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從西北前線召回朝廷，進行過一場歷時一年四個月的改革，這就是“慶曆新政”。由於新政觸犯了官僚權貴的利益，遭遇到很大的阻力，最終，新政徹底失敗，各項改革也被廢止，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革新派成員都被排擠出朝廷。
在這場改革之中，發生了兩件重大的事件，一個是歐陽修的《朋黨論》；另一個是“石介富弼謀反案”。新政的失敗，這兩件事都成了直接的導火索，而點燃這兩個導火索的人，則是前任樞密使夏竦，是他完成了對“慶曆新政”的致命一殺。
夏竦
夏竦的奏章，擊中仁宗的軟肋。
慶曆四年四月，也就是新政正式推行後的七個月，宋仁宗收到一份前任樞密使夏竦的奏摺。在奏章中，夏竦稱朝廷已經形成了第二個權力中心，形成了以樞密使（相當軍委主席）杜衍、參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諫官歐陽修為首的朋黨。他的理由是當年范仲淹多次被貶，其中就有一次是因朋黨之嫌疑，可是，當時蔡襄竟寫一首詩《四賢一不肖》，稱范仲淹、餘靖、尹沫、歐陽修為四賢，給他們四人獻媚；後來，范仲淹、歐陽修都身居高位，就把蔡襄調入了諫院，從此，諫院官員都成了范仲淹一黨，朝廷輿論徹底被范仲淹掌控。
現在，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已經形成了小集團，他們的勢力相當龐大，杜衍、韓琦、富弼都有軍事調動權；西北前線的尹沫、狄青等人又有軍事指揮權，他們都是范仲淹一黨；范仲淹有官員任免權，歐陽修、餘靖、蔡襄等人又有監督百官之權，如此一來，范仲淹一黨只要看誰不順眼，就可以隨意捏造理由、羅織罪名彈劾並罷黜，然後任用自己的人。一旦天下有變，范仲淹一黨就可以發動軍事政變，陰謀叛亂，危害朝廷等云云。
在宋仁宗看來，夏竦的話太危言聳聽了，范仲淹、杜衍、歐陽修等人的人品都是首屈一指的，宋仁宗還是信得過的。但是，當年周世宗也非常相信太祖皇帝不會謀反，對太祖的人品也信得過，可事實是，只要權力在手，就算本人不想造反，部下也會逼著你造反。
其實，對於范仲淹等人的彈劾，並不只有夏竦一份奏摺，中書省已經收到數百份彈劾范仲淹結黨的奏摺，宋仁宗都不以為然，但是，夏竦的這份奏摺分量卻極重，擊中了宋仁宗的軟肋。即使夏竦的彈劾有誇大之嫌，但范仲淹卻也有幾分結黨之實。
對於此，宋仁宗顯得憂心忡忡，為了打消疑雲，宋仁宗就把范仲淹召來，當面詢問：“自古以來都是小人多結成朋黨，難道君子也結成朋黨嗎？”宋仁宗這麼直接一問，是希望范仲淹做出否定的回答。畢竟，朋黨都是黨同伐異，不問是非，是個貶義詞，一旦被認定為朋黨，就會危害朝廷，如漢末的“黨錮之禍”，晚唐的“牛李之爭”。
當時，讓宋仁宗沒有想到的是，范仲淹卻承認君子也會結成朋黨。理由是當年自己在邊關的時候，看到一種現象，一些勇敢的將士會結成一黨，一些怕死的將士也會結成一黨，朋黨也有正邪之分。
范仲淹之所以這麼回答，不是不明白這樣回答的危害性，當初他就是因為“朋黨”被逐出朝廷，之後又因為擔心這一點有屢次辭官。現在推行新政，在一些官員的任免問題上，范仲淹與富弼、杜衍、歐陽修等人都有過交流，確實是有結黨的事實。范仲淹是個正人君子，因此，就向宋仁宗承認有結黨。不過，他強調，雖然自己有黨，與小人結黨不同，是為了國家社稷謀福的君子黨，不是小人黨。
很明顯，宋仁宗對范仲淹的這個回答很不滿意，唐朝的牛李之爭，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君子，對方是小人，開始爭鬥的時候還會保持原則，到後來就沒有底線了，都是不問是非攻擊對方，為了反對而反對。小人結黨，是國家的災難；君子結黨，難道就是國家之幸？
