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珺1920年5月11日生於河北省定縣。1937年起參加河北定縣抗日遊擊隊。歷任“大眾報社”編輯，延安抗大政治隊學員、保衛隊隊長、政治部保衛委員會秘書，延安中央社會部幹訓班學員、幹部科科員、副科長、科長。1949年起歷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人事處處長，軍委聯絡部幹部處、幹部局一處處長，軍委聯絡部幹部局副局長，中央調查部幹部局副局長、局長，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黨委書記，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兼幹部局局長，國家安全部黨組成員、副部長。
製造假案
我曾長期在中央社會部工作。康生領導過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他和這個部門的歷史淵源是很深的。我頭一次見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聽他的報告，講託派問題，大意是講託派如何從一個政治派別變成帝國主義的間諜。他從蘇聯回來不久，身穿黑色皮衣，頭戴黑色皮製列寧帽，足登長統馬靴，夾著皮包，帶著秘書，十分神氣，和在邊區看到的其他領導同志完全不同。講起話來，慢條斯理，操著濃重的膠東口音，好像總是咬牙切齒，給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覺。他為什麼如此強調託派問題呢，後來才知道他慣於把“反托洛斯基派”當作政治鬥爭的武器來整人。他剛回到中國，便製造了誣陷陳獨秀是“託派、漢奸”事件。後來又把王實味打成“託派”，還用逼供的辦法搞了不少的冤案。
1937年冬，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1939年改設“中共中央社會部”，內部又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這是繼“中共中央特科”之後，中央一級管理和領導情報保衛工作的專門機構。部長康生，副部長先後有潘漢年、孔原、李克農等。
1938年機關從藍家坪遷到棗園。棗園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溝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蔥籠茂密的綠色園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岡上高高低低的窯洞，西面有奔騰的裴莊灌渠。園裡果樹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鳥語，雖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寧靜的所在。中共隱蔽戰線的總指揮部在這裡度過了她重要的戰鬥年代，棗園便成了中央社會部的代稱，較早在中央社會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稱為“老棗園”。1941年毛主席和他隨身的中央機要處、政治研究室等幾個單位遷到棗園，更加密切了部裡和黨中央的關係。
我於1937年在冀中參加八路軍，1939年底到延安抗大學習。後在抗大政治部負責保衛委員會的工作，1941年12月，調到棗園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保衛班學習，從而有機會了解和接觸保衛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據知，延安時期，在保衛部門被關押的所謂“特務”、“叛徒”、“漢奸”、“託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經過審查已經證明完全是冤案，部門領導也作出“無罪釋放”的結論，但送到康生那裡便一直壓著，不予批准。如一位名叫蔣齊生的進步青年，1939年從上海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懷疑為“託派”，投入保安處監獄審查，1940年處長周興即作出“無罪釋放”的結論，送請康生審批，被康生壓著，直到1946年才隨“搶救運動”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員一同釋放。這期間還有兩個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錢唯人案。這兩個案件發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辦理或直接參與領導的案件，他講課時常舉為成功的案例，後來證明兩個都是冤假錯案。
