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诸葛靓，字仲思。我的名字，想必很多人没听说过，但如果说到我的父亲诸葛诞，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没错，我就是“淮南三叛”之一诸葛诞的次男。我跟随父亲在淮南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奉父命逃至东吴充当人质，在东吴受到器重，官至显位，但终于无力回天，败在晋朝大军手下，不得不归降晋朝。不过，我降晋而不仕晋，坚守孝道，得到后世肯定，让我颇感欣慰。
我在历史上的名声微不足道，也没有对历史进程发挥过任何重大影响。但我的一生大起大落，数次被迫在忠与孝的矛盾中作出艰难选择，也算得上是波澜起伏。今天，我来和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顺便说一下，现代人喜欢把“靓（jìng）”读作liàng，按照这样读法，我名字读音就和我那著名的堂伯父诸葛亮一样了。在两汉魏晋时期，非常讲究对父祖名字的避讳，甚至连同音字也要避忌。像我们琅琊诸葛氏这样的世家大族，当然也是严格执行这种避讳的礼法，绝对不会给我起一个和堂伯父名讳读音相同的名字。所以，还是请大家叫我诸葛靓（jìng）吧。
一、起兵造反
客观地说，家父亦非魏国的忠纯之臣，他倒是和司马氏颇有渊源，关系非常亲密。家父之所以走上起兵造反的道路，是因为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致于不得不采取措施自保。
话说，在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家父与司马师、夏侯玄、何晏等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他们时常聚集在一起，以谈论玄学为名，实际上是商业互吹，借以自抬身价。要知道，魏晋时期重视人物品评，并以此作为朝廷选官的依据，曹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就是由中正官来负责本州本郡的人物品评，据以授给官职。家父与司马师他们结成私党，企图制造舆论影响对自己的品评，在他们看来，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但在魏明帝看来，这无异于对朝廷组织人事制度的一种干扰。于是，魏明帝下诏严厉斥责家父和司马师等人的活动，称之为“浮华”之风。
刚开始，家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仗着“官二代”的身份对皇帝诏旨置若罔闻。魏明帝大怒，命司徒董昭严查严办“浮华党人”，将他们免官禁锢（指禁止出任官职，并非关押起来限制人身自由）。直到魏明帝晚年，司马师才得以解禁，出任散骑常侍。而家父则是到了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才得解禁。
所以，家父和司马师都是曾经因涉“浮华案”而遭到政治打击的难兄难弟，是老铁，交情非同一般。家父还把我姐姐嫁给司马师的幼弟司马伷，让我们家和司马氏结成了姻亲。不用怀疑，在司马师在世的时期，家父确实是一心为司马氏效力的。
司马懿征讨王凌时，以家父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也就是让家父取代王凌的位置，因为家父和司马师的关系，让司马懿对家父非常放心。后来家父与都督豫州军事的毌丘俭对调，家父都督豫州，毌丘俭都督扬州。这次对调之后，发生了齐王曹芳被废的事件，毌丘俭据寿春城起兵造反，传檄至豫州劝说家父同反，遭到严厉拒绝。司马师亲率大军东征，而家父督豫州诸军担任攻打寿春的先锋。可以看出，在此关键时刻，司马师对家父没有任何猜忌和怀疑，反而将其视为可以倚重的心腹。两人真不愧是曾经共过患难的好兄弟。
当年，家父和司马师组织“浮华党人”参与政治活动时，司马昭还是个啥也不懂的小屁孩。在家父眼里，司马昭只是个后进的小辈，要不是司马师英年早逝，司马昭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
家父内心里不大看得起司马昭，对于司马昭所重用的贾充之流，家父更是嗤之以鼻。
司马昭也知道家父对他没什么好感，但他忌惮家父在淮南的军事实力，于是派贾充到寿春试探家父对“禅代”的态度。我敢打赌，如果“禅代”的人是司马师，家父绝对举双手赞成，但现在“禅代”的人换成了司马昭，家父心里头是不接受、不服气的。所以，面对贾充咄咄逼人的质问，家父一肚子火，于是说出了：“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
