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秘史的別樣書寫
——黨益民長篇小說《喧囂荒原》再論
長篇小說《喧囂荒原》是著名軍旅作家、魯迅文學獎和國家五個一工程獎等多項重要文學獎獲得者黨益民的成名作，最先在《中國作家》2002年第2期刊發，稍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問世後，在文壇引起較大反響，先後獲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和巴金文學獎，當時的評論界好評如潮，現撮其要者：魯迅文學院何鎮邦教授深有感觸地說，“對於我這樣以讀小說為業的專業讀者來說”，《喧囂荒原》“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作品，或者說，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安康學院教授姚維榮讀罷《喧囂荒原》，“深感這是又一部恢宏大氣、內涵深厚、頗具藝術魅力的家族秘史。”姚教授雖未明言是繼哪部作品之後的“又一部”“家族秘史”，但對新時期以來家族敘事具有一定接受經驗的讀者應該懂得，姚教授是把《喧囂荒原》跟《紅高粱家族》《罌粟之家》《白鹿原》等作品置放在同一個文學高地的。著名作家周政保認為《喧囂荒原》是一扇“新奇而獨特的人類生存‘窗口’”。著名軍旅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柳建偉讀完小說後斷言：“《喧囂荒原》肯定會在文壇引起震動，成為2002年中國文學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品。黨益民這個對許多讀者尚顯陌生的名字，從此以後無疑會列入中國當代實力派長篇小說作家的名單之中。”著名評論家丁臨一認為，“《喧囂荒原》堪稱是一部沉實厚重、富於內在意蘊的力作。”資深評論家何西來看完作品認為“小說人物眾多，情節曲折，很好讀。”一部作品得到一兩個批評者的偏愛在文學批評幾乎淪為文學表揚學的語境下並不稀奇，但博得批評界的交口稱賞就值得特別關注了。
時間是檢驗一部作品價值最有說服力的試金石。2011年初，該作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再版，發行30萬冊。在大眾傳媒日益躋身文化消費中心、文學不斷被邊緣化的後文學時代，在生活節奏不斷加快、文化消費快餐化、讀者逐漸失去對長篇小說閱讀耐性的接受語境下，30萬冊的發行量絕不是以經濟利益為最大訴求的出版商一時心血來潮的商業冒險，其背後應是基於廣泛深入的市場調查而做出的慎重決策。因此，不言而喻，《喧囂荒原》不僅在批評界贏得廣泛好評，而且擁有良好的“群眾基礎”。2019年初，修訂版《喧囂荒原》由太白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在作者故鄉也是小說故事發生的地方陝西富平縣舉辦了首發活動，當天售出2000多冊。2012年，在《喧囂荒原》問世十週年之際，筆者撰文對該作進行了系統解讀，之後在翻閱的過程中又有一些新的思考，現以舊作為基礎，對《喧囂荒原》再來一次回望。
《喧囂荒原》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說。回望中國小說史，家族敘事是一個具有母題意味的傳統題材。中國自有長篇小說以來，《金瓶梅》和《紅樓夢》開了家族小說的先河，而且是家族小說乃至中國文學的不朽經典。在現代文學史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張愛玲的《金鎖記》、路翎的《財主的兒女們》和老舍的《四世同堂》代表著20世紀上半葉家族小說的成就。建國後，由於封建大家庭已經解體，普通的工人階級、農民家庭日益成為社會、歷史與話語的中心，加之不少革命作家對舊家庭生活與情感體驗的陌生，因此，家族小說創作在20世紀50-70年代的文化語境中遭遇了空前的危機，家族敘事只能以潛文本的形式出現於革命歷史小說中，《紅旗譜》、《三家巷》無疑是這一時期家族敘事隱形書寫的代表性文本。80年代，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張煒的《古船》和蘇童的《罌粟之家》代表著新時期文學三種不同審美風格家族敘事的探索實驗，先鋒作家的敘事歷險使當代家族小說終於在世紀末走向成熟，《舊址》《最後一個匈奴》《家族》《白鹿原》《第二十幕》等長篇家族小說的問世，代表了90年代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自此，家族敘事成為後新時期長篇小說創作重要的題材類型。《喧囂荒原》正是在這樣的文學背景下孕育誕生的。不難理解，在眾多作家紛紛向家族世界進軍的態勢下，受《白鹿原》這一家族題材經典前文本的逼仄，要寫出富有藝術個性、被專業眼光認可、受廣大讀者青睞的家族小說，應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黨益民在這個“家族城堡”中奮力衝擊併成功地突圍，在思想意蘊和藝術追求上取得了以下幾方面較為突出的成就。
