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風俗畫與節令畫的流行,比北宋更為豐富多樣。城鄉經濟的繁榮,進一步喚起了畫家對世俗生活的興趣,畫家們的注意力似乎轉向了更平凡瑣細的生活小景與多種生活情味。對兒童情態與心理的描繪,在時令畫與一般風俗畫中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著名的兒童畫家蘇漢臣是河南開封人,本來是宣和畫院的待詔,南渡後繼續供職。他的《秋庭嬰戲圖》軸,畫風精細嚴謹,賦色明麗鮮豔,描寫庭院中秋花盛開,湖石矗立,花蔭下兩個孩子正在鑲嵌螺鈿的繡墩上全神貫注地玩玩具。花叢中的另一個繡墩上下也放滿了玩具,烘托出兒童的玩興正酣。這種對兒童瑣細生活情致的發掘,顯示了畫家觀察生活的細膩入微。
蘇漢臣等人在節令畫中不厭其煩地畫兒童,大約是為了滿足觀賞者多子多福的心理。傳統年畫的兒童題材也許即濫觴於此。
蘇漢臣同時又畫過《貨郎圖》但描寫兒童簇擁貨郎最多的畫家是比他晚一輩的院畫家李嵩。當過木匠的李嵩是北宋宣和畫院畫家李從訓的養子。他多能兼善,所畫人物山水與花鳥都有風俗畫的意趣。
在他的人物風俗畫中,《貨郎圖》是大類。在這些畫卷或扇面的《貨郎圖》中,人們可以看到一群天真活潑的兒童被貨郎擔所吸引,蜂擁而上。急欲得到玩具的兒童開始自行攀取,稍稍懂事的孩子拉扯母親的衣衫必欲購得而後快,尚在吮奶的嬰兒也忘不了以手觸摸玩具。在此情景下,畫家還描寫了母親的耐心和貨郎既期望暢銷又唯恐丟失損壞的矛盾心理。3他把傳統“界畫”手法用於描貨使人眼花嫽亂的貨郎擔,自然是別出心裁。人物衣紋用線的顫動頓挫,大概不僅在於對比貨郎擔用筆的精嚴,還可能是為了顯示布衣的質感,從用色比蘇漢臣簡樸這一點上,也可以窺見出這位宮廷畫家的趣味更接近於普通的欣賞者。
他的另一類作品則旨在批判陳風陋習。相傳他畫的《四迷圖》便是鞭撻了酗酒、嫖妓、鬥毆等城市病態生活。還有他曾經畫過《宋江等三十六人像》的創舉,應該說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畫家。
類似的風俗圖畫,不少是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其中閆次平的《四季牧牛圖》卷與李迪的《歸牧圖》軸都十分細膩動人前者從不同方面展現了牧童在四季中的種種生活情狀,冬景生動地刻畫了寒風凜冽中,牛背上的牧童匍匐於蓑衣裡的畏寒形態。後者表現斜風細雨中的牧童在牛背上尋找被風吹落的草帽,充滿了生活情味。這些說明了畫家對農村生活十分熟悉。
再如描寫頑皮的農村兒童捉弄午睡冬烘先生的《村童鬧學圖》頁與傳為李唐的《村醫圖》軸同樣是反映農村生活風俗的優秀作品。
在選取啟示人們思索和感奮的歷史故事以表達具有現實意義的主題方面,李唐的《晉文公重耳復國圖》卷和《采薇圖》卷頗為著名。前者分段描寫重耳從流亡到復國的過程,大約創作於北宋危亡之際,後來由宋高宗趙構逐段書寫了故事情節,成為借古喻今之作。
後者描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故事。這兩位不願投降新朝的商代遺民,為了堅持氣節寧可逃到首陽山中以野薇為食,後來乾脆絕食而死。他們反對武王伐紂,本不值得歌頌,但李唐本意並不在此,而是針對“南渡降臣”的。可以看出,畫家通過刻畫人物性格的堅強和內心的不平靜,渲染肅穆沉鬱的環境氣氛,成功地歌頌了寧可餓死也不投降的民族氣節。
這在“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當時,是很有積極意義的。拿它與畫法風格接近李公麟的《晉文公重耳復國圖》比,不僅神情刻畫深入到人物內心,就是衣紋用線也由挺細圓勁變為富於節奏的折蘆描了,足見它的創作時間更晚,大約作於新風格爐火純青的晚年。
同樣以歷史故事諷喻現實的名作還有佚名的《折檻圖》軸,人物與環境都畫得工細嚴謹,設色也較濃重。所畫故事取材於《漢書·朱雲傳》,但畫家突出了正義與邪惡鬥爭衝突的白熱化,犯顏直諫的朱雲因彈効權臣張禹,使漢成帝勃然大怒,身披甲冑的武士拖住朱雲即要將他處死。朱雲則手攀欄杆,抵死力爭。
據歷史記載,由於辛慶忌為朱雲進言,他的堅定意志也感動了皇帝,朱雲不僅沒有被斬首,被他攀折的欄杆還按皇帝的旨令不再修復,以紀念他的忠直。可是,在畫軸中,畫家卻抓住了矛盾轉化前的瞬間,把力量對比的優勢依然放在漢成帝與張禹邊,沒有去頌揚皇帝的英明,而是在即將被處死的朱雲身上。
此外,院畫家陳居中的《文姬歸漢圖》軸、無款作品《胡笳十八拍圖》卷都是以蔡文姬故事及其詩歌為題材的歷史故事畫,也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後者在告別一圖中對親子之情的描寫尤為動人。類似題材的作品還有金張瑀的《文姬歸漢圖》卷,它的水墨淡色的畫法風格與宋人無異。隨行者畏寒阿手的細節與旌旗衣帶的飛舞,生動地表現了萬里窮荒中的刺骨寒風。
在宋、金政權的對峙下,南北畫家卻不約而同地畫著同題作品,畫風也比較接近這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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