家父说的本是气话。但被贾充抓住了把柄，回去跟司马昭一汇报，事情就坏了。司马昭认定家父迟早要反，于是征召家父入朝为司空。
有人说，司马昭征召家父，也许是想保全我们一家，如果他乖乖入朝，后面就没这么多事了。这种说法太天真了。阴险狠毒的司马昭，怎么可能那么好心？当时家父也分析了，按当时惯例，三公一般不直接统兵，将前线高级将领召为三公，通常是用于“优待老臣”，不令其有羁旅在外之苦，而家父正当壮年，突然破格越位升任三公，是很不正常的，令人生疑。而且，按朝中诸大臣的资历，王昶应该在家父之前先任三公之位，但司马昭无缘无故撇开王昶，先提拔家父，十分蹊跷，事出反常必有妖，因此家父断定这是司马昭的阴谋，如果入朝则必死无疑。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于是，家父出兵杀掉司马昭派来的扬州刺史乐綝，举起了反旗。当时我也在家父的军府中，也成为反军的一员。对于家父起兵，我自然是支持的，但我总觉得好像哪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忠”和“孝”的伦理冲突。不过，那时我阅历尚浅，见识有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忠孝观，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只是本能地追随父亲的脚步罢了。
二、叛逃东吴
淮南临近江东，如果要和东吴联手起兵，本来是很方便的。但淮南长期是魏吴两国交锋的前线，双方互有杀伤，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所以王凌起兵时根本没有考虑跟东吴合作，毌丘俭和文钦只是在兵败之际才打算逃往东吴。家父吸取王凌和毌丘俭单打独斗、孤立无援的失败教训，决定放低姿态，向东吴称臣求援。
然而，家父两次出镇寿春，数次和吴军大战，杀过不少江东人。东吴方面是否会接受家父的投降和求援，确实是个未知数。而且，东吴此前曾多次派人向魏国诈降，最有名的是周鲂诈降，害得曹休大败而归、惭忿至死，就连家父也差点中过东吴的诈降之计。东吴人频频动用诈降之计，自然也时常提防着魏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彼身。家父突然主动请降，会不会被东吴认为是诈降呢？
在知道家父即将向东吴请降求援后，诸将议论纷纷，我心里也犯嘀咕。
就在这时，一天夜里，家父派人把我叫到他办公的签押房。家父平时公务繁忙，很少单独和我相处。这次我来到签押房，房内只有家父一人，我马上意识到，要有大事发生。
魏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诸葛诞
果然，家父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我去东吴当人质。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
家父亦非无情之人。他长叹一声，痛心地说道：“你哥哥死得早，我只有你一个儿子。但我们家突遭大难，不得不依赖吴国的支援。如果不是派你去，恐怕无法取信于吴人。你长大了，也到了该为诸葛家出点力的时候了。听话，别给我们诸葛家丢脸。”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的眼泪就这样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咬咬牙，重重地点了点头。
家父拍了拍我的肩膀：“坚强起来！像个男子汉的样子！你马上回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吴长史带你们出发。”
吴长史名叫吴纲，是家父的镇东将军府长史，是协助家父日常办公的左膀右臂。由这样一位心腹之人带我去东吴，家父放心，我也放心。
第二天早上出发时，我才知道，要去东吴当人质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二十多个文武将官的子弟。看来家父是对东吴的支援寄予厚望，因此才会下这样的血本。
来到东吴后，事情比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东吴的执政、丞相孙綝对我们一行非常客气，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三天后，我们得到消息，东吴已下诏任命家父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就连从未立过寸功的我，也被授予建威将军之职，给兵千人，其余诸将子弟，也分别量才授官。更重要的是，东吴派出了全怿、朱异两员大将，分别率领两支部队驰援寿春，孙綝则亲统大军在后接应。