一、以宗族械鬥為敘事主脈具有多重價值
宗族指擁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生活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屬於現代意義上模糊的族群概念。一個宗族可以包括很多家族，《喧囂荒原》中的莫村和桃花溝就是清末民國時期封閉在渭北山區、擁有共同祖先的兩個莫氏家族。一個宗族因擁有共同祖先在面對異族騷擾或侵犯時往往會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宗族內部往往會因各種矛盾引發衝突，宗族衝突的最終形態便是家族之間的武裝械鬥。《喧囂荒原》中的莫村和桃花溝為了保住和奪得象徵著宗族正統地位的御賜金匾、党項秘笈和紫砂寶壺以取得宗族的話語權、領導權與合法性，幾乎每隔12年就會爆發一次大的械鬥，這樣的大械鬥歷史上已發生過二十七次，一個個同宗同脈的鮮活生命淪為械鬥的犧牲品。他們之間的宗族械鬥似乎具有某種不可逆性和輪迴性，有些械鬥幾乎連明確的動機都不存在。迄今為止，中國現當代家族小說關於宗族衝突的敘事片段屢見不鮮，但像《喧囂荒原》這樣以宗族械鬥為敘事主脈的文本絕無僅有，因而在題材的挖掘上就有了填補空白的意義。此其一。
其二，在中國古代史上，南方戰爭相對較少，基本不發生大規模的民族遷移和宗族遷徙，而北方漢族同胡族多有徵戰，大小規模的舉族遷徙時有發生，因而宗族比較分散，難以形成穩定的宗族社群，宗族內部各家族之間爆發大規模衝突械鬥的可能性較小，而南方漢族有不少是五胡亂華和金人南侵時被迫南渡的北方漢族的後裔，宗族意識自古強烈，容易跟當地其他宗族產生矛盾以至發生武裝械鬥，因此，在文學和影視文本中，宗族械鬥在空間上幾乎都發生在江西、湖南、廣東、福建一帶。而《喧囂荒原》中的宗族械鬥發生在渭北極度封閉的党項村落之間（極度封閉正是莫村和桃花溝這一黨項後裔家族得以在渭北長期定居未被徹底漢化的主要原因），不僅宗族械鬥的敘事空間具有獨特性，而且滲溢出党項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基因。據《富平縣誌》載，富平東北一帶（《喧囂荒原》中的莫村為老廟鎮的一個村級行政單位）民性“剽悍好訟”，用今天流行於富平的一句俗語來詮釋倒很恰切：“不為蒸饃，為的是汽（氣）圓。”這種民性一方面含有勇猛、無畏、倔強的意志品格，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執拗、愚昧、刁蠻的精神偏頗。莫村與桃花溝之間三百年來持續不斷的宗族械鬥正是這種民族性格遺存在作祟。
其三，作者在敘事過程中不是一味地糾纏於宗族械鬥本身，沒有將對莫氏家族的仇殺史所進行的反思僅僅侷限於這個家族內部，視之為孤立的、個別的、偶然的存在，而是將其置於清末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和自然災害的大背景之中。20世紀前半葉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歷史事件與兩千年來的歷史進程迥然不同，它們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總體面貌，也重塑著國民的精神世界。莫村與桃花溝爭奪家族話語權、領導權的血腥博弈跟慈禧西逃，白狼禍陝，反袁逐陸，軍閥混戰，“二虎”守長安，馮玉祥入陝，陝北鬧紅，富平交農、渭華暴動，西安事變，中條山抗日，國共“拉鋸”等迭次上演的歷史事件以及冰雹、地震、蝗災、旱災、澇災、瘟疫等頻仍的自然災害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著故事情節的展開，從而賦予家族械鬥這一古老題材以嶄新的內容，為讀者打開了一扇回望20世紀上半葉渭北斗爭史、災害史的側門，讓我們目睹著封閉的莫村被現代性一步步打開的景象，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和歷史認識價值。
