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河北邢台南边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父亲少小离家，南下支边到贵州，在那里成家立业。后来我到河北保定上大学，有一次同父亲通电话，得知叔叔姑姑们居住的那条老街要拆了，邀请我父母去看最后一眼。
从父亲略微发颤的声音中，我听出心中难以释怀的乡愁，想了想，决定代父“出访”老家。
吃不完的亲情饭
从石家庄去邢台的火车很多，四五个小时就到了。但要到我叔叔姑姑们住了几十年的那条老街——东堤街，还需再坐半个多小时的汽车。这是一个七弯八拐的胡同，两边是平房，剩下中间很窄的泥土路算是过道，是条典型的老式胡同。房屋低矮破旧，有的还是土坯房。我的几位叔叔姑姑们一直住在这条老街上，每家相隔不太远。
二婶把我带来的为数不多的“礼”拆分开来，一家一份。单父亲一辈就是七家，三个叔叔四个姑姑，再加上已经成家立业的同辈们，我带来的礼物明显不够分。我感觉有些难为情。二叔安慰我说，现在家家户户都不愁吃穿，你根本就不用带东西，人来了就好。
挨家挨户转了一圈，我发现果然像二叔说的那样，大家对我都很热情，见了我如同见了我父亲一样高兴。
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作为兄长的父亲外出参加工作，管家的重任自然落在二叔头上。我的食宿也就安排在了二叔家里。
二叔原本是做小买卖的。最早是靠养点鸡鸭鸽子一类来售卖，现在临街开了个小卖铺，每天天不亮就忙着进货，之后就整天呆在小卖店里，家里非常清静。我呆在二叔家，见二婶忙里忙外地准备年货，要去帮忙，她却不让，说我摸不清锅灶,让我安心看书去。
随着年关的到来，我的清静很快被打破了。三十那天是二叔家请客。叔叔姑姑们拖家带口的都来了。每家至少是两个孩子。有好几家都抱孙子了，一家人好不热闹！
过完三十，年就算过完了吧。初一下午不到4点，出现了一道奇怪的风景。我从书堆里抬头向外一看，发现有个半大小孩正远远地站在门外，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没过来打扰我，只是远远站在那里。二婶过来告诉我说，这是叫你去吃饭的呢。二婶接着解释到，农村孩子没见过世面，怕生呢。
此后每到饭点，我总能看到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小孩远远站在那里，算是“接”我去吃饭。这一直持续到大年初六，原来这是他们早已商量好的。
我差点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那些天，除了二叔家的两个女孩没有出面办酒席，其他的几个叔叔姑姑家都是由年轻的一辈出面来请。说他们“年轻”，其实他们早就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他们见多识广，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说不完的“生意经”。
四叔家的小子最早开货车给人运货时，曾创下一星期没合眼睡觉的记录。二叔家的两个丫头最初跟她父亲卖鸽子蛋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着货物走四十分钟到农贸市场。晚上天不黑净见不着人影，两个丫头的脚都磨破了皮，回来痛得直流泪。在所有兄弟姊妹中，大姑家的孩子最能干。有一年生意做火了，开着车子请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回来后，又在那条街上摆了几桌请街坊邻居。
受生活条件的限制，还有父母眼光的限制，我的这些堂兄弟妹们大都没有好好上学读书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生意的头脑，苦难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他们早早闯荡社会积攒下来的人生阅历远远不止课本所给予的。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勤奋努力，照样能生活得很好。
老家富裕了。这样的富裕跟我当年差点被留在那里时的穷困境况相比，真是让人感概万千。
我母亲又要工作又要带三个孩子，明显经不起这样的拖累。我一岁的时候，父亲终于做出决定，让母亲把我送到奶奶那里去。
然而，老家的窘困很快让母亲傻了眼。那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吃的，孩子又多，奶奶无暇顾及我们。让母亲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刚煮好一锅粥，还没到开饭时间就让孩子们喝完了。刚从街上回来的母亲看见的是锅底剩的一点米汤，还有一旁舔口舔嘴还没吃饱的几个孩子。正当又热又累的母亲几乎要崩溃的时候，奶奶笑眯眯地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粥来，那是她从自己口里省出来的。
“喝粥事件”让母亲警醒到，奶奶这里其实非常艰难。叔叔姑姑们没有一个有正式工作，他们要么出去打零工，要么就是卖点小葱小蒜挣点微薄的收入。临走那天早晨，天刚透点亮，母亲吃了点东西准备赶早班车离开。奶奶抱着我出门送我母亲，我嘶声裂肺哭个不止，奶奶为了不让我哭，使劲把我搂在怀里，我在她怀里挣扎得满头大汗。这样下去怎么行？母亲突然间做出了把我带走的决定。
设想一下，如果我那时留在这里，也许同我的那些堂兄妹们一样，在吃尽“没文化”的苦之后，终于历练成生意场上“呼风唤雨”的一员女将了。
一张作为家族“功臣”的土炕
东堤街是建城初始就有的一条老街。当年，我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从东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逃荒到这里，在这里生儿育女，繁衍家族。当时生育条件差，没有医院可进。奶奶就在家里仅有的一张土炕上生下包括父亲在内的八个孩子。
奶奶在土炕上每生一个孩子，都痛得寻死觅活。她痛得从床上滚落在地上，跪在地上祈求阎王爷把她的命拿去，连同她肚里的小孩一起。爷爷在一旁急得流泪，只喊“不生了，再也不生了。”
幸运的是，阎王爷既没有把奶奶的命拿去，也没把她肚里的小孩的命拿去。她生的八个孩子连同她都好好地活着。爷爷奶奶都活到八十多岁，这在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算是高寿了。
这张土炕，承载着一个家族的繁衍，延续着一个家族的血脉，见证着一代人的心酸、苦难和成长。这张作为家族功臣的土炕，一家老少几代人都对它心存敬畏，知道这个家族来得不容易。后生晚辈们无论遇到多么艰难困苦的事，都不觉得苦，因为他们知道，现有的一切是祖辈用命换来的！
几十年过去，尽管这张记载时代年轮、饱经风尘的土炕早已很破旧、落伍，儿孙辈们用的早已是高档时尚的席梦思，但谁也不敢说一个“拆”字，它在这个家里始终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随着老街的拆除，这张老土炕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凝结在它上面的苦难以及带给这个家庭的吃苦意识，早已植入后生晚辈们的骨髓。“要上进，要走正道”，成为这个家族延续下来的“家训”。
我有幸在拆迁之前，赶来看了这条老街、这张老土炕最后一眼。这哪里是“最后一眼”，分明是“终身铭记”。
二婶给我说，老街拆除后，各家各户都搬迁到市区不同的地方，彼此间距离很远，见面就不那么不容易了。我担心地问二婶，老街拆除后过年还能聚在一起吗？二婶骄傲地对我说，能啊！现在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年轻人都买了车，要聚会真是太容易太方便了！
二婶没有说错。两年后我父亲来了一次。据我父亲说，他享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走到哪里都是车接车送。“小子们都争着抢着的要在饭店里包席，高档饭店哩”，父亲这样评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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