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完成于1901年11月，即李鸿章去世1个月之后，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尽管李鸿章是梁启超的政敌，但梁启超对李鸿章仍然能公正评判，作出许多正面、深刻独到的评价。
本书《序例》六小段，一页纸，500余字，简明扼要。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所用的文体；表明取材的原由；强调公正评价的意愿。《序例》虽然篇幅很短，但寓意很深，非常值得借鉴和反复研读。
作者在书中扼要叙述了李鸿章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所作所为，突出他对晚清四十年的重大影响，让读者对他的一生及中国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产生清晰的认识。作者虽然不认同李鸿章为“中国第一人”的看法，但是他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中却无一人超过李鸿章。
作者“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发现同治光绪时期的重大事件多与李鸿章有关联，作者评价李鸿章时，没有脱离他所置身的复杂环境和动荡时代。本书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中，作者依据他对中国历史和当时国情之认识，断言李鸿章是纯臣，是庸臣，而非权臣、非智臣。他认为中国当时近四十年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虽然作为一个晚清重臣，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作为与古代的霍光、曹操、张居正以及同时代欧洲、日本的执政大臣迥然不同，不可能成为所谓造时势的英雄。
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用极短的篇幅介绍李鸿章的家世。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魔爪逐渐伸向清政府的附属国和中国境内，是中国的外交关系最痛苦和艰难的时期。国内政治腐败僵化，贫富严重不均，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威胁和动摇晚清王朝的统治。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随其征战，教诲颇深。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示了他优异的军事才能，继而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帮助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苟延残喘，被一步步地委以重任。本书第四、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详细讲述了李鸿章创建淮军的过程、他对常胜军的借重以及所立之“军功”。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李鸿章攻打苏州时的杀降事件，称其缺乏大智慧，只知道运用小谋小智。杀降是李鸿章的一贯行为。曾国荃攻占被太平天国占据的金陵后，遭受许多嫉妒和诽谤之言。李鸿章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帮曾国荃左右维护。所以作者夸奖他具有超过常人的道德和度量（我认为实际上是看在曾国藩的面子，李鸿章毕竟是曾国藩的学生，曾国藩还帮助过李鸿章，而且当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实权派，李鸿章当时在清朝还没有地位，还要巴结曾国藩）。
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作者断言，李鸿章知洋务，不知国务。他具体论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系列举措，例如，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创建江南机器局，筹办铁甲兵船，开创北洋水师等等。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包括军事，商务、游学等，作者于此持肯定态度。但李鸿章仅仅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所办商务也局限于官督商办。（实际上李鸿章从这些官督商办的实业中，获利颇多，最后都落入了他个人的腰包）。
本章还提及李鸿章在任用、选拔人才上的欠缺，比如用人唯亲等等。胡思敬（清朝末年翰林院御史，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就曾经批评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当时的官员中庸才很多，人才缺乏也与李鸿章有关。
1894年8月，中日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难辞其咎，他也因此被晚清政府革职留任。1895年4月，李鸿章作为和谈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本书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深刻分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起因，战争经过，失败的原因。甲午战争“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约定以后朝鲜有事，中日两国须在告知对方后，方能派兵前往，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在战争过程中，李鸿章错误地指导，偏重在防守而不是进攻。书中客观地分析了导致战争失败的国情和国力因素，还清楚列举了李鸿章的十二大错误。十二大错误中的第三点，是指李鸿章依赖外交调停，耽误战机。甲午战争终结了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誉，而他参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条约，日本侵占了台湾岛和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等等。
李鸿章一生为官，一半是外交。书中第八、九两章《外交家之李鸿章》谈到，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获得声誉。但实际上并非李鸿章的名望和谋略之功，而是西方列强因普法战争，自顾不暇。在作者看来，李鸿章的外交历史，完全是失败的历史。他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是甲午战争的引线，《马关条约》是他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犯一系列错误的悲惨结果，李鸿章难逃误国之责。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开启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办法，被认为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 。列强竞相仿效，肆意瓜分中国，中国利益被出卖殆尽，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实有无可辩白的罪责。但是，作者也指出“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本书第二章曾经说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是兄弟之间的“阋墙”之为。李鸿章于1887年2月16日回复日本人伊藤博文的信中有一句话，“……惟明睦邻之大义，勿寻阋墙之私忿……” 。面对虎视眈眈的强盗，大谈兄弟之情，如果不是没有认识到日本企图侵占中国利益的本质，那么就是由于胆怯而谄媚和卑下了。无论如何是丧失了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应有的风范。
本书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李鸿章奉命治理黄河和整治广东的事情。面对当时广东的混乱局面，李鸿章执行严刑酷法，大肆杀戮。对于当地的赌博和盗窃之风，李鸿章竟然使出赌博承饷的办法，真是火上浇油。作者对此非常气愤。
晚清政府的顽固党据一己之私，利用义和团，实行所谓的“扶清灭洋”，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屠掠中国。李鸿章奉命与联军和谈，订立《辛丑和约》。本书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列出和约的全部内容。俄国掀起所谓满洲问题，试图逼迫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署中俄满洲条约。1901年，李鸿章在积劳成疾中去世，彻底离开晚清政治舞台。
虽然李鸿章竭尽全力维护晚清政权，但是他的所谓努力和奋斗最后都于事无补。中国领土大量地被列强侵占或划分，战争赔款日益增加，国家财力损失待尽，国内局势危机四伏。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机，他虽然满怀极大地悲愤和忧虑，也只是在无谓的抗争后无奈地妥协与让步。本书第十二章《结论》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十六位著名历史人物逐一进行比较，多角度地评判他的优劣和长短。作者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书中还记叙了李鸿章不同于常人的一些生活细节和经济上的状况。
可以说，梁启超对有关李鸿章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和诸多评论，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科学和精辟。他指出了创建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条条错误，批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外交、和谈中的种种失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彻底否定李鸿章，没有将晚清国运衰败的责任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所以，他自信地说，“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的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将晚清四十年之大事和一个复杂、多面、颇具争议的李鸿章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李鸿章实在是时势所造之英雄，但对于中华民族确实罪人，说他是民族的败类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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