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巧，日本侵華14年，有3次中日簽訂停戰協議，每次都有岡村寧次的身影。
第一次是1932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上海事變，打了1個多月停戰，並在5月5日簽署停戰協議。
當時岡村48歲，第一次升將級軍銜，第一次以軍參謀官的身份進入中國，第一次實質性的參與侵華戰爭。
雖然當時他只是一個上海派遣軍的副參謀長，且來到上海時雙方戰事基本結束，但在之後的停戰談判中，岡村作為參謀長的輔助人員與中方進行了交涉。
且與陳儀就滿洲問題有比較深入的商談。
第二次是1933年的5月31日，岡村作為關東軍副參謀長，代表關東軍與中方簽訂了《塘沽協定》，協定的內容由岡村親自擬定，親自簽訂，親自向天皇彙報。
他自認為此協定為“日中事變”找到了最好的解決辦法，確定的長城線是日本在中國取得的最佳“境界點”，日本應該就此調兵回關內，不宜再擴大。
第三次就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的投降書了。
此時的他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60歲，大將。
根據大本營最後的指示，他作為派遣軍、日本第10方面軍（駐臺灣）、第38軍（駐法屬印度北部）和日本駐華海軍艦隊等4方面日本部隊的總代表，奉天皇之命向中國投降，在降書上簽字。
中方特意選擇了一個9月9日9時整的“三九良辰”，簽署協議的地點，設在南京國民政府原國防部。
前一天晚上，中方已經安排人員與岡村就細節問題充分溝通，當時岡村問中方代表，9日的簽字儀式具體什麼形式合適，是帶軍刀入場，然後由他向中方遞交軍刀，還是採取不帶軍刀入場的形式。
當時中方就回答，不要帶軍刀入場。
理由一，他是敗軍之將，作為投降儀式，象徵指揮權的軍刀不宜帶到現場；
二是現場有多名中外記者，允許攜帶軍刀入場，怕萬一他們有誰想不開來個拔刀自刎，立即就傳遍世界，結局不好控制。
9月9日上午，岡村一行從中山北路大方巷路的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原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出發，乘車到黃浦路原中央陸軍學校的簽字儀式現場。
進入現場前，在軍校廣場上，岡村一行6人全部解除武裝，軍刀交予中方，然後脫帽拿在手中，步入軍校大禮堂的簽字儀式現場。
在這裡，上演了歷史性的一幕，岡村接過中方擬好的降書，在上面簽下自己的名字，蓋上自己的印章。
據當時的記者描述：
“岡村寧次將降書一一閱讀，簽字時，手微顫抖。簽字蓋章完畢，低頭俯視降書達50秒鐘之久。”
從入場、落座、敬禮、簽字、拍照到儀式結束，步出現場，整個過程不到20分鐘。期間岡村是一種什麼心情？其晚年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述：
“會場上，我不時凝視著何應欽的舉動，由於是向我最親密的中國友人何應欽投降，心中有安然之感。”
現場還有雙方意料之外的一個細節：當岡村簽完字，由其參謀長小林向中方最高代表何應欽交換降書時，何不由自主地起身做了答禮，這是原來雙方沒有約定的。
根據原來的約定，日方入場後3次向中方敬禮，分別是入場後、從中方手中領取降書和向中方交換降書，這3次日方敬禮，均不需要中方還禮。
但最後一次敬禮時，卻意外得到了中方答禮，這令岡村深懷感恩：“看到我這位老朋友的溫厚品格，不禁想到這畢竟是東方道德！”
當晚的日記中，岡村又寫：
“8月10日以來，雖不斷受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後，因對華處理綱要業已確定，並決心親自掌握處理，加以所接觸的中國方面要人態度頗為親日，而又是向友人何應欽投降，從而產生一種輕鬆之感，在今天的簽字儀式上，也未特別緊張和擔心。
“然而，這總是從未料到的痛苦處境，因此一進入會場，就試用隱禪師夜船閒話的內觀法，安心定神，對陪席的美國人，也默唸著‘坐禪如在橋上，把往來行人當作深山樹林’一語，借使自己鎮靜下來。
“簽字時的心情，和過去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或處理公務時的心情，並無不同。”
從其記述來看，現場不痛苦不緊張是不可能的，但面前友人和中國和善的態度讓他有了安然無虞的心理狀態。對最讓他擔心的美國人，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用打禪的意境作自我安撫，度過了艱難、痛苦、定格歷史的20分鐘。
==============
文獻參考：《岡村寧次回憶錄》
閱讀更多 飛春讀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