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国足。2：1输给叙利亚，输给一个国家破碎的足球队，球迷再一次沸腾了！主教练发布会上当场辞职，这可以说是足球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
中国的“足球现代化改革”进行了20多年，改的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中国的一切遇到资本就全都玩儿不转了呢？中国足球的“洋务运动”为什么就搞不起来呢？我们不妨看看曾经的洋务运动，或许我们就能找到今天的答案。
一、习惯性和无意识的腐败
清末，以李鸿章、张之洞等士大夫为代表的晚清开明人士发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力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但腐败行径在运动中无孔不入，将本就根基不稳的近代化运动腐蚀得漏洞百出，最终导致运动破产。造成运动中腐败丛生的原因很多，有不良习俗的影响，官场风气的奢靡颓废，立法、司法上的不足等。
什么是腐败？经济学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作为经纪人角色的一种有意识活动。官员在从事腐败活动时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只有当腐败行为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当事人才会实施腐败活动。其中，腐败收益包括收受贿赂、侵占公共财产、亲人受益、滥用权力等。腐败成本分为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心理成本三方面，主要指活动败露可能遭受的损失，包括失去现有官职、权力、工资及社会地位，受到的法律惩罚、记录处分、公众蔑视与心理煎熬等。
而洋务运动中的腐败随处可见，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性的常态，腐败者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产生任何心理上的压力，这样的现实是灾难性的！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腐败呢？
1.自西周宗法制度确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即形成血缘关系亲密、家族观念浓厚的氛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族利益被视为第一位，裙带关系、封建荫蔽等行为被家族成员支持，被传统社会认可。因此，洋务企业中才有如此多的通过裙带关系、上级指派等方式得到职位的人，这使得企业管理体系臃肿不堪，浪费运动兴办资金。时人有奏折反馈这一缺陷却无专门规章制度出台对此加以限制，任人唯亲在洋务运动各个领域都有存在即说明这一点。
2.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注重人际交往，是个关系社会。各种裙带关系、师生关系、同乡关系等层层关系网的钩织使得官场上官官相护，结党营私盛行。1877年轮船招商局购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时，盛宣怀等借机大肆贪污，事情败露后，引起舆论大哗，两江总督刘坤一乘机进行参劾。但盛宣怀的后台李鸿章拼命予以庇护，盛宣怀得以过关，此后权势更不断扩展。洋务运动中的贪腐人员因官官相护，得以“有恃无恐”，助长了腐败的发生与猖獗。
3.传统社会中送礼的习俗也助长了贿赂的盛行。官场上“别敬、冰敬、炭敬、年敬、节敬、喜敬、门敬、妆敬、文敬”等节礼名义繁多，且形成定制，这为行贿者提供了理由，也为受贿者找到了借口，从而减轻了腐败交易双方的心理负担，为贿赂的盛行提供了便利。而这样的腐败，时人习以为常，以为“廉洁”！
二、用人不当，任人唯亲
欲做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人。洋务运动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
近代化运动，更需要的是懂先进技术、具有世界眼光的决策人，但洋务运动中囿于政府主导，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较多，很多决策人都是政府官员，这是一群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研究了一辈子八股文的秀才，而非真正懂知识、会经营的专业人员。这相当于给F1赛车装上了蒸汽机，车毁人亡都算是照顾驾驶员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教科书上，左宗棠一直是作为正面角色登场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外国兵船，在西方已掀起竞造铁甲舰、装甲舰的热潮时，他还在迷恋于木质兵轮，甚至不清楚兵船、商船常识性的区别，抱着“欲取两式而兼营之”的错误思维，使船政局所造之船“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结果，马尾一战，福建水师简直是不堪一击！无论教科书上用多少词汇描写福建水师将士的英勇，也无法掩盖决策者的愚蠢！
再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之时，沉浸于“以中国之大，何以不有”虚骄情绪之中，凭藉主观愿望行事，先购机，后找矿。待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时，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而依据酸式炼钢法设计的贝色麻炉无法除去如此高比例的磷成分，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方可炼出合于制造铁路路轨的钢材。仅此一误，便造成巨大损失。此误还成为制约汉阳铁厂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仅如此，汉阳铁厂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每出一差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当时，铁厂中共有洋员四十余人，但清朝官员则是洋员的数倍，“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
毫无专业知识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所领导的变革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是走弯路，要么是变成政绩工程。在中国资源开采并不丰富，资金投入尚且不足的背景下，企业因错误决策而损失的时间、资源使得自身无法长久的发展下去，且决策产生的客观失败也使得世人对洋务企业颇有微词，企业的管理者在面临一次次的失败后也会逐渐丧失原先的热情。
三、谁动了谁的奶酪？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在“千年未见之强敌”的炮火中不思变革，却妄想保存祖宗之法，这种论调无疑是痴人说梦。
所谓文化中心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
文化中心主义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夷夏之辨或者说民族主义意识，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体现在文化上，而很少体现在政治上。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是有文化的人。
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指把它们当作不同的东西，而简单粗暴的是认为它们是低劣的东西。持天朝上国观念的大臣们，也不是说一点儿不知道这一中国社会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但他们坚持传统夷夏之辨而不欲变通，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顽固派的原由。
顽固派强调伦理原则与顽固派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洋务派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秀才们就有失业的危险，必然遭到这些人的激烈反抗，所以中国的变法必须满足明君和强臣共同出现的条件才能成功，时间越是靠后的王朝体现的越明显，几千年的包袱不是说人就仍的掉的！
四、成瘾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成瘾机制与多巴胺有关，赌博，吸毒中的高多巴胺水平，均会导致成瘾，并且由于成瘾，损害了身体正常的多巴胺分泌功能，导致了日常生活中多巴胺分泌不能，形成精神疾病。在人类的绝大部分日常活动中，他们确实能够正确地预计自己将要得到的奖励，比如说看到食物——吃——好吃，并且吃饱了；外籍球员——技术好——真香。然而在成瘾的情况下，认为多巴胺即快乐则太过天真了。
在奖励机制中，内啡肽，脑啡肽，内源性大麻素等属于“胡萝卜”型，而多巴胺则属于“大棒”型。换言之，前三者给人们带来的是获得后的满足感，而多巴胺给人带来的则是获得前的饥渴感。动物其实都很懒得，在它们正常的生活活动中，“大棒”推动前进，让动物保持想要吃到胡萝卜应该有的高度兴奋的精神状态（别以为兴奋就是快乐！你被食肉动物追杀的时候就非常兴奋），而胡萝卜给予它们应得的满足。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导致了清政府“阈值过高”，产生了一种对洋人武器的依赖症，从而导致清政府经常性的选择向国外购买技术装备，导致自身不在分泌“多巴胺”，对本国的生产制造业造成极大的摧残，整个国家成了不能够自我分泌多巴胺的成瘾个体，这样的问题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所缓解。
外国货驱逐本国货，中国足球和中国洋务运动一样，学着学着变成了邯郸学步。赵人优美的舞姿没学到，反而忘了怎么走路。
五、尾声
翻看我们的史书，“功败垂成”这样的戏码一直在上演，无数个功败垂成的例子让我们扼腕叹息，这些例子似乎有一万种可能成功但最终偏偏走向了失败。这似乎成为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构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心态，潜意识中会认为失败只是一种天命，这种对失败的不重视让我们经常摔倒在同一块石头上。对天命的笃信使我们缺少对胜利的执着和渴望，对胜利缺少饥渴让我们堕落成人人可欺的鱼腩。
大清如此，国足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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