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世衛組織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100萬：截至北京時間4月4日6時，全球累計確診1009625例，死亡50489例。超過100萬例。全球已有207個國家和地區出現新冠肺炎病例，受疫情影響，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封城”乃至“封國”，大量經濟和社會活動驟停。
這次疫情引發的不僅是經濟危機，還有社會危機、政治治理危機以及國際秩序危機。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4月3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了題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專欄文章。基辛格認為，新冠病毒對人類健康的攻擊是暫時的，但它所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幾代人。沒有一個國家，即使是美國，能夠通過單純的國家努力戰勝這種病毒。解決當前的問題，最終必須與全球合作的願景和計劃相結合。如果我們不能同時做這兩件事，我們將面臨最壞的結果。
組織的細胞是個體，所以二者有高度的一致性，如同每個個體把“自己”利益擺在第一且要最大化時，與其他個體破裂的風險將顯著加劇。中國傳統文化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作為修身之道。然而，能這樣做到的人從來就不少多數，同樣，國家這樣由人構成的組織主體，自然帶有人性的各種弱點。在疫情全方位的巨大壓力和衝突下，向外找宣洩口的動力超乎尋常地強烈，誰會是那隻無力的羔羊？
多重危機在一個時間段內集中爆發，使得“去全球化”再次成為全球熱議的話題。而這並不是新話題，歷史上屢屢出現過“Globalization is dead”這樣的言論，那麼，疫情會“殺死全球化”嗎？還是這一次並沒有不同？
德魯克如是說：“貿易保護主義的確可以使世界經濟變得很糟，還可能會將其逼到崩潰的邊緣。但貿易保護主義是不可能毀滅共同的需求以及全球性視野的。根本性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地發生了……多數政府都知道‘自給自足’只不過是一種幻覺。”
重溫德魯克的觀點之餘，我們仍可以傾聽其他人於意云何。
2020篇
01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3月30日在中新社的專訪中表示：疫情將重新定義經濟全球化
內容：
疫情引發的危機有可能甚於1929年大蕭條，理由有三：第一，當前全球化程度遠高於大蕭條時期，在此背景下主要經濟體暴發疫情，傷害會遠大於當年；第二，疫情期間一些國家民族主義戰勝了國際主義，國家利益戰勝了全球利益，甚至出現“趁火打劫”行為，正常的國際秩序受到衝擊；第三，大蕭條時各國有清晰的應對方案和工具，但現在應對疫情似乎並沒有很好的方案。
即使全球疫情在6月底前得到控制，“V型”反彈也不現實。疫情得到控制並不意味著社會心理能夠馬上恢復，各項因為疫情驟停的經濟活動也很難一夜之間全部重新開展，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疫情使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遭遇前所未有的“斷鏈”風險，經濟全球化將走向何方備受關注。此次疫情讓越來越多國家認識到“和本國民眾生命安全直接相關的東西不能任其流失”，經濟全球化將因此被重新定義。
今後經濟全球化可能會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狀態，即“有限的全球化” ，各國會把與國家安全、民生非常緊密的生產部門掌握在自己手裡，回到經濟主權時代。即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已經形成，但一旦和國家安全聯繫起來，讓已經去往海外的企業迴流到本國事實上是可以做到的，因為這已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融入了各國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需要。從這個角度說，疫情是一次改變世界發展進程的大事。
02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教授、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王躍生3月30日在《第一財經》中發言：疫情之後的經濟全球化：終結還是重啟？
內容：
國內外輿論近來頗為關注“全球化終結”的話題，因為它們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和影響著疫情結束以後全球經濟格局的走勢。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輿論，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此次疫情迅速擴散至全球，成為全球性的“世紀大疫”，疫情對全球經濟活動產生如此巨大的衝擊，確實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正是全球化藉以實現的全球生產、跨國企業、國際旅遊、海外留學、體育比賽等所帶來的人流、物流的全球大流動，成為病毒迅速在全球擴散的基本原因；正是生產的國際分工和產業鏈的全球佈局，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真正切斷與外界的聯繫，一旦聯繫中斷，經濟活動便陷於停擺。