王遵及案，即所謂“中國的川島芳子日本女間諜案”。王肄業於北平春明女中，是抗戰初期經過地下學聯的關係從敵區北平到冀中投奔革命的進步女學生，因為她是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聰明漂亮，應對有度，舉止不凡，記憶超常，而懷疑她受過特務訓練。前方戰爭環境無法審查，冀中軍區把她送到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責成邊區保安處審查。當時規定不許刑訊，審訊人員反覆訊問，問不出結果，便惡作劇，把一條蛇放在王住的窯洞裡，嚇得她魂飛魄散，大哭大叫。沒有辦法，王被迫順著審訊人員的意圖，假供自己是日本間諜，按看過的間諜小說編了一套如何盜竊情報，如何進行特務活動的虛假故事。康生對突破王遵及案，頗為得意，在中央大禮堂開報告會介紹“案情”，在《共產黨人》雜誌登文章，號召全黨提高“警惕”。許多人信以為真，傳揚出去，說捉住了個“中國的川島芳子”。後來我去邊區保安處幫助工作，住在審訊科旁邊，犯人放風時，科長曹光清把她指給我看，女孩身材修長，面目嬌好，雖然愁雲慘淡，掩蓋不住嫻靜、清純的氣質，誰看了也不會相信是個女特務。後來康生還說她和復興社有關係，要保安處嚴加審訊，又逼她承認了是復興社成員。
錢唯人是共產黨員，原任邊區政府交通局長，因為聯繫修築公路的事，和國民黨有關方面常來往而引起懷疑。保安部門使用特殊偵察手段獲得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將錢逮捕。在康生召開大會、親自追逼下，錢被迫承認是國民黨特務。王、錢兩人曾被長期關押，直到1946年經過認真甄別，才得以平反。
康生從蘇聯回來不久，延安許多同志不知他是何許人，這兩個案子傳出去後，產生一定的鬨動效應，使他聲威大振，都知道康生是從第三國際回來的領導人，是個神秘人物，抓特務有辦法，是個很厲害的、了不起的特別工作部門首腦。在保衛部門曾有年輕同志，幼稚無知，缺少經驗，出於主觀主義和對敵人的仇恨，使用了逼供的辦法，誤將好人打成特務的事例。但是康生不是沒有政治經驗的人，他不屬於上述情況。有的老同志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剛剛回國，是政治局委員，還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這個又顯赫、又重要部門的首腦，特務不是什麼時候想抓都有的，他新官上任，是否急於展示自己的手段和本領，故意製造假案，一鳴驚人，虛構政績，以抬高他的身價和威信呢？根據他一貫的思想作風看，這種懷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完全排除康生“有意而為”的可能。
兩個秘書的遭遇
匡亞明1941年曾任中央社會部情報通報組組長，後擔任康生的秘書。他1926年在上海大學和康生同學並同時入黨。1932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擔任共青團南匯區區委書記，因為上海黨組織大破壞，許多同志被國民黨逮捕或槍殺，嚴重的白色恐怖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當時地下黨組織得到情報說是匡亞明叛變告密造成的。為了確保黨組織的安全、消除隱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經組織研究決定對匡採取斷然措施，由做保衛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開了槍。後來證明這個情報是不正確的。匡亞明身負重傷，敵人在外灘將他逮捕，認為是共產黨內鬨事件，便以“共產黨殘酷無情、六親不認”為由，進行挑撥離間，竭力勸他“悔過自新，回頭向善”。匡亞明對敵人的陰謀嗤之以鼻，高聲痛斥敵人無恥伎倆，他說：“這完全是我們黨內的事，你們無權過問。所以發生這種誤會，完全是國民黨背叛大革命，瘋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殺是剮，悉聽尊便，不必羅嗦。”雖經多次嚴刑拷打，匡一直大義凜然，堅強不屈，還在法庭上不斷揭發蔣介石投降賣國的罪行。抗戰爆發後，才由組織把他從反省院營救出來。匡亞明曾這樣對我們說：一個共產黨員在革命生涯中並不都是陽光燦爛，一帆風順，不但事業有成敗，在黨內有時也會受到很大的冤枉。能否以坦蕩胸懷正確對待，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考驗。有的同志在對敵鬥爭中不愧是英雄好漢，但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委屈時就傷感備至，甚至消極悲觀，政治動搖，也是有過的。而匡亞明是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好榜樣。
匡任康生的秘書，感到他有時批評人太苛刻。康生有一次徵求意見時，匡便掬誠相告，沒有想到康生因此竟對他懷恨在心。康生在西北公學講課時曾對匡評價很高，在棗園，還特別為他寫了一首詩：“故人不能忘，相見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揮之不能去”，以表示對他的讚揚和與他的友情非同一般。匡給他提了意見之後，就反目成仇了。全國解放後，匡任南京大學校長，“文革”剛開始，康生便把匡亞明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說明康生胸懷狹窄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他感情用事，一點也不能聽取不同意見，最後淪為反革命集團成員，決不是偶然的。