歐陽修的《朋黨論》，讓仁宗改革之心漸冷。
事後，歐陽修知道了這個事情，就為好友范仲淹抱不平，向宋仁宗上了一份奏摺，即《朋黨論》。“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歐陽修認為，小人貪圖名利，利益相同時，他們會結成一黨，；但當利益散盡之時，他們就會彼此疏遠，或者互相殘害。而君子卻不同，君子行事，都會遵守道義，實行的乃是忠信，愛惜的乃是名節。就憑這些，君子聚攏在一起，就會始終在一起。所以說，小人無朋，君子有黨！
歐陽修最後還說，周朝是君子結黨最興盛的朝代，可週朝卻可以享國八百年，希望陛下明白，君子結黨，不厭其多。
對於此，宋仁宗就命人把歐陽修的《朋黨論》，念給滿朝文物百官聽一聽。有的人認為歐陽修說的好，小人無朋，君子有黨，真乃金石之言。也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說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你們自己是君子，其他人都是小人？大家都爭吵個不停，誰也說服不了誰。
最後，為了平息這件事，宋仁宗就當眾把這件事定性了，說“朕相信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一心為國，必無私念。”當著百官的面，力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表明上看，宋仁宗鏗鏘有力地表態相信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但這未必是真心話。因此，就在這事結束後的幾天，宋仁宗下了一道詔令，說河東地區糧食運輸不繼，西線軍區糧餉供應不足，在加上晉州地區曾經發行過鐵錢，百姓使用很不方便，民怨極大，而且稅收也連續多年收不齊等問題，需要有人去解決一下。就委派歐陽修為欽差大臣，前往河東地區，把問題解決好。
儘管宋仁宗語重心長地對歐陽修說，不要因為離京就對朝廷事務不掛心上，只要看到了什麼問題，就可以立即向朝廷上奏摺。但是，事實就是歐陽修被調出了京城，革新派在朝廷的力量被削弱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說明宋仁宗對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公認標榜自己為君子結黨而不滿，他這一微妙的心理變化，都被夏竦捕捉到了，夏竦敏銳地察覺到皇上對范仲淹改革的熱情降溫了。
一起所謂的謀反案，殺死了新政。
夏竦宦海沉浮幾十年，懂得什麼叫帝王心術，也知道一國之君的軟肋。再仁義的帝王，只要臣子敢染指皇權，皇帝都會毫不猶豫地殺掉臣子。為了置革新派於死地，夏竦製造了一起聳人聽聞的“石介富弼謀反案”。
當時，范仲淹剛推行新政，集賢院時任太子中允的一個叫石介的官員，曾寫了《慶曆聖德詩》，公開頌揚新政人物，指斥時任樞密使的夏竦是大奸臣。後來，他又給富弼寫了一封公開信，希望范仲淹、富弼等人能夠效仿古代大賢伊尹、周公一樣輔佐君王，成就一代偉業，這封公開信在京城流傳頗廣。
富弼
夏竦有一個小妾，叫蕭娘，是為才女，她能臨摹任何人的筆跡，做到以假亂真的地步。夏竦就讓她把石介寫給富弼的信，重新照抄一遍，但把“伊、周”改成了“伊、霍”。一字之改，含義全變。伊尹是商朝開國宰相，商湯去世後，輔佐幼主太甲。可太甲年幼無道，伊尹就流放了太甲，自己攝政。後來，太甲改過自新了，又重新迎回了太甲。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後，周公攝政，輔佐新即位的周平王。周公是儒家公認的大賢，伊尹、周公並稱，是石介希望富弼、范仲淹能夠成為一代良相。