另一方面，當大疫來臨，一些國家發現由於產業分工，自己連簡單的口罩都生產不出來，更不用說救命的呼吸機、藥品，一旦國際供應鏈中斷便束手無策。 大難臨頭，它們往往還是各自為政，自掃門前雪，甚至以鄰為壑，強行截斷他國的抗疫物資，更有甚者對疫情的責任互相指責。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本已處在逆全球化、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潮流下的世界，自然而然地會出現反全球化、封閉排外、自給自足的思潮。某些執政者，出於迎合社會與選民的原因採取一些孤立主義自我封閉的政策，這是不難理解的。
然而，孤立主義的自我封閉和逆全球化，作為一種短期政策或許難以避免，但從經濟學意義上的長期來講（長期意味著生產要素的可調和生產函數的可變，包括制度和規則的可變），這種反全球化的思想和政策註定是短命的。
其一，人類既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封閉孤立的孤島時代，如同不能從青銅時代退回到石器時代一樣。人類已經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利益與福利，不會輕易放棄。短期內由於病毒傳播，由於某些集團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損而反對全球化，但病毒作為孤立事件遲早會結束，利益受損恰恰是改變全球化規則的動力而不是取消全球化，如同不能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同倒掉。
其二，經濟全球化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基於一定的物質條件與技術基礎的。這符合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如同地理大發現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一樣，交通、航空、海運、互聯網等物質技術條件，以及語言、文化、制度規則等人文條件，則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和人文條件。
無論我們對全球化有多少不滿，無論此次疫情又給反全球化提供了多少理由和口實，全球化既不會停止，更不會終結。此次疫情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全球化的不滿，恰恰反映了過去的經濟全球化存在著諸多問題，也為根本解決這些問題，重新啟動全球化2.0版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如同疫情也為各國自身改革和完善內部制度提供了機遇一樣。
03
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師、美國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3月27日在China Daily中發言：錯誤的危機類比
內容：
COVID-19大流行是全球金融危機的鏡像，相關政策響應必須對症下藥。
首先，全球金融危機是給實體經濟帶來嚴重損失的一場金融衝擊，而COVID-19則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嚴厲的遏制措施，如封城、交通禁令和限制公眾集會，這些對實體經濟產生衝擊，給企業、工人和金融領域帶來災難性後果。
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美聯儲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既恰當又果斷地應對了震盪的主要源由——對金融系統的毀滅性打擊。但在COVID-19危機中，美聯儲無法扮演同樣的角色，因為它所應對的是二次衝擊，是實體經濟受到首次衝擊後的後續金融反應。
全球金融危機後，政策性利率從未正常，因此在應對下一次在所難免的衝擊時，各國銀行的選擇有限。只有解決危機的根源，才能遏制危機。在COVID-19大流行中，重點必須是遏制病毒。這需要採取迅速而有創造性的行動，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上，放在遏制和緩解COVID-19的科學研究上。
當危機過去後，對於我們怎樣陷入了這場混亂，人們會深刻反省，其中無疑包括重新評估窮國和富國曾經以為是經濟萬能藥的全球化。承蒙世界貿易的急劇擴大，和隨之而來的全球價值鏈大發展，相對貧窮的發展中經濟體作為生產者，可以通過減少貧困和提高生活水平受益，而發達國家作為消費者，可能通過買到更便宜的商品（以及越來越多更便宜的服務）而受益。正是這種“雙贏”讓人們接受了全球化。
全球金融危機的腳本，是為一個在經濟增長數量上受威脅的世界而設計的，但對一個在增長質量上有缺陷而受到衝擊的世界，它提供不了答案。貨幣財政政策可以緩解金融市場和受重創的企業、群體的短期困難，但它們解決不了控制和緩解疾病的當務之急。
重啟全球增長引擎的最好辦法，是壓平各國和全世界的COVID-19感染曲線，這是人們的廣泛共識。此次危機中的決策者必須高度關注這一點，而不是關注上次危機的貨幣財政政策模板。歷史證明了當代世界經濟在負面衝擊過後的恢復力為自生的反彈提供了希望，但那只有在控制住COVID-19疫情之後才能實現。
04
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中國經濟研究組主任魏尚進3月27日在Project Syndicate中發言：戰勝COVID-19和經濟疫病
內容：