康生的另一個秘書沙韜遭遇更慘，而且由沙韜案引起軒然大波，牽連了不少人。沙韜原來是中央社會部幹部科科員，1948年中央社會部隨中央機關從晉綏遷到河北平山縣。康生在山東任華東中央局副書記，致電李克農要中央社會部為他選個秘書。當時我任幹部科長，經和副部長陳剛商議，提名派幹部科的沙韜去。李克農對康生很尊敬，他說康生要人一定要選好乾部去。李問我沙韜怎麼樣，我說沙政治可靠，處事細緻、穩重，文筆通順，字也寫得好，完全能勝任。這樣便同意派沙韜去了。全國解放後，機關進了北京。1950年康生忽然把沙韜送回中央辦公廳，說他是特務。這時中央社會部已經改為軍委聯絡部，部長是鄒大鵬，仍歸軍委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管。楊尚昆要我部把沙收回。回來後，沙分配到某局做幹部工作。1954年，康生聽說沙韜仍在我部做幹部工作，非常不滿。李克農不得已，命幹部局對沙進行審查，幹部局指定科長呂造林辦。呂深感為難。我當時任幹部局副局長，管審幹，呂問我怎麼辦。我說我們只能實事求是，以對黨負責、對幹部負責的態度，按原則辦事。審查結果，沙歷史、政治都沒有問題。因為涉及康生，事關重大，李克農找了幾個權威單位的領導：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中央公安部羅瑞卿、中央組織部安子文及本部鄒大鵬和幾位副部長共同研究，一致同意，並將結論報劉少奇審批，李克農為表示對此事負責，還把商量的經過鄭重地寫在日記裡。劉少奇在結論上寫了很長的批語，大意是說：康生當時在病中，他說沙韜有政治問題是不可信的，要告訴沙安心工作。結論退李克農閱後轉到幹部局，原件有中央同志親筆批語，要求很快退中央辦公廳保存。因為關係到我部一個幹部的政治生命，需要留個憑證，我親筆將結論連批語照抄了一份，送各位部領導傳看、圈閱後放入我的保密包，保密包還加蓋了密封印泥，鎖在幹部局的保險櫃裡。李克農為保護幹部，要沙韜改名張韜，與中組部商議把他調到邊遠地區，任甘肅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該結論抄件因為內容牽涉較多，仍保存在我處。
“文革”開始，康生但任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位高權重，很快找到沙韜，把他投入監牢，成立專案組，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任組長，對沙進行迫害性的審查。專案組特別向我調查沙韜的情況，實際是刺探我對沙韜的看法。我據實以告，說沙韜是好同志，經我們認真審查過，沒有政治問題。這一下惹惱了康生、曹軼歐。我部造反派奪權，打開幹部局的保險櫃，在我的保密包裡又發現了我親筆抄寫的、有劉少奇批語的沙韜結論，康、曹認為這是件大事。李克農已經過世，從部辦公廳又查出李克農關於此事的日記，都送給了康生。康、曹如獲至寶，認為這些都是李克農勾結劉少奇、楊尚昆、羅瑞卿、安子文陷害康生的鐵證。這時單位早已改為中央調查部，馬上召開全部大會，對我進行揪鬥追查。1967年8月31日，康生、曹軼歐特別為此事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調查部幾個有關人員和造反派代表，追查李克農如何與楊尚昆等人串通，陰謀派沙韜去“陷害”他的內幕。他們氣勢洶洶地追問我：為什麼現在還說沙韜是好人?我只好說我警惕不高，沒有發現他有反革命活動。問我為什麼親自在保險櫃裡窩藏劉少奇的黑批示？我說重要政治文件我都放在保險櫃裡。康生、曹軼歐聽了大發雷霆，對已故的李克農和我們幾個相關的同志連批帶訓，追問、申斥達六個鐘頭，罵了個狗血噴頭。會見後他們還單獨找造反派代表說：康生1950年住北京醫院，王臖也住北京醫院;曹軼歐1956年入中央黨校，王臖也入中央黨校，肯定是李克農派來監視他們的特務，要嚴加追查。我一回機關，便看到中心廣場已經貼出字有斗大的、驚心動魄的大標語：“陷害康老的大特務王臖罪該萬死!”造反派認為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點了名的、最嚴重的“反革命”，立即召開全部大會，對我進行批鬥，坐噴氣式，遊街，抄家，戴高帽子，靠邊站了11年，並牽連到我老伴楊戡，她也受到曹軼歐極惡毒的誣陷，多次被批鬥。最倒黴的還是沙韜，後來才知道只是因為沙韜誤拆了曹軼歐給康生的一封信，便認為他是勾結饒漱石進行暗害活動的特務，被無辜關押七年，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殘。因為康生對沙韜恨之入骨，在此案中廣事株連，把中央調查部和有關方面鬧得烏煙瘴氣。李克農首當其衝，被康生多次誣陷和攻擊，並告到毛主席那裡，說李勾結劉少奇和彭、羅、陸、楊要害他，毛主席沒有信。羅瑞卿、楊尚昆、安子文在關押中，也都曾以“包庇壞人、迫害康老”的罪名，受到反覆審訊和批鬥。鄒大鵬和已經到四川任省委書記的陳剛被康生及其追隨者迫害致死，曾任該部副部長的劉少文、毛誠，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和首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的凌雲都因受此案牽連，而被關入監獄七、八年之久。