东吴对寿春给予的大力支援，已超出我们的预期。当时我没有多想，只是觉得父亲有望得救，对孙綝充满感激。但是我后来才了解到，孙綝并非善类，这背后的博弈和算计，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
原来，东吴派去驰援寿春的两员先锋大将全怿、朱异，都是出自东吴外戚家族，全怿的父亲全琮，娶了孙权的长女、大公主孙鲁班，全怿的侄女又嫁给少帝孙亮，成为东吴皇后，朱异的堂伯父朱据，娶了孙权的次女、小公主孙鲁育。而孙綝与外戚的矛盾十分尖锐，他派全怿和朱异出战寿春，真实目的是消耗、削弱全氏和朱氏的兵力（东吴实行私兵制，士兵和兵户是将领的私人财产，可以继承），实为借刀杀人之计。
全怿和朱异也不傻，所以他们出工不出力，作战非常消极。朱异的前军在路上遭遇魏将州泰、胡烈的部队，稍稍接战，朱异就退兵了，很明显是在保存实力。但这就被孙綝抓住了把柄，孙綝以朱异违令擅退、贻误战机为由，将朱异处斩，冠冕堂皇地除掉了一大政敌。
另一边的全怿倒是胆子挺大，直接杀进了寿春城内。但是，不难想象，全怿的嫡母鲁班公主与孙綝正在朝中明争暗斗，全氏家族在东吴国内的地位岌岌可危，全怿在前线肯定也不会竭尽全力作战。果然，没多久，鲁班公主与孙綝的矛盾不断激化，全怿的侄子全祎、全仪因惧祸而出奔降魏，司马昭的谋士钟会趁机使出挑拨离间之计，让全祎写信劝降全怿，全怿遂率部出城投降。
东吴的两路援军非败即降，对寿春守军的士气打击极大。就在全怿出降的两个月后，家父终于坚持不住，试图开城突围，在战斗中身亡。家父死后，寿春城亦随之陷落，司马昭进行了疯狂而残酷的报复，将我们家夷三族。可怜我们一家三十余口，只有嫁给司马伷、后来成为琅琊王妃的姐姐，以及身在东吴当人质的我，姐弟二人幸免于难。
按理说，家父死后，我作为人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东吴大可将我弃之如敝履。然而，他们却没这么做，而是继续让我承担各种政治、军事任务，稍有成绩就给我加官进爵。不，应该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把我当人质，而是把我当做了统治集团的一员。
我在东吴一共23年，先后历任建威将军、右将军、副军师、大司马等职。要知道，大司马是东吴设置的最高武官（位在大将军之上），此前担任大司马的有吕范、朱然、吕岱、滕胤、全琮、施绩（朱然之子）、丁奉、陆抗，共八人，皆为东吴名将贤臣，让我与这些前辈先贤并列，真是诚惶诚恐。
所以说，我在东吴没有遭到任何冷遇和委屈，相反，我一直官运亨通，乃至位极人臣，成为东吴朝廷上地位显赫的重要人物。在当初我仓皇逃跑到东吴充当人质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了很久，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这是东吴的政治外交策略。三国鼎立的基本格局，是吴蜀联合抗魏。吴蜀与魏国之间长期对峙，都极力策动、引诱对方人员来降，对降将给予较高规格的待遇。例如夏侯霸降蜀，位至车骑将军，孙秀降魏，位至骠骑将军。我在东吴官至大司马，待遇比夏侯霸和孙秀还要好，但这仍属于常规操作，是当时惯用的政治外交策略。
第二，我出身淮泗地区世家大族，是东吴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东吴孙氏集团早期起家，依赖的主要是出身淮泗地区的人物，例如张昭（徐州彭城郡人）、周瑜（扬州庐江郡舒县人）、吕范（豫州汝南郡细阳县人）、步骘（徐州临淮郡淮阴县人）、鲁肃（徐州临淮郡东城县人）等。我的家乡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亦属泗水流域，我的堂伯父诸葛瑾也是东吴淮泗集团的领袖人物之一。在东吴中后期，政局多变，政变频繁，淮泗集团的许多家族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衰亡，例如我的堂兄诸葛恪，就被孙峻夷三族，子孙断绝。至此，淮泗集团已经没有多少门第够高又有才干的人物了，这不利于东吴统治者在淮泗集团和江东本土集团之间保持平衡的一贯政策。我的到来，让东吴统治者仿佛发现了宝贝一般，他们极力在政治上培养我，有意把我树立为淮泗集团的新标杆。
第三，东吴对家父和诸葛恪有亏欠感，于是补偿在我身上。东吴派全怿去支援家父，可全怿不仅没有出力死战，反而出城投降司马昭，可以说是帮了倒忙。这让东吴人也觉得丢脸，自觉对不起死去的家父。另外，我堂兄诸葛恪被孙峻杀害后，孙峻、孙綝先后乱政，东吴人纷纷怀念诸葛恪执政的时代。在孙綝伏诛后，孙休为诸葛恪平反，恢复名誉，但当初诸葛恪被灭门，诸葛瑾一脉中仅有过继给蜀汉诸葛亮为养子的诸葛乔留有一子诸葛攀尚存于世，此时回到东吴继祧诸葛恪。除诸葛攀之外，诸葛家的人就只有我了。孙休对诸葛恪的亏欠感，当然也要补偿在我身上。