面對疫情，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從中國和其他率先受COVID-19衝擊的國家吸取幾條有用的經驗教訓。它對於那些還未經歷疫情大爆發的國家尤為有益。最重要的是，它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首先，政府和公共衛生主管部門必須在大爆發出現前加緊準備。另外，在疫情大規模爆發的情況下，各國的國家應急計劃應確保有足夠數量的病床，尤其是ICU病床。如果國家計劃不可行或不充分，政府就需要考慮迅速興建新的醫院，必要的話可以讓外國公司參與。關鍵在於，一旦有爆發跡象，政府必須儘早果斷行動，強制實行社會隔離。
為了減輕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某些影響，政策制定者必須向勞動者、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迅速的緊急援助。COVID-19在短期內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對某些行業產生中期影響。
至於經濟刺激，在應對全球經濟衰退方面，一項國際協調方案比各國單打獨鬥更有效。一旦所有國家都增加總需求，匯率就不必大幅變動，全球需求的增長就會讓各方獲益。目前，多家主要央行已將政策利率降到接近於零，因此無法有更多作為。然而，許多國家仍維持著各式各樣的貿易壁壘，既增加生產成本，也減少了國內家庭的實際收入。與財政擴張一樣，協調的貿易自由化提供成功的最佳機會，因為每個國家對外國企業的“讓步”也將改善本國公司進入外國市場的機會。
COVID-19疫情有可能給世界帶來災難。但這場危機也為各國政府提供了實行政策改革的難得機遇，不僅應對短期的公共衛生挑戰，而且提升全球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各國政府應當把握時機，不要浪費COVID-19危機帶來的機遇。
05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萊特在3月20日的《Foreign Policy》專訪中表示：經濟全球化的終點
內容：
新冠疫情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已經激起了美國兩黨與其鬥爭的決心，意圖強行推動中國與美國高科技和知識產權的脫鉤，並試圖迫使盟國仿效。為實現碳減排目標而施加的社會和政治壓力不斷增加，已經使許多公司對長距離供應鏈的依賴受到質疑。目前，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業和社會加強長期應對經濟孤立的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幾乎不可能回到21世紀初那種互利共贏的全球化狀態。一旦各國再無意願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共同利益，那麼20世紀建立起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迅速萎縮。屆時，政治領導人將需要極大的自我剋制來維持國際合作，並防止向公開地緣政治競爭的方向倒退。
向公民們證明自己可應對疫情危機將使領導人獲得一些政治資本，而那些無力管控疫情的領導人只會極力推卸責任。
06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顧學明3月20日在ChinaWatch中發言：經濟全球化大勢不會因疫情而逆轉
內容：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對全球產業鏈造成嚴重衝擊，但世界經濟已經是一個密切聯繫的共同體，受疫情影響只會是暫時的，全球供應鏈格局和一體化大趨勢不會改變，疫情過後供應鏈韌性將大幅增強。
不可否認，疫情在全球蔓延導致邊境管控、區域封閉、人員隔離，引發生產停滯及貿易管制，會暫時阻斷全球供應鏈，對全球供應鏈產生破壞性影響。疫情對全球化會帶來一定的衝擊，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全球經濟一體化始終是不可逆轉的發展大勢。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1．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是暫時的。疫情導致供應鏈部分節點出現“鬆動”，進而引起全鏈條連鎖反應，是一種臨時性的“事故”，而非系統性崩潰。最好的例證是，當前中國各行各業正有序復工復產，特別是近期中央指出，要做好龍頭企業復工復產保障工作，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
2．疫情不會改變全球供應鏈格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的連接和流動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是難以通過簡單的方式予以逆轉的。當前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是基於各國比較優勢、供應鏈效率的必然結果，是跨國公司在全球佈局上的戰略性、長遠性的選擇。
3．疫後全球供應鏈韌性將會大幅增強。疫情過後，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推動下，企業將更加註重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的投入，全球經濟將實現更安全、高效、穩固的連接。這將可能推動新形態全球化的出現。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新冠肺炎疫情早已不是一個國家的事情，而是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挑戰。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全球疫情形勢，需要世界各國共克時艱，在信息溝通、研究分享、技術支持、防護物資支援等領域加強合作。只有世界各國緊密合作，才能將疫情遏制住，才能保障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運作和安全。只有全球供應鏈安全有效運作，才能從根本上維持世界經濟增長活力，從而為世界經濟走出低迷並邁入新的發展週期提供動力。