王實味和“五人反黨集團”
王實味原名王叔翰，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家境貧寒。17歲中學畢業後，考入開封留美預備學校和北京大學預科。1926年在北大經同學陳清晨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因學費無著，中途退學，失掉黨的關係。1930年在上海以翻譯小說掙稿費為生。1937年在開封重新入黨，同年10月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當教員，不久被張聞天指名調到馬列學院編譯室從事馬列著作翻譯工作。當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十本馬列論叢，其中兩本是王翻譯的;出版了列寧選集18卷，其中王翻譯的有兩卷半。王工作勤奮，4年共翻譯出2000萬字的馬列主義理論書籍，比較有成就，被提拔為特別研究員。
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先後發動兩次反共高潮，並封鎖陝甘寧邊區，造成物質上的很大困難。在延安一些沒有經過革命鬥爭實踐考驗的知識分子中，有的便不能適應艱苦生活的鍛鍊，或不習慣革命紀律的束縛，出現思想上的苦悶，有的產生不滿現狀、自由主義、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和工農幹部格格不入，也有不少講怪話、發牢騷的現象。這種情緒，在文藝界反映得比較突出，如作家蕭軍的言論和文章中，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場長趕豬去了》等文章中都有所表現，連當時延安舉辦的《諷刺畫展》中，如華君武等人的漫畫也有些作品是諷刺老幹部或挖苦領導人的，其中最極端的是王實味1942年2月在《解放日報》發表的《野百合花》和在文藝刊物《穀雨》上發表的《政治家和藝術家》的雜文，對他所不滿的現象冷嘲熱諷。那時延安物質條件困難，大家基本上都是同甘共苦的，對年老體弱或領導同志在服裝和伙食方面略有照顧，王的文章便說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說有的幹部是“小廚房階級”。他誇大曾一度出現的糧食困難，說“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湯”。還說延安生活裡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把個別幹部的官僚主義，說成是“天下老鴉一般黑”。應當說王寫文章的動機是好的，但他的觀點是偏激的。王實味的文章還把政治家和藝術家對立起來，認為藝術家的任務是“暴露黑暗”，政治家搞縱橫捭闔，靈魂齷齪，藝術家要改造人們的靈魂。王的文章在延安引起轟動，他的一些觀點，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引起廣泛的同情，因而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思想混亂。加之王實味等人的文章，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編印成小冊子，在大後方廣為散發，造成很壞的影響。這時候整風運動剛開始，王實味便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重點鬥爭對象。康生直接插手了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的鬥爭。鬥爭會開了16天，王在會上談到以前曾接觸過託派王凡西，幫他們翻譯過《列寧遺囑》、《托洛斯基自傳》中的兩章。康便向中央研究院的領導說王實味是託派，國民黨藍衣社特務分子。康生那時是領導全黨整風的“總學委”的負責人，又是“中央直屬機關學習委員會主任”，他的話各級領導都深信不疑。就這樣七鬥八斗，無限上綱，最後中央研究院領導作總結，肯定了王是“託派分子”，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康生還使用迂迴手段，通過批鬥中央社會部的於炳然牽連到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錚夫婦和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裡夫婦，經過中央研究院的批鬥揭發，潘芳、成全兩對夫婦和王實味常有來往，對領導也有些議論，便把他們打成“五人反黨集團”，構成整風初期延安的一樁大冤案。