可是，霍光是漢朝的權臣，漢武帝去世後，漢昭帝年幼，霍光執政，還把外孫女嫁給了漢昭帝當了皇后。漢昭帝早逝，無子，霍光就擁立漢武帝之孫劉賀為帝，但劉賀荒淫無度，即位27天就被霍光給廢了。之後，霍光又擁立漢武帝之曾孫劉詢為帝，是為漢宣帝。漢宣帝很害怕霍光，有一次他祭拜祖廟，霍光在後面陪同，漢宣帝很不自在，惶恐不安，感覺背上有芒刺一般，這就是成語“芒刺在背”的出處。當霍光死後，漢宣帝就把霍家抄家了，並把霍光打為隨意廢立皇帝的權臣、奸臣。
也就是說，夏竦改動版的石介書信，等於是在教唆富弼、范仲淹等廢掉宋仁宗，另立新君，好把持朝政。為了把事情做得更真一些，夏竦又仿造石介的筆跡寫了一封廢立詔書，寫完之後，就找宦官藍元震呈現給了宋仁宗，說是在京城民間蒐集來的。
宋仁宗看到後，大怒，即刻傳令要派出侍衛去抓捕富弼、石介二人，命令下達後，宋仁宗又清醒了，就趕緊派人停止行動，待事情核實清楚了再抓不遲。宋仁宗是不會相信富弼會謀反，但是，筆跡卻完全相同，心中的疑慮並未打消。
宋仁宗的這一曖昧態度，很快就在宮內宮外流傳開了，朝廷官員都私底下說富弼、石介涉嫌謀反，宋仁宗要抓捕他們。事後，雖然宋仁宗默不作聲，朝堂之上也沒有再提過這件事，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但是，范仲淹和富弼卻從宋仁宗冷冰冰的眼神中感受到，皇帝已經不再信任他們了。
范仲淹預感到處境險惡，雖然自己知道是有人搗鬼，但也拿不出證據自證清白。一旦案子坐實，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有滅九族之禍。而且改革的形勢越來越嚴峻，皇上對革新派又起了疑心，改革已經很難推行下去了。正在這時，西線局勢有些緊張，范仲淹就向宋仁宗上奏，懇請離京處置西線軍務，宋仁宗批准。兩個月後，富弼也以防範遼國為由，前往河北籌備防務工作。諫官餘靖被任命為代理右諫議大夫，出使遼國去了，歐陽修也早就奉旨去了河東，革新派官員紛紛被趕出了朝廷。持續一年的慶曆新政，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除了革新派相對中庸的韓琦尚留在京城，充當著最後一根標杆，其他骨幹人員都離開了，慶曆新政名存實亡。
可以說，慶曆新政的失敗，夏竦扮演著很不光彩的角色，在革新派的眼中，夏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人。不過，多年之前，小人夏竦不但是一個才子，而且還是一個正人君子。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夏竦一個君子，變成了卑鄙小人呢？
原本正人君子的夏竦，為何黑化成了一個小人？
夏竦的父親曾在宋朝北疆為官，宋真宗年間，遼軍大舉南下，夏竦父親力戰而死。宋真宗念及其父親功勳，就給了夏竦一個低級軍官的職位，可以領取一份俸祿。夏竦從下就愛讀書，尤其擅長寫詩，膽子也非常大。有一次，夏竦攔在宰相李沆的馬前，要求獻詩一首，宰相的扈從正要將夏竦趕走，可李沆覺得眼前20歲出頭的青年，敢攔住宰相卻毫無懼色，很是奇怪，就接過了夏竦的詩稿。
李沆自己也是博學多文，見過的名士詩文也很多，可看到夏竦的詩句，也非常喜歡，對其中“山勢峰腰斷，溪流燕尾分”兩句更是讚賞不已。於是，第二天，李沆就把夏竦的詩文呈獻給宋真宗觀看，主動向真宗推薦夏竦，並請求讓夏竦轉軍籍，讓他參加科舉考試。
後來，夏竦參加宋真宗主持的殿試，所寫的六篇文章都獲得了優等，翰林院的官員們看了夏竦的文章後，不禁讚歎：“此子真宰相之器也！”
進入仕途的夏竦，很長時間都是朝中清流的代表。當時的副相丁謂因阿附真宗而得到重用，許多官員都拜倒在丁謂門下。一次，丁謂在家中舉行宴會，期間有雜耍表演，夏竦也參加了，丁謂有心拉攏夏竦，就說：“此前從未有吟詠雜技之詩，子喬（夏竦）何不試試？”