（來源：觀中國ChinaWatch）
過往篇
01
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尼爾·希林2019年10月21日在《巴倫》中發言：“去全球化”的世界會發生什麼？
內容：
全球化已經達到頂峰，現在存在一個重大但還沒有被充分認識到的風險，即未來幾年世界將開始“去全球化”。目前的這股全球化浪潮始於冷戰結束之後，1990年至2009年是全球化加快的一個階段，對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全球化推動了經濟增長，尤其是新興市場，並且幫助發達國家降低了通脹率和實際利率。
目前的全球化浪潮似乎在當前貿易爭端開始之前就遇到了瓶頸。1990年至2009年間，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跨境資本流動佔全球GDP的比重曾急劇上升，但在2010年前後趨於平穩。這種平穩趨勢可能只是暫時的停頓，不可預見的技術突破可能會引發新的全球化浪潮。但出現新浪潮的可能性不大。
全球化達到頂峰並不一定意味著全球經濟面臨危險。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給這些趨勢帶來推動的科技發展將推動生產率上升、讓消費者的選擇變得更多。但是，由於最常見的發展道路始於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因此尚未在發展階梯上站穩腳跟的最貧窮國家的生活將變得更加困難，這會加大新興市場已經面臨的結構性阻力。
此外，由政策驅動的去全球化這種有害形式似乎越來越有可能出現，在這類情況中，跨境貿易和資本流動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歷史教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導致全球化倒退的是政策而不是技術。
人們除了沒有充分認識到去全球化時期可能會到來，也不清楚這種情況會以何種形式出現。一方面，我們可能會看到一種溫和的區域化形式，即生產集中在鄰國而不是全球各地。另一方面，世界可能會分裂成相互競爭的集團（例如一個由美國領導，另一個由中國領導），個別國家互相提高關稅的現象會越來越多。
02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資本形成與增長教授、Belfer Center董事會成員傑弗裡·弗蘭克爾在2019年7月9月《人民日報》的採訪中表示：美方加徵關稅“幾乎傷害了所有人”
內容：
無論是在其他國家，還是在我們國內，美國政府挑起的貿易戰幾乎傷害了所有人。美國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成本主要由美國公司和消費者支付，而不是中國公司。從大豆到汽車，美國的生產商正在失去出口市場。
傳統政治經濟學模型對“關稅”的解釋基於以下邏輯：進口競爭性行業在美國國內具有不相稱的政治分量，能夠蓋過消費者的政治影響力，因為後者的影響力更為分散，這就導致了保護主義政策的出現。現在美國關稅措施幾乎找不到受益人，這好比是在完成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事”。在他看來，解釋當前美國的貿易政策需要的是一份“心理學模型”。
過去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例如通過跨境供應鏈構建一體化，被認為是不可改變的趨勢。不幸的是，政治領導力的缺失正在使歷史倒退。上世紀30年代，我們也犯過類似的錯誤，選擇了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造成了可怕的後果。
世界各國應盡一切可能，避免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造成長期損害，尤其是對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造成的打擊。未來，我們或許可以通過談判，讓‘國家安全’等模糊措辭變得更加具體，進而避免濫用。
03
經濟學家、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保羅·羅默2017年3月23日在財新網的專訪中表示：全球化勢不可當
內容：
特朗普當選以及英國脫歐之後，關於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是否會倒退、中國是否將成為全球化旗手的討論成為全球各主要峰會和論壇的主流議題。回顧漫長的歷史，發展的潮流一直都朝向更多的知識共享，更廣泛的人際交往，這個潮流將會繼續。可能會有一點起伏波動，但是基本的動能是非常強大的，無法抵擋的。當某個地方某人發現了有價值的創意，它最終都會傳遍全球，人人都想要從中受益，沒人會關心這個創意的出處。這是全球化真正的推動力，它勢不可當。但全球化除了貿易之外，知識的傳播也不能忽視。