其四，作者站在時代的高度對於作品中那些渾然不知地捲入到愚昧的械鬥之中的人類靈魂進行了拷問，彰顯出濃厚的悲憫情懷。在作品中，這種悲憫和拷問是通過天奇的視角表現出來的。天奇出世的時候不像一般嬰兒發出哭喊，後來自然成了啞巴，行為乖僻，在荒原上人們的心目中是個“怪人”和“傻子”，正因如此，他方可遊離於本村與桃花溝的仇殺之外，沒有成為父親的仇人報復的目標。他用冷峻的目光注視著眼前的一切，而這正代表了作者的視角：對於莫村所發生的與整個人類文明進程背道而馳的械鬥、仇殺，作者的態度顯然是批判的，他把自己的批判意識隱藏於事件的進程之中，通過天奇的視角加以表現，也通過天奇的似乎有悖常理的思索將已被莫村人所習以為常的醜陋揭示出來。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曹文軒指出，“文學的職能在於為人類社會的存在提供和創造一個良好的人性基礎。而這一‘基礎’中理所當然地應包含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悲憫情懷。”在“悲憫情懷”被大眾狂歡、娛樂至上、零度書寫、身體書寫等新思潮幾近淹沒的創作背景下，黨益民在《喧囂荒原》中表現出的批判意識和悲憫情懷顯得十分可貴。
二、個性鮮明的人物群像
人物形象是衡量一部非現代派長篇小說思想藝術成就的重要標誌，黨益民在《喧囂荒原》這部總體上屬於傳統敘事的文本中成功塑造了眾多的個性鮮明的藝術形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莫鵬舉，這是一個顯性農耕與隱性遊牧雙重文化同塑的封建族長形象。他善於利用族長身份賦予他的威權和殷實家財，充分滿足其強烈的對性的慾望，不擇手段地尋花問柳，追逐美色。不僅明媒正娶了三房太太，而且引誘霸佔了同宗兄弟老六的妻子香椿，又利用同宗侄媳草姑為其提供人奶之機強姦了她，還跟三太太的妹子小菊媾和。這是渭北的莫鵬舉與白鹿原上的白嘉軒最大的不同，甚至比《白鹿原》中好色的鹿子霖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區別或許來自於党項人文化基因在兩性關係上相對隨意的遊牧倫理，也正是這一強烈的獵豔慾望為他的人生悲劇埋下了禍根。他陰險狠毒，暗算岳父，利用土匪中的一股石娃去對付另一股土匪老六，而在石娃失敗後又設計誘殺了其殘部。他又富有膽魄心機，率領莫村的青壯年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家族間互相殘殺的宗族械鬥。白狼的匪患突如其來時，他鎮定自若，智退白狼，保全了村民。他不動聲色地收拾了私通的弟媳與副官。他慷慨善良，在大饑荒年月於河灘架起大鍋，傾其所有熬粥蒸饃賑濟饑民。他被與三太太有私情的管家出賣而被桃花溝的本家兄弟和土匪老六合謀殺害，生命以悲劇收場。
托爾斯泰對“人”有深入的體察，他說：“有人徒勞地把人想象成為堅強的，軟弱的，善良的，兇惡的，聰明的，愚蠢的。人總是有這樣的，有的是另一樣的，有時堅強，有時軟弱；有時明理，有時錯亂；有時善良，有時兇惡。人不是一個確定的常數，而是某種變化著的、有時墮落、有時向上的東西。”莫鵬舉正是這樣一個十分複雜的無法貼上道德標籤的圓形人物，福斯特指出，“唯有圓形人物才能在某一段時間內扮演悲劇角色。”莫鵬舉複雜的人性展示和悲劇命運彰顯了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自覺。
作品近百個人物中，除了主人公莫鵬舉這一核心形象的成功塑造，其他主要人物和一些次要人物也表現出獨特的個性色彩。太婆、天奇的神奇詭秘、天生異秉，管家興興的深藏不露、有仇必報，莫鵬祥的忘恩負義、心狠手辣，老六的兇蠻殘忍、不擇手段，靠做棺材發家的木匠貴生的愛財如命、鏗吝自私，滿倉的豁達豪放、迷途知返，馬先生的沉著冷靜、機智果斷，都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在女性人物畫廊中，香椿熱烈而有心機，跟莫鵬舉在杏林媾和時還不忘帶把豆角做幌子以敷衍老六；草姑倔強執拗，遭年饉時寧可“賣炕”也決不接受莫鵬舉的接濟；三太太刻薄陰毒，暗裡詛咒天順天佑兄弟。再如痴情的柳兒，淳樸的麥花，浮浪的水仙等也都顯現出各自不同的風致。
三、魔幻現實主義中國化的藝術探索
作為一種頗具現代性的小說藝術風格，魔幻現實主義濫觴於拉美西班牙語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被介紹到中國，與中國敘事文學固有的志怪傳統一拍即合，很多作家樂此不疲，到世紀末遂發展成頗有聲勢的“神秘主義”。任何一種藝術風格以及與其相應的技巧手段無所謂守舊還是前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建立在形式與意蘊的適切性基礎上。在筆者看來，無論建構民族秘史抑或書寫家族秘史，魔幻現實主義是營構神秘氛圍的可靠途徑。