夏竦聞聲而起，賦詩一首：“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傍人冷眼看。”說雜耍很奇妙，端坐著中間的主人看不明白，周圍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表面上看是說雜耍，但其實是說丁謂慫恿宋真宗泰山封禪，損耗國力，皇帝以為丁謂是好人，可天下人都冷眼旁觀，都知道丁謂是一個小人。夏竦的這一暗諷，讓丁謂臉都綠了。
後來，夏竦出任地方長官，幹出了很多政績，特別是當年襄州鬧饑荒，夏竦以官帽作保，勸說富人拿出囤積的糧食，來救濟百姓，讓襄州百姓度過了難關。百姓為感激夏竦，寫萬民書要求朝廷予以褒獎，並在襄州為夏竦樹碑立傳。
宋夏兩國爆發戰爭後，夏竦被任命為陝西四路軍主帥，范仲淹、韓琦、尹沫都在其手下。韓琦兩次對西夏作戰都以失敗告終，特別是好水川任福戰死，讓朝廷對韓琦一片罵聲，許多人都認為任福戰死，韓琦要負主要責任。就是韓琦落魄的時候，夏竦站出來說了句公道話，上書仁宗，把軍隊出發前韓琦對任福的幾番交待，嚴禁其冒進，可任副沒有聽從韓琦的將令一事都一一詳細稟明，這才保住了韓琦，算是韓琦的恩人。
夏竦不但對韓琦有恩，對范仲淹也很不錯。當年就在宋仁宗面前舉薦過范仲淹，為此，范仲淹還曾寫了一封信《謝夏太尉啟》，感謝夏竦的推薦之恩，說“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也就是說，在推行新政之前，夏竦與范仲淹之間至少有過一段互相欣賞、互相尊重的日子。
可是，慶曆三年，諫官歐陽修、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抨擊夏竦，把夏竦的樞密使職務給搞掉了，從此，夏竦就像變了一個，對革新派恨之入骨。
要知道，夏竦很早之前就擔任樞密副使，進入了執政班子，但是，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對夏竦很是忌憚，就蒐羅罪名把夏竦趕出了朝廷。進入地方的夏竦，憋了一肚子的氣，但也默默地在地方幹了十多年。他一向自詡有宰輔之才，飄零地方十餘年，心中難免有鬱結之氣，當然，這股怨氣的對象是呂夷簡。可是，當慶曆三年年初，呂夷簡退下去之時，向宋仁宗推薦了夏竦擔任樞密使，這也讓夏竦十餘年積累的怨氣，都煙消雲散了，終於苦盡甘來。
但是，讓夏竦沒想到的是，自己當上樞密使還沒幾個月，就被革新派罵為妖孽小人，特別是石介所謂《慶曆聖德詩》，把自己比作“四賢一不肖”中的不肖官員高若訥，“惟竦若訥，一妖一孽”，並且四處宣揚，把夏竦的名聲搞臭了。不久，夏竦就不斷遭到諫官們的彈劾，最終，宋仁宗就把夏竦撤職了，再次把夏竦趕到了地方，這怎能不讓夏竦對革新派心生怨恨呢？
在夏竦看來，自己與范仲淹還算有些私交，對韓琦更是有援手之恩，無論是在朝中，還是在地方，都幹出了不少的業績，可歐陽修、范仲淹等人卻完全不顧舊情舊恩，把他夏竦往腳底夏踩。
俗話說，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夏竦昔日或許為君子，可如今已徹底淪為小人。從此，惜才愛民的夏竦，就徹底黑化了，為了報復，為了奪權，不擇手段陷害忠良，直到把對方搞死。
皇祐三年（1051年），夏竦病逝，獲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諡號“文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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