康生對此案加以引伸，把自由主義、極端民主化和敵人的破壞活動聯繫起來，強調反特鬥爭，並誇大了敵情。後來把整風引導到“搶救運動”。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實味、潘芳、宗錚。後來潘、宗在中央社會部分配工作，王實味長期關押在中央社會部的監獄。1946年11月，胡宗南要進攻延安，王隨機關人員撤退到瓦窯堡，不久再轉移到山西興縣，繼續關押在興縣晉綏公安總局看守所。1947年6月12日，國民黨飛機轟炸黃河渡口，也轟炸了興縣，看守所被炸。公安總局準備疏散，同時寫報告給中央社會部康、李部長，講了王實味的“罪狀”，還說他行軍中表現不好，認為無法改造，而且戰事情況緊急，建議予以處決。這時康生正在山西臨縣搞土改，報告首先送他圈閱，他表示同意，中央社會部也駐在臨縣，送到中央社會部，李克農也圈閱了。
1948年春，毛主席從陝北轉移到河北省，路過臨縣時聽說王實味被處決，很生氣地說“還我個王實味來”。後來還幾次批評過此事。李克農知道後，心情沉重，很快承擔了責任，主動向中央做了誠懇的檢討稱：此事“我應負主要責任，……不顧黨的政策，擅自批准晉綏公安總局的請求將王秘密處死，充分表現了無組織、無紀律、自以為是的錯誤……”請求處分。毛主席9月1日批示“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並交書記處各同志傳閱。康生對此事卻佯做不知，從來沒有表過態。
“文革”後，經過家屬及有關方面的多方努力，費盡周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組織部於1982年2月決定推翻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問題。1991年2月7日由公安部否定了王實味“反革命託派分子”的結論，但是恢復王的黨籍問題仍未見解決。潘芳、宗錚夫婦均已辭世，生前一直在中央社會部，潘曾在一個很機密、很重要的單位擔任副局長職務，雖然長期揹著沉重的政治包袱，但工作埋頭苦幹，任勞任怨。1948年，我根據李克農部長的指示，研究解決潘芳的黨籍問題。經過向楊尚崑調查，並徵求了中央組織部安子文部長的意見，由於當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尚未正式平反，無法恢復黨籍，機關黨委決定，只能重新入黨。宗錚因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她認為自己應當恢復黨籍，而拒絕重新入黨。他們倆恢復黨籍的問題，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也一直沒有解決。
“搶救失足者”
康生與毛澤東.jpeg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決定》，開始了全黨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舉，是一次普遍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清算了王明“左傾”路線，統一了認識，整頓了作風，團結了全黨。該年5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凱豐、康生、李富春、陳雲，領導全黨整風，毛澤東任主任，劉少奇、康生任副主任，康實際掌握了整風的領導大權，由於他的“左傾”思想，在審幹運動中走向了反面，發動了“搶救運動”，傷害了許多好同志。
康生髮動“搶救運動”，也不是偶然的。整風後期，出現了“左”的苗頭。康生認為在自由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的背後一定會有暗藏的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總學委便提出整風不僅要解決半條心——非無產階級思想問題，還要解決兩條心——敵我問題，強調反特鬥爭。其次1941、42年破獲了證據確鑿無誤的戴笠軍統陝西特偵站前後派遣40多名特務潛入陝甘寧邊區的特大案件，這是件好事，但康生卻藉此散佈“特務如麻”思想。另外1943年曾得到準確的情報，胡宗南陰謀要用閃擊戰進攻延安，康生說敵人進攻之前，一定要整肅內部，掃清敵探、間諜。康生是有政治野心的，而且胸懷狹窄，嫉賢妒能，為人陰狠，好打擊報復，思想方法特別主觀片面，愛捕風捉影，疑神疑鬼，中央社會部的老同志有人說他是“職業病”、“迫害狂”。1934年蘇共以“鎮反肅託”名義，搞肅反擴大化，大肆消滅異己，鎮壓反對派，誤殺許多好人。康生當時在莫斯科和王明也如法炮製，組成肅反辦公室，在中共留蘇人員中，用嚴刑逼供的辦法陷害了不少有不同意見或他們認為可疑的好同志。康生沒有從中接受教訓，反而認為從“祖師爺”那裡學到了“真傳”，作為政治鬥爭的法寶，回國後，一有機會就要施展他的這套陷害無辜的“看家本領”，而且要加以發揮。上邊這些主客觀因素和他發動“搶救運動”都是有關係的。