《喧囂荒原》既是一部彰顯著儒家文化景象的封建家族史，對神秘現象的確信無疑和將信將疑在故事講述的年代和故事發生的封閉荒原曾經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精神現象，同時，喧囂著的荒原又彌散著党項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因子，一度強大的西夏王朝的覆滅以及這個王朝的主體民族黨項人的“人間蒸發”本身就氤氳著神秘的歷史幻景，因而魔幻色彩的塗抹自然成為作者明確的藝術追求。作品中的魔幻色彩主要通過三條途徑來實現，一是設置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太婆和天奇。太婆九十多歲的時候竟長出滿口新牙，她在夜間咬碎核桃的聲音令莫家大院頓生恐怖氣氛，她手中那本發黃的《党項秘笈》總讓人感到神秘，她活了一百三十多歲——任何人能活到這個歲數堪稱奇蹟。另一個神秘人物天奇的“面世”與地震同時發生，此一奇；生下後不發出嬰兒啼哭之聲，此二奇；剛生下竟用“冷漠”的目光看著太婆，此三奇；不會說話卻吹得一手好羌笛，此四奇；一個傻傻乎乎行為乖張被家族邊緣化了的啞巴最終卻成了莫村和桃花溝整個莫氏宗族的拯救者，此五奇。有此五奇，天奇之“奇”就非常引人注目了。二是設置異物即那隻似乎成了精的金絲猴，它一出場就讓一隻野狼斃命，它能預報莫家的各種災難，誰也不知它究竟活了多長。三是描述奇異場景，比如小說開頭對地震徵兆的敘述就演繹著詭異景象。
神人太婆、奇人傻子、異物金絲猴貫穿小說始終，他們的存在和異象描繪共同構成一種神秘詭異的魔幻色彩。從小說的總體藝術效果來看，這種帶有魔幻色彩的人、物、景的多層設置與描繪，同作者試圖表達的主題意蘊是諧調的，只有如此，方可建構家族仇殺的“魔圈”。《白鹿原》中也有一些神秘敘事，比如白鹿神秘的閃現，小娥在鹿三身上的鬼魂附體，白靈被肅反者活埋在白嘉軒身上的第六感反應等，但不像《喧囂荒原》這樣漫漶於文本始終。這樣對比並不意味著魔幻色彩的濃淡牽涉家族小說藝術品位之高低，但至少證明黨益民在構思儒家文化與黨項基因相交織的家族敘事時自覺的藝術訴求。當然，《喧囂荒原》並不是一部典型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而是具有魔幻色彩的傳統現實主義文本——事實上中國的自然和文化也不具備創造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土壤，但即便是偶然顯現的魔幻情調，也根植於渭北鄉野的山山水水，表現出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不同的風致，是魔幻現實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探索。
四、本體論意義上的語言張力
時至今日，評論界對文學作品語言的關照實現了由載體論（工具說）向本體論的轉變，人們不再將語言簡單地視為文學用來表達的工具，不再將語言置於被其他要素支配的卑微境地，不再將視點放於語言之外去尋找存在於語言本身的線索，而是從其內部探尋文本的語言性。因此，將小說的語言放在最後予以討論並非如黃子平早先否定的那種情況：“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我們的文學批評和研究卻是忘卻語言的‘藝術’。常見的格式是，‘最後，談談作品的語言……’”只不過小說的語言風采被前面三個思想藝術個性放射的奪目光芒有所遮蔽而稍顯暗淡。《喧囂荒原》之所以能使作者一舉在文壇博得盛名，除了題材挖掘、人物塑造、魔幻色彩的皴染，也源於作品語言的藝術張力。