东吴太傅、大将军 诸葛恪
第四，东吴统治者知道我与司马氏有杀父之仇，绝对不会背叛。这也是东吴统治者的一点小心思了。因为天下皆知家父为司马昭所杀，我和司马氏有不共戴天之仇，东吴众大臣中谁都难保会背叛，唯独我绝无可能。所以东吴统治者能够放心地把任何事情交给我，而不用担心我会有叛心。甘露元年（265年）九月，孙晧从建业迁都武昌，文武百官都跟随迁走，只留司徒丁固和时任右将军的我留守建业。可见孙晧对我是十分信得过的。
第五，东吴末期人才凋零，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被推上了前台。东吴在孙权时期曾经人才济济，良将能臣辈出，但经过一系列的政局动荡，许多文官武将横遭诛戮，动辄夷三族，人才损失非常大。到了孙晧时期，除了丁奉、陆抗等寥寥几人以外，几乎已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在丁奉、陆抗去世后，东吴已经没有可以称为“名将”的人物了。于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才具平庸的我居然也成了东吴朝廷的顶梁柱。人们常常讥笑蜀国后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但其实东吴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诸葛靓，大概就相当于东吴的廖化。
我固然没有陆逊、陆抗那样的将才，甚至连我那傲娇的堂兄诸葛恪也比不上，但东吴既然给我如此高官显爵，我也尽力报效，至少不能让人说我尸位素餐。
宝鼎元年（266年）十月，也就是孙晧迁都武昌的第二年，永安豪族施但趁孙晧远在武昌，聚众数千人，企图拥立孙晧之弟、永安侯孙谦为帝。施但还发了“诏书”到建业命留守的丁固和我出迎孙谦。我立斩来使，以示绝无二心。紧接着迅速出兵，杀施但，擒孙谦，干净利落地平息了一起性质恶劣的谋逆大案。
经此一案，孙晧对我更加信任。宝鼎三年（268年）九月，晋朝都督扬州诸军事石苞遭司马炎猜忌，被免职征还，老将丁奉上书孙晧，请求趁晋军换帅的良机，进攻淮南要塞合肥。孙晧同意，并且亲自点将，派我与丁奉一起领兵前往。不料，晋朝已经预计到东吴可能会趁虚来攻，派汝阴王司马骏与义阳王司马望率重兵出镇淮南，我和丁奉兵分两路，分别与司马骏与司马望对阵。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我和丁奉商量，进攻的良机已失，师久不利，遂退兵回江东。
三、投降晋朝
凤凰二年（273年），大司马陆抗去世，孙晧命我接替大司马一职。因为孙晧的暴虐统治，丧尽人心，天下人皆知东吴已是日薄西山，覆灭只是早晚的事。但我既受人之恩，当忠于人事，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然，以我的才能和威望，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我只能是竭尽所能，维持一天算一天而已。
该来的终究要来，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天纪三年（279年）十一月，晋朝出兵二十余万，分六路大举伐吴。
六路大军中，对建业威胁最大的，是屯兵在建业隔江对岸的琅琊王司马伷和安东将军王浑。孙晧命丞相张悌和我一起督三万丹阳精兵，抵御司马伷、王浑大军。“丹阳兵”自东汉以来就是有名的精锐之士，这三万精兵平时是戍卫建业城周围用的，统一身着红袍，头戴青巾，号称“青巾兵”，战斗力在东吴军队中首屈一指。孙晧一开局就拿出这张底牌，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
张悌和我进军至长江南岸的牛渚，与北岸的司马伷、王浑隔江对峙。按照原计划，吴军要渡江与司马伷、王浑决战。但丹阳太守沈莹提出，司马伷、王浑要等待益州的王濬水军来到，才敢渡江作战，因此不妨等待王濬水军来到，只要我们能够打败王濬的水军，司马伷、王浑就没法渡江作战。如果我军现在渡江，兵力上没有优势，胜败难料，万一失败，对士气影响极大，那就败局已定了。
但张悌不这么想，他认为，如果等王濬水军来到，晋军必然士气大振，而我军则陷入恐慌，那才是败局已定。还不如趁各路晋军尚未会师，与司马伷、王浑的主力决战，如胜，便可趁机向北推进，将战场转移到晋国境内，则建业无忧，如败，则同死社稷，亦不失为忠臣。
