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會長韓方明於2013年9月在《聯合早報》發表的文章。文章指出，在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亟待呼籲踏實的學風、文風，呼籲更多主體重視具體國家的深度調研，注重“接地氣”的學術和政策研究。
時下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常常看到評論節目和專欄中一些口若懸河的所謂國際問題名家、名嘴和各色專家點評時政。此類分析往往突出戲劇性、鬥爭性、注重淺顯化和臉譜化，將極端複雜的國際形勢及各國內部局勢，用“地緣政治”、“包圍圈”、“大國博弈”、“戰略陰謀”等大詞簡化敘述，全然缺少深度的調查研究和內部視角。
考慮到媒體吸引大眾的需求，如此淺顯粗疏的評論尚可理解。但我們也觀察到，近年來，很多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專業研究文章，也展示出“大而籠統、注重趣味戲劇化、忽視調研”的文風、學風趨勢。這絕不利於各界對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也不利於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深度瞭解和交往。
在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亟待呼籲踏實的學風、文風，呼籲更多主體重視具體國家的深度調研，要把握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社會議題的內在差異，注重“接地氣”的學術和政策研究。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實現了對內經濟社會的改革和發展，也將中國帶入了快速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國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交往大發展的新局面，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間往來日益頻繁，跨國交往的主體、議題、範圍都大大超乎人們的想象。然而，筆者時常遇到一些做非洲研究、拉美、阿拉伯研究的專家，驚訝地發現他們既沒去過當地幾次，也不懂當地的語言，甚至沒有當地的朋友，但這依然沒有妨礙他們在研討會、講堂上引用不知轉了幾手的中文網絡資料，旁徵博引、滔滔不絕。
相比發達國家，中國的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研究的確存在較大的差距。跨國的調查研究遠遠不夠，對話互動的渠道依然太少。瞭解溝通尚且不足，分析判斷也自然時常失誤。現實不斷地提醒中國人，中國的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研究實力，遠遠與國家發展程度不匹配，亟需要更加務實、踏實、著眼細微、立足長遠的學術和政策研究。
當今的外交和國際關係研究，其對象已不僅僅是政府間的政治博弈，還涉及到更加深遠的國內經濟政策、社會治理、文化環保等領域的全球對話與合作。這要求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研究不僅要看到國際的趨勢和大局，還要看到不同國家、不同階層差異，關注實時的變化，具備更深刻、更多維的學術視野。
當前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研究的短板，必將造成政策和對外交往中的一些失誤。筆者發現，一方面由於缺少足夠深度的調研，不瞭解各國具體形勢，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往往雞同鴨講，無法正面、有效地回應對方關心的核心議題，往往盲目批評否定對方的價值觀訴求。一廂情願地大講中國經濟奇蹟，往往花錢勞神，還增大了彼此的誤解；另一方面，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對當地群眾的實際需求瞭解太少，儘管做了大量對外經濟援助，但因為沒有對症下藥，產生不了應有的成效，也未能增加當地民眾實際的好感。
當下，外交界和學術界尤其需要鼓勵跨國“接地氣”的實地研究。比如北京的外交專業刊物《公共外交季刊》，今年就刊登了一篇英國高中生的調研文章《緬甸對華外交政策受地緣政治考量的影響有多大？》，雖然是學生作品，還顯稚嫩，讀起來卻比許多專家文章深入和接地氣。原因在於，此文不是閉門造車的產物，而是作者於2012年與當地精英人士、緬甸首都仰光民間團體、國際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代表面對面訪談後的產物，文中第一手知識給大家很多啟發。編委會決定刊登這樣的文章，就是在鼓勵這種認真的調研精神和踏實的學風。
筆者認為，呼籲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政治研究“接地氣”有三層意義：
第一是轉變學風、文風，注重跨國調查研究和對多元主體的瞭解；第二，“接地氣”的核心是相信和依靠民間，要把國內民間組織、智庫等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廣泛凝聚起各方面智慧和力量；第三，要深入與不同國家的民間組織、社會精英、輿論領袖和百姓對話交流，交朋友聽真話。
為構建“既能觀大勢、又能看細微”，更加“接地氣”的中國對外研究格局。筆者呼籲，中國外交界、學術界等應推動如下改善措施：
第一，要鼓勵民間智庫、民間組織和專家走出去，開展實地研究、瞭解第一手材料。民間智庫、民間組織沒有政治包袱，沒有政府外交背景，可以最大限度地聽取多方意見。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來研究分析中國友好國家、鄰國的實際國情，研究中國在這些地區的援助、開發中的實際情況，瞭解當地民眾的實際需求，要鼓勵中國民間組織調研瞭解當地的情況。鼓勵民間智庫深入調研不同國家的現實情況，參與到國際性事務中，為外交決策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要拓展民間組織、研究機構之間的聯繫和對話渠道，鼓勵跨國、跨文化、跨宗教民間機構的合作、論壇等，搭建彼此深度瞭解的渠道。要鼓勵國內研究機構與不同國家NGO（非政府組織）、社會精英、輿論領袖建立多元溝通渠道，瞭解不同群體的利益、價值訴求。希望中國政府能夠鼓勵民間智庫的發展，妥善、巧妙地利用民間公共外交努力，來調解國際和地區事務。實際上，全球化中很多國家面臨相似的問題，開展全球性的研討和對話尤其重要。
第三，中國政府要鼓勵深度跨國調研，應在法律、政策和資金上對跨國實證研究給予扶持，涉外決策部門要進一步完善政策諮詢機制，建立與實踐型專家、研究機構、NGO組織的溝通機制，推動外事決策信息來源的多樣化，鼓勵政府購買民間研究者的政策報告，推動政策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更要鼓勵成熟的智庫“走出去”，承擔更廣闊的國際研究。
第四，還要看到，在與發達國家的外交中，價值觀外交的影響絲毫不遜於利益外交，不能迴避價值觀議題，更不能隨意批判別人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體系。 要杜絕以己度人，要建立更多的非官方渠道，善於開展價值觀對話，尋找可能的共識和理解。
韓方明：團結抗疫有助重建大國關係典範
韓方明：發揮政協平臺優勢 凝心聚力做好公共外交
韓方明：政協委員要多讀書，讀好書
閱讀更多 察哈爾學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