康生內戰時期曾擔任特科的領導，這時他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又是總學委的副主任，被視為反特的權威，他對敵情的估計，也影響中央的看法。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誇大了敵情，認為日寇和國民黨大規模實施特務政策，我們內部已經混進大量特務、內奸。除了思想教育外，決定開展群眾鬥爭，清除暗藏的敵人。
頭一段搞了“坦白運動”，要求大家填小廣播表，寫反省筆記，討論思想自傳，主要目的之一，是暴露“敵人”，引蛇出洞。這時一般機關單位普遍開展群眾性的反特鬥爭，把西北公學、行政學院列為審查機關，各單位的重點對象，可送到審查機關，把中央社會部、總政鋤奸部、邊區保安處作為專門機關，問題最嚴重的送專門機關關押審訊。西北公學本來是中央社會部培養情報保衛幹部的學校，校長李克農兼，副校長李逸民，後又派吳德來加強領導，校址在棗園的後溝，離中央社會部約五里路，原有學員200多人，對外非常保密，這時突然又增加了近200人，氣氛非常緊張。接著便天天開大會、小會審查追逼，有人開始被迫假坦白，承認自己是“特務”，並牽連其他同志。株連最廣的是“紅旗黨”的問題。原來西北公學二班一個學員張克勤，是個單純、熱情的青年。康生收到從魯迅藝術學院轉來的一個學員的假坦白材料，說自己是特務，聯繫人張克勤也是特務。康生把材料轉給學校領導吳德和李逸民，要他們親自審訊。張在甘肅加入地下共產黨，經林伯渠的關係到延安學習，介紹信手續齊全。張的父親原來是地下黨員，在張來延安後他父親自首叛變，開個照相館，康生說這個照相館肯定是特務據點。經徹夜審訊，張克勤受逼不過，承認是國民黨CC特務，接受任務派來延安，大家追問他的特務組織關係和組織系統，張克勤為避免無法自圓其說，便順水推舟稱：“甘肅省地下黨是紅旗黨，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康生看了他的交代材料，喜出望外。親自帶張克勤先後在中央大禮堂、邊區政府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組織成千上萬人的幹部大會讓他作典型報告，推廣“先進”經驗。康生講話，說國民黨的“紅旗政策”是個新發現，應該高度重視，對大後方的黨，要重新認識。結果形成連鎖反應，起了很壞的作用。許多機關學校，爭相仿效，培養典型，像滾雪球一樣，先後把河南、四川、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等省的地下黨都打成了“紅旗黨”，許多在地下黨工作過的好同志被打成特務。當時許多同志想不通，怎麼大後方地下黨都會變成反革命組織呢?後來我看到楊尚昆的回憶錄，才明白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康生的矛頭是指向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想把周恩來打成“紅旗黨”的頭子，由於毛主席的制止才未能如願。
1943年6、7月間，國民黨掀起大規模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調集他的幾乎全部軍隊，包圍陝甘寧邊區，妄圖用偷襲的辦法“閃擊”延安。為迎接戰爭，整肅內部，7月11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要求對反革命分子加緊清查和突破。7月15日康生召集中直機關加緊進行反特鬥爭大會，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宣佈兩個月來，延安已經查出450名特務，說現在是緊急時期，是軍事動員時期，反特鬥爭是當前急不可緩的任務。要求一切“失足”的人趕快坦白交代，堅決不改悔的就要鎮壓。這個報告之後，各機關、學校普遍展開“搶救運動”。運動來得極猛，排山倒海，勢不可擋。到處開“搶救大會”、“控訴大會”、“規勸大會”，大會逼、小會鬥，車輪戰，大搞“逼、供、信”，把許多好同志都打成特務、叛徒、反革命，整個延安陷入恐怖、惶惑之中。被審查的同志，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承受巨大的壓力，也有被逼神經失常，或跳崖、上吊自殺的。
西北公學有390人，其中208人被打成特務。當時各班被逼出來的“特務”，五花八門：國特、日特、雙料特務。還有“不自覺的特務”：“我主觀上是為革命工作，你們說我是為特務做了工作，那我就是不自覺的特務”；有“分析特務”：“我參加學聯，是革命組織，你們分析是特務組織，我便是分析特務”；有“服從組織的特務”：“革命者什麼時候都得服從組織，組織一定說我是特務，我服從”，鬧了許多笑話。也有的同志不管怎麼逼都不承認是特務，便被稱為不願悔改的“頑固特務”。西北公學有三個有名的“頑固”：一個是女生班的路藜，批鬥一個星期，就是不吭氣；一個是女生班的杜惠，是著名詩人郭小川的愛人，在小組會上硬頂硬抗，一個參加會的領導人氣得發了火，當場把她拉到中央社會部的監獄關了起來；還有一個是一班的男生、建國後擔任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的於葦，小組會開了一夜，把他鬥得昏過去了，也一直不肯承認。一個共產黨員，在大風大浪中，能堅持真理，不講假話，是很可貴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他各單位的情況都大同小異。