而關於導致全球化出現暫時危機和困惑的發展不平等問題，從全球而言不平等程度已經出現顯著下降。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讓全球收入分配更加趨向平等，在世界範圍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在某些國家，不平等出現加劇，這些國家的政府需要改變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我們必須牢記的一點是，在過去三十年全球範圍內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經濟發展永遠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一個摸索前進的過程，不斷髮現問題，不斷進行調整。有些問題確實存在，但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沒有理由感到悲觀，需要的是紮紮實實地做好工作。經濟學家往往以為法律法規都是已知的，以為我們知道政府應該做什麼，知道法律法規應該是什麼樣。但實際並非如此。世界在不斷變化，政府的作用也在不斷變化，正像企業需要不斷提高生產率一樣， 政府和政府機構也需要不斷提高創新力，需要不斷試驗採用新的政策來應對新的挑戰。
04
科爾尼管理諮詢公司全球商業政策協會（GBPC）主席保羅·勞迪迪納2016年1月20日在《世界經濟論壇》中發言：“全球化”已死，迎來全球新秩序
內容：
距離金融危機過去已經有七年的時間了，我與科爾尼管理諮詢公司全球商業政策協會的同事預測，“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即將結束，潛在的新型全球經濟秩序會取而代之。新秩序共分四種，每一種秩序對政府與跨國公司產生的結果各不相同。
全球化3.0: 這將意味著我們要再度熱烈歡迎全球一體化發展進程的迴歸。不過就2008年以後的情況來看，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兩極化：這將意味著大國勢力的緊張程度加劇，中美之間的競爭摩擦與敵意會加劇這樣的局勢。
島嶼化 ：這意味著在身份政治與社會化媒體的推動下，全球範圍內、地區間以及次國家的分裂化和原子化程度日益加深。
普通化：這意味著後資本主義世界將會形成。不僅科技在日益進步，而且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也與以前截然不同。這些都有助於實現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形成，其特點是商品本地化、生產低成本化、消費模式更為溫和。
儘管諸多政府和企業都在假想我們會迎來3.0版的全球化，不過我對此高度懷疑。如果回顧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史的話，我們會發現其實“G2”模式或者稱為中美兩極化格局出現的可能性也不小。不過鑑於當前的環境高度複雜，國與國之間不僅有相互依賴的脆弱性，而且有廣闊的共同利益前景，這種模式出現的可能性也不容樂觀。
我堅信，在未來我們會將島嶼化和普通化融為一體進行發展 。科技是全球變革的首要驅動力。與此同時，科技也是促成島嶼化和普通化發展的核心。在世界歷史的過去七年裡，我們實現了科技的不斷進步。我非常期待在即將到來的歲月中，科技可以實現新突破。尤其是能在那些極大改變我們經濟與社會的領域有所突破真是再好不過，比如可替代能源、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
05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管理學院資深教授彼得·聖吉2004年在《天下雜誌》的專訪中表示：責任感，讓企業脫穎而出
內容：
全球化是一種“同質化”的過程，傳統的文化、生活方式、社區型態、家族系統逐漸崩裂，物質目標已成為衡量生活品質的標準。
關於全球化，全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其中有兩大層次。第一層次是信息科技的層次。透過科技，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可相互連結、同步交易。信息科技讓我們在全世界任何角落發出信息。企業如今習慣在全球性平臺上經營。另一層次是，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刻人們有如此相互依賴、生活在同一星球上。
現在企業營運也愈來愈全球化，盡用各地人才。關於如何塑造共同願景？什麼是共同願景，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塑造共同願景的“過程”。在這個動態過程裡，你要不停地問：你想創造什麼？這是不斷演變的。假使你是個在全球各地都有事業的大公司，你不一定需要單一的願景。你可以有很多的願景，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在不同願景中創造和諧，而且持續發展建立願景的過程。如果你是一個跨國企業，在許多國家都有據點，你要做的是不斷問人們，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你需要讓人們參與找出人生目標的過程。只要人們認為這是個持續性的過程，就算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也沒關係。某種程度的衝突是健康的。
企業可以透過產品與服務，做到差異化，當然還可透過財務表現來凸出自己。愈來愈多的企業已經不用傳統方式來凸顯自己，而是以責任感使自己脫穎而出，大型的跨國公司尤其是最全球化的機構。他們比政府都還有國際觀。雖然有些諷刺，或許他們最有資格來擔任公共議題的發聲者（例如全球暖化），因為他們比政府還會以全球角度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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