张悌看来已抱定必死的决心，他完全是打算放手一搏，成就成，不成就一死了之。我和沈莹都不赞成他的做法。但他在会议上慷慨陈词，感染了很多人，诸将中附和他的人不少。最后，张悌以主帅身份拍板，立即渡江，不得再议，违令者军法处置。
吴军渡江北上，颇出乎晋军意料。驻守成阳杨荷桥的晋军都尉张乔率七千人向吴军投降。当时晋军兵力完全压倒吴军，张乔投降，显然是权宜之计，没有任何诚意。
我向张悌进言，建议他斩张乔，屠尽降兵。这样做法虽然十分残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乃是实不得已。不知张悌是怎么考虑的，他坚持认为杀降不祥，拒绝了我的建议。而且，他不但不杀降兵，还将降兵编入吴军战斗序列，投入战场。
三天之后，晋军司马伷、王浑两支主力得知吴军渡江，立即合围过来。司马伷的先锋讨吴护军张翰、王浑的先锋扬州刺史周浚先到，在版桥与吴军遭遇，展开激战。
刚开始，沈莹指挥“青巾兵”突破了周浚率领的淮南兵防线，形势对吴军相当有利。但晋军后援陆续来到，而“青巾兵”疲惫不堪，攻势渐衰。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先前投降吴军的张乔率其降兵倒戈，吴军大乱，顿时溃败。这时我能够指挥得动的，仅有五百部曲私兵，我找到张悌，让他跟我一起撤回江东。
张悌安坐中军大帐，说什么也不听我的，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叹气。
东吴丞相 张悌
我的年纪和资历比张悌要老一点，看到张悌这副模样，我有点生气了，端出“前辈”的架子教训他起来：“巨先！你看当今的局势，吴国的国运快到头了，这一点世上之人无所不知，难道你还不懂？天下存亡自有定数。今天你死了，也救不了吴国！你何苦白白送命？”
张悌抬起头来，望着我，泪流满面道：“仲思，我年少时，是你家丞相（指诸葛恪）赏识提拔我，才有今日。我常恐死非其所，有负丞相知贤之名。如今正是我身殉社稷之日，我决不走。我理解你的心意，希望你也理解我的心意，不用再劝我！”
我知道张悌是有意寻死，再劝也无用，只好流着泪离开。我离开不久，就有人来报，张悌已为晋军所杀。
我真心敬佩张悌以身殉国的精神，但我不打算效仿他。我一家满门，被司马氏诛戮殆尽，只剩我这一支独苗，我不能让这支香火断在我手上。因此，我早就想好了一条最后的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我的姐夫、琅琊王司马伷。说实在话，司马伷这家伙虽然是我在战场上的敌人，但他确是司马家族中除司马师、司马昭以外难得的将才，人也颇重情义，深得士众之心，我敬他是条汉子，打心底里挺佩服他的。以他的行事风格，我在穷途末路之际去投奔他，他一定不会拒绝。
琅琊王 司马伷
再说，与家父有直接仇恨的司马昭早已去世，当今的晋武帝司马炎对家父并无特别的好恶，他倒是和我自幼相识，有着“竹马之好”。我相信，司马炎应该也不会为难我。
我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派心腹人员将家人从建业城中接出来，星夜去投司马伷的军营。刚开始，司马伷的军士对我们不太友好，但在看到我的书信和牙牌后，司马伷亲出辕门相迎，使我们一家顿时成为军营的座上宾。
按照我的要求，司马伷悄悄地把我们一家带回洛阳安置下来，没有向司马炎报告，当时晋朝君臣大都以为我在版桥一战中失踪了。
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藏在洛阳还是被司马炎知道了。司马炎也是重情的人，他一知道这事，竟然不惜屈尊亲自找上门来，说是要为当年的事情道歉。
对司马炎的道歉，我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与其左右为难，不如不见。我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他见面，但他还是闯进我家，登堂入室，看来头似乎是非见我不可。
我躲到厕所里，心想你这个皇帝总不能把个正在上厕所的人揪出来吧。而司马炎也是个犟脾气，居然就在门口等着，还哼起了当年我喜欢唱的歌谣曲子，仿佛是要用忆当年的情怀来打动我。
晋武帝 司马炎
司马炎的情怀没有打动我，打动我的是厕所的味道。毕竟我也不能在厕所里呆上一整天。于是，我只好从厕所里出来，与司马炎在厕所门口进行了一次有味道的见面。
司马炎倒是不嫌弃，他像个美国人一样热情洋溢地握住我的手，用一股翻译腔喊道：“噢，我的老朋友仲思！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他是想逗我笑，但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我跪倒在地，流着眼泪回答他：“我很惭愧。只恨不能像豫让那样漆身吞炭，以见陛下！”豫让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刺客，他为了给智伯报仇，不惜在全身涂油漆，吞下火炭改变声音，以接近仇人赵襄子伺机刺杀。我引用这一典故，是表明态度，我仍然记得当年的仇恨，不会接受司马家族的道歉。