《喧囂荒原》的語言最膾炙人口的是濃郁的方言色彩。語言是一個民族身份得以確立的首要標誌，方言是地域文化最突出的表徵。小說講述的是20世紀上半葉莫氏家族長期自相殘殺的內訌史，故事發生的時間和空間決定了小說鄉土化的語言風格——方言土語隨著方言區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日益提高正逐漸被普通話同化著。在當下語境中，筆者以為，方言不僅發揮著交際工具的作用，還具有承載地域文化的功能，而普通話則更多地扮演者民族共同語的交際角色。跟所有方言一樣，渭北方言不僅語音有獨特性，它的某些詞語所表達的意義在普通話詞彙系統中沒有替代對象，甚至在任何字典辭書中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書寫符號，只能用同音近音字來替代。這種不可替代性最能使地域文化顯像。比如，天奇出生時異象環生，太婆說，“就把這碎子叫天奇吧。”“碎子”在渭北方言中發音時有兒化傾向，完整的書寫形式應是“碎子兒”，新版（太白版）《喧囂荒原》修訂為“碎崽兒”值得商榷，富平方言中既有“子兒”，也有“崽兒”，各有各的使用語境。“碎子兒”常用以指稱小男孩，而且不光指涉年幼這一客觀事實，還帶有疼愛、親暱的情感取向。小說中不僅人物語言渭北化，而且敘述語言也含蘊著地方風味。莫鵬舉被妻妹小菊的美色所迷，“天奇看見無數螢火蟲從他爸的眼睛裡飛了出來，還看見他姨的臉兒越來越紅，紅得跟旦柿一樣。”黨益民的家鄉富平縣享有中國“柿子之鄉”美譽，柿子品種五花八門，比如尖柿、盤柿、吊柿、卒柿、旦柿等，年歲稍長的富平讀者能瞬間捕捉到旦柿所傳達的準確信息。從接受的角度而言，陝西特別是渭北讀者更能從《喧囂荒原》的品味中產生審美愉悅，與作品中方言的獨特表意有直接關係。
其次，作者善於運用故事場景中的物象來做喻體，大大強化了比喻的修辭效果，這幾乎是黨益民文學創作使用比喻時自覺的美學追求。比如，地震發生時，“遠處傳來轟隆隆的奇怪響聲，彷彿有幾十個碌碡從天上滾過。”“碌碡”是農耕時代常見的在麥場裡碾麥子的農具，用大塊石頭鑿成準圓柱體（中間略粗），一般直徑約60公分，高月80公分，給人最突出的視覺感受是龐大而沉重。如今，碌碡雖然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已失去了使用價值，但它在牲畜或手扶拖拉機拉動下碾麥子的場景給人們留下了清晰的記憶。讓這樣沉重的大圓柱體成群結隊地從天上滾過，不光會造成霹靂般的巨響而讓人產生聽覺上的震撼，而且會讓人產生碌碡突然從天而降的恐懼。用故事中的人物生活環境中司空見慣的物象作喻體構成比喻，強化了小說鄉土敘事的色調，假如描寫當下農村或與小說故事同時期都市地震發生時人們的心理感受，這個比喻顯得就不合適了。
此外，作品中有些敘述語言生動傳神，栩栩如生，有力地強化了表意效果。小說一開始描寫地震前的徵兆：“公雞排成一行在院牆上咯咯地發表議論。”公雞們似乎預感到了不詳。“一隻老鼠不知從哪裡躥了出來，跳上了香椿的脊背，稍一遲疑，發現站錯了地方，又急忙跳下去落荒而逃。”這一描寫把老鼠因對地震特別敏感從而慌不擇路的神態表現得十分逼真。像這樣把動物的神態和“心理”刻畫得如此惟妙惟肖，僅用一句“這裡使用了擬人化手法”作出修辭學層面上的膚淺解讀顯然是不能領略這種敘述語言的審美張力的。
除了上述四點思想藝術成就，《喧囂荒原》還有一個顯著特徵，那就是漫漶全篇的渭北地域文化，不僅呈現了人物活動的環境，而且濃郁了小說的鄉土底色。這裡有如前所述的接近原生態的富平方言，有流行於那個年代富平的民間歌謠，有特色鮮明的富平民俗，有當地人婦孺皆知的富平八景，有名聞遐邇的富平美食，有“生噌愣倔”“彪悍好訟”的富平性格，有眾所周知的富平地名比如流曲、莊裡、美原、底店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以歷史上有較大影響的富平人物為生活原型：莫村和桃花溝共同的先祖莫爵以明代嘉靖年間著名的錚臣楊爵為原型，莫善篤以明末清初關中大儒李因篤為原型，莫天合以辛亥志士胡景翼為原型，莫鵬翔以殘害早期共產黨人史可軒的田生春“田葫蘆”為原型，白木三以富平最早的幾個共產黨人之一的嚴木三為原型，小說中人物的活動軌跡明顯受到他們原型個人行狀的框束。因此，在較高的程度上，可以說《喧囂荒原》是一部清末民國時期富平（小說中的古城縣）文化的百科全書，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白鹿原》和《喧囂荒原》都以“原”命名，從小說中人物所處的地理環境來看，這裡的“原”其實是“塬”，是我國黃土高原地區因沖刷形成的高地，四邊較陡，頂上則基本平坦，大致呈臺狀，所以地質學上管這種地貌叫臺塬。關中中部地區渭河以南的臺塬是為南原，渭河以北的臺塬是為北原，《白鹿原》的故事發生在南原，《喧囂荒原》的故事發生在北原，兩個故事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共同書寫了20世紀上半葉關中鄉土世界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變遷史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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