压下喧闹，让这位“学者”发言，自身口吃加上声音微弱，几乎让人听不清是他在说话，最后还是身边的人加以转述才听清他的话。
不得不承认，虽然这位教授私德有亏，但一番话下来，自然而然地就发现名不虚传，是有真正的大学问，难怪校长不顾他的狼藉名声也要招他教学。
纵然看不起这位先生的品行，但孔夫子有言：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生正应如此，从刘先生出学得学问，由刘先生出得到教训，不可做反复无常，背离同伴。似乎是吸取了教训，先生也开始少谈政事，整日在家养病，刮风下雨便请假不来，上课之时也不发讲义，不带教案，信口而谈，引经据典，可谓是精彩至极。
只是先生从不做板书，皆因他书法拙劣，还不如三岁小孩的笔画，左边添一笔，右边捺一划，能相连处便一笔到底，仿佛初学书法的孩童，何况以他肺病缠身的体质，也无法做长久的板书。
在北大之中，唯有黄侃先生、刘文典先生与崔适先生与他相熟，黄侃、刘文典二位先生是他的弟子，崔适先生则是他的邻居，两人课堂下互称先生，课堂上大加攻讦双方学说，实在让人捧腹。
刘文典、黄侃
先生早在初执教时，就担任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类似研究生导师），指导“文”与“文学史”两个学科，到后来增至四科，涵括经史子集（经学、史学、诸子、中世文学史四门科目），渐渐展露出他国学大师的风采，甚至联合成立“国故月刊社”，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不知是过往的经历让他惧怕还是什么，到后面一涉及学派攻讦（团体性纠纷）就畏惧了，与之划清界限。
也正如初执教所看到的，刘先生确实得了肺痨病，而他教学中日益微弱的声音也可以看出病情的加重。
陈独秀
虽然与陈独秀先生学说相背，但二人却是多年的挚友，听闻陈先生入狱，刘先生也与诸多先生上书保释陈先生，陈先生出狱不久，刘先生病逝，年三十六，陈先生借康有为诗悼念——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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