司马炎脸色一变，但他心理素质极好，立即恢复了正常，接着又尬聊了几句。他终于认识到不能改变我的态度，无奈长叹而去。
回去之后，司马炎还不死心，仍然下诏任命我为侍中。但我拒不奉诏。
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麻烦，我携一家老小搬回老家琅琊郡阳都县居住，并且终生不面向朝廷所在的西方而坐。
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我不能把仇恨永远传续给后代。我对犬子诸葛恢就没有什么要求，他是在东吴出生的，和司马氏没有什么交集，要他去恨司马氏也恨不起来。我不想去为难一个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
我晚年搬回琅琊居住的做法，让诸葛恢有机会结识第三代琅琊王司马睿，后来他跟随司马睿渡江，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建业，一展身手，成为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侍中、尚书令。
东晋侍中、尚书令 诸葛恢
四、我的忠孝观
我出自以儒学立身的名门望族，自幼修习儒家典籍，对十三经虽然说不上精通，但也是了熟于心。儒家的忠孝观念，在我的头脑里面早已根深蒂固。
我在东吴时，孙晧曾问我：“卿字仲思，为何而思？”
孙晧的问话，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孙晧其人残虐好杀而反复无常，我的身份背景又相当敏感，如果我回答忤旨，难说会招来不测之祸。
我想了想，回答道：“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我的回答，完全围绕儒家的几项核心价值观，论调很高，我敢说就算孙晧是有意找茬也挑不出毛病。而且我把“在家思孝”放在第一位，暗示我始终不忘与司马氏的不共戴天之仇，因而也就必然死心塌地在东吴“事君思忠”。果然，孙晧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让我度过了一道难关。
这事记载在《世说新语·言语》中，成为机智应答的成功案例，不信您可以去查。
据我所知，后世对我的“孝”评价甚高，但对于我的“忠”则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按理说，我在东吴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好歹也算个人物。然而，《三国志》《晋书》中都没有我的传记，只有在《晋书》犬子诸葛恢的传记前附带寥寥数笔描述了我的大致生平。这大概就是因为修史者认为我非魏臣、非吴臣、非晋臣，难以归类，遂略而不提。
确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叛魏、弃吴、降晋，不像是忠臣所为。那是因为我始终把“孝”字放在了首要地位。叛魏，是为了追随父亲，弃吴，是为了保存血脉，降晋，其实不能算是降，只是投靠亲友，不得已暂时栖身于晋而已。对于魏、晋，我确实无“忠”可言。但对于吴，我认为我始终是忠于吴的，问心无愧。
人们常说：“忠孝难两全”。像三国两晋这样的乱世，忠与孝的伦理冲突屡见不鲜，非常普遍。按我理解，面对忠孝矛盾，既可以像嵇绍那样，不计父仇，一心事君，亦不妨像我这样，不忘父仇，闭门不仕。
说实话，我对东吴统治者十分感激。如果不是来到东吴，我不论在魏还是在晋都不可能当到大司马这样位在三公之上的“上公”之位。我固然无力挽救东吴的倾亡，但我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东吴的事情。版桥之战后，我投靠司马伷，只是借个藏身之地，并非投降晋朝，也没有背叛东吴。我拒不仕晋，在琅琊终生不面向西方而坐，既是孝于先父，也是忠于前吴。
所以，我的一生，有过造反，有过“叛逃”，有过“投降”，但我仍然自认为不失为忠臣孝子。
您同意我的说法吗？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林榕杰：《身历家国剧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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