搶救運動，全延安清出的“特務”達1500多人。運動還波及各抗日根據地。任弼時瞭解了運動的情況，及時向毛主席建議應制止事態的惡性發展。周恩來也表示不能這樣搞，“我在四川這麼多年，哪有什麼‘紅旗黨’？一定要進行甄別”。據彭真回憶錄說，他和李克農曾聯名報告毛主席，要求很快停止這種錯誤的做法。毛主席也早有察覺，當機立斷，很快由中央作出決定，提出審查干部要貫徹正確做法的“九條方針”：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反對錯誤的做法“三字經”：逼、供、信。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要進行甄別工作。一場災難性的風暴，逐漸平息下來，開始了甄別工作。
經過嚴肅認真的甄別工作，延安各機關單位的審幹徹底糾正了康生在搶救運動中造成的惡果，維護了黨的團結，把廣大受冤屈、被迫害的幹部從苦難中解救出來。在黨的歷史上有過幾次肅反擴大化，這次因為毛主席確定了正確的甄別工作的方針，是糾正得最快、最徹底、最全面的一次。不久，日本宣佈投降，這些曾受審查的同志。輕裝上陣，分期分批開赴東北及各解放區，為革命做出了許多貢獻。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們對搶救運動意見很多。毛主席事前已經多次在幹部大會上向被冤枉的同志賠禮道歉，這次在七大預備會的發言中又一次承擔了責任，他指出：“搶救運動搞錯了不少同志，冤枉了好人。不要‘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我代表中央向各位受委屈的同志道歉，是則是，痛改前非，非則非，取掉帽子，陪個不是，團結起來，繼續抗戰。我向你們行個禮，你們總得還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的手就放不下來了。”許多同志聽了感動得熱淚盈眶。康生卻不動聲色地坐在主席臺上抽菸。李富春在旁問他：“你怎麼不講幾句呀?”本來是好意，他卻態度冷漠，講了兩句氣話，把李富春頂了回去。對搶救運動的錯誤，康生一直不作任何檢討。
康生原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社會部部長，在延安聲望比較高。搶救運動之後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七次代表大會對他提了不少意見，中央委員雖然沒有落選，但票數比預計減少許多。康生感到受刺激很大，會後曾借酒澆愁，喝得酩酊大醉，關門不出，在家裡睡了兩天兩夜。
日本投降後，康生在部裡作報告時談到毛主席曾對他說：“武裝鬥爭和農民問題太重要了，你恰恰有兩個缺點：一是缺乏武裝鬥爭的經驗，一是缺乏農村工作的經驗。”要他去抓抓土改。他根據中央指示，為中央起草了關於土改的“五四指示”，發各地區試行。不久就帶陳伯達、曹軼歐等人到隴東、晉西北去搞土改，後來又去了山東，從此離開中央社會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農為中央社會部部長。
把鄒大鵬夫婦置於死地
康生離開中央社會部並非自願，而且很不甘心。後來中央社會部改為中央調查部，主要由周恩來主管。“文革”期間，康生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利用職權，極力插手部裡的事務，不止一次地公開在談話中怨恨中央調查部的事“長期不讓我與聞”，“多年來，我和中央調查部的關係就是《書報簡訊》的關係”，露骨地表示對周恩來、李克農的不滿，流露出想重奪這個部領導大權的強烈慾望。康生通過支持他的人提出三句口號：“黨的調查事業是毛主席親自命名的，周總理掌管的，康老打下基礎的”，在部裡喊了十幾年，把他和毛主席、周總理相提並論，為他製造輿論。李克農雖然已經辭世，但在情報、公安戰線享有崇高的威望。原中央調查部常務副部長鄒大鵬，1926年入黨，曾任長春市長、中央社會部秘書長、軍委情報部部長兼情報總署署長、中央調查部常務副部長，在開闢東北黨的工作和情報工作上有重大貢獻，為人正派，長期做李克農的主要助手，深受幹部和群眾愛戴。文革初期，部長孔原靠邊站後，中央指定鄒任部業務領導組負責人。康生等認為必須首先排除這個障礙。“文革”開始，康便就沙韜問題向毛主席控告李克農勾結劉少奇、楊尚昆、羅瑞卿要害他。1967年1月，毛主席特別找他談話說：“康生啊，你不是說李克農他們要害你嗎?他打入徐恩曾那裡是有大功勞的，顧順章叛變時，如果不是他送來情報，上海黨中央許多同志，包括周恩來在內都不存在了。這些歷史，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負責告訴他們。”康生沒有告倒李克農，這次談話還不得不向中央調查部有關同志傳達，但康生仍然抓住一切機會對李克農進行誹謗，以圖消除其影響。