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輝煌的北大學府迎來了一個蓬頭垢面的教授，儘管對於校長蔡元培 的不拘一格早有準備，但這樣一個流浪漢一樣的人來做教授，實在讓人擔憂。
此時的北大，蔡元培秉承“兼容幷包、學術自由”的理念執掌學政，不管是革命黨還是國民黨或者保皇派，只要有學問，他都來者不拒。但別人好歹衣衫整潔，有個人樣，哪像新來的這個教授，遠看衣衫襤褸，是個流浪漢，近看蓬頭垢面，更似個瘋子，這樣的人，能有什麼學問？
蔡元培
可是這個人卻是由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帶來的，按說陳先生也不會如此不智，應該也是有些學問的。
終於由校長揭秘了這個神秘人的身份，雖然暫時打理乾淨，但還是看得出這個人不太愛乾淨。理好發之後看起來也還算年輕，臉色顯出一種病態的白，應該也就三十來歲，穿著一領淺灰的長衫，不高不矮但看著消瘦病弱，像癆病鬼更多過像教授。
校長說到，此人乃是揚州學派的大學者，與章太炎先生齊名的劉申叔，經史子集無不精通。
劉申叔
頓時掀起一番爭論，北大的學子都不是書呆子，時事政局多有關注，怎麼會不知道背叛革命、擁護復辟的劉申叔，莫不是校長得了失心瘋，才將這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招來。
好不容易校長才壓下喧鬧，讓這位“學者”發言，自身口吃加上聲音微弱，幾乎讓人聽不清是他在說話，最後還是身邊的人加以轉述才聽清他的話。
不得不承認，雖然這位教授私德有虧，但一番話下來，自然而然地就發現名不虛傳，是有真正的大學問，難怪校長不顧他的狼藉名聲也要招他教學。
縱然看不起這位先生的品行，但孔夫子有言：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學生正應如此，從劉先生出學得學問，由劉先生出得到教訓，不可做反覆無常，背離同伴。似乎是吸取了教訓，先生也開始少談政事，整日在家養病，颳風下雨便請假不來，上課之時也不發講義，不帶教案，信口而談，引經據典，可謂是精彩至極。
只是先生從不做板書，皆因他書法拙劣，還不如三歲小孩的筆畫，左邊添一筆，右邊捺一劃，能相連處便一筆到底，彷彿初學書法的孩童，何況以他肺病纏身的體質，也無法做長久的板書。
在北大之中，唯有黃侃先生、劉文典先生與崔適先生與他相熟，黃侃、劉文典二位先生是他的弟子，崔適先生則是他的鄰居，兩人課堂下互稱先生，課堂上大加攻訐雙方學說，實在讓人捧腹。
劉文典、黃侃
先生早在初執教時，就擔任文科研究所國文門的指導教師（類似研究生導師），指導“文”與“文學史”兩個學科，到後來增至四科，涵括經史子集（經學、史學、諸子、中世文學史四門科目），漸漸展露出他國學大師的風采，甚至聯合成立“國故月刊社”，與新文化運動分庭抗禮，不知是過往的經歷讓他懼怕還是什麼，到後面一涉及學派攻訐（團體性糾紛）就畏懼了，與之劃清界限。
也正如初執教所看到的，劉先生確實得了肺癆病，而他教學中日益微弱的聲音也可以看出病情的加重。
陳獨秀
雖然與陳獨秀先生學說相背，但二人卻是多年的摯友，聽聞陳先生入獄，劉先生也與諸多先生上書保釋陳先生，陳先生出獄不久，劉先生病逝，年三十六，陳先生借康有為詩悼念——曲徑危橋都歷遍，出來依舊一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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