同時向鄒大鵬開刀，康生說鄒是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高老莊”(指曾任司法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高崇民，被誣陷為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的領導人)的重要成員，一面開大會批鬥，同時於1967年4月28日，康深夜給鄒大鵬打電話追問他的歷史問題和反革命叛黨集團的關係，達一個多鐘頭。鄒在這場浩劫中，擔心黨和國家的命運，對黨的情報事業受到破壞，許多好乾部遭到批鬥很反感，對康生誣陷他有反革命叛黨問題感到奇恥大辱，加之他積勞成疾，病勢沉重，在很大壓力之下，夫妻雙雙自殺身亡，實際是以死表示其憤慨和抗議。康生如願以償。鄒被迫害致死一年零四個月之後，康生等人對他仍不肯放過，專門佈置一個戰役，揭中央調查部“階級鬥爭的蓋子”，誣陷他是“大特務、大叛徒”。在中央為鄒平反後，還給他寫一個結論，由康生批准，保留五條政治尾巴，都是汙衊不實之詞。
1968年2月康生和部裡追隨他的人一起炮製了個“康老2.4指示”，除了汙衊李克農、全面否定周恩來領導中央調查部的工作外，還點名長期在李克農、鄒大鵬領導下的同志馬次青、單殿元、徐淡廬、劉進中、何長謙等是壞人，說崔繼瑗有嚴重錯誤，使他們遭受批鬥，還借清理階級隊伍為名，迫害許多幹部，有的被迫害致死。實際上都是為康生“改朝換代”重掌部的領導大權掃清道路。一個時期康生完全取代了周總理對中央調查部的領導，部裡業務、運動向他彙報，重大問題向他請示，領導人由他任命，儼然成了中央調查部的太上皇，調查部在“文革”中成了重災區，康生流毒甚廣，長時間沒有肅清。
陳雲談康生
十年動亂，康生勾結林彪、江青和“四人幫”，迫害了許多老幹部和革命群眾，給黨和國家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文革”後，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中央組織部曾統計被康生直接點名誣陷為反革命的幹部名單達839人之多。在中央社會部連擔任過他的秘書或秘書長的如毛誠、凌雲、匡亞明、沙韜也都被他打成“特務”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真是匪夷所思。
1981年11月8日，陳雲在中央調查部為潘漢年平反的座談會上談到特科工作時說：特科是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戰鬥堡壘，是很有戰鬥力的白區地下組織。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的工作先後由陳雲、康生、潘漢年負責。特科的工作很有傳奇性，在獲取情報、打擊叛徒、保衛黨組織的安全、籌措經費等方面做了許多大事，起了很大的作用。關於康生，他說：“起初，我是特科主任，康生搞行動，後來搞情報。‘一二八’後他接任主任，康生走後是潘漢年負責。康生還是做過若干工作的人。但延安搶救運動是錯誤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與林彪、‘四人幫’一起整了一大批領導幹部。”陳雲的看法是正確的。
據1988年5月出版的《黨史研究》刊載，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曾致函毛澤東主席，談到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說：“我對康生的作用也有懷疑。今年8月，我們從重慶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報說國民黨決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細離間王明和您及其他活動家之間的關係。……我確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動在為這些奸細效勞。”康生和王明原來都是中共駐第三國際的代表，康過去曾緊跟王明，並對王大肆吹捧。回國後又反戈一擊，成了反王明的英雄，第三國際方面和季米特洛夫對他懷有惡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來信懷疑他是奸細，或有意為奸細效勞，並未提出確切、有力的根據，尚須進一步證實。
多行不義必自斃，雖然康生曾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寶座，終於難逃革命人民的正義審判。審判“四人幫”特別法庭最後判定康生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可謂蓋棺論定，罪有應得，這個判決是實事求是的，一點也不冤枉他。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准中紀委對康生的審查報告，決定開除其黨籍，向全黨公佈其反革命罪行，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他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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