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国内上映的电影《1942》回顾了70多年前那场大饥荒，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
实际上，用“河南大饥荒”描述1942年夏到1943年春的那场灾荒不太准确。除了河南，还有山西、河北、山东和安徽北部等地区都不同程度受灾，或许应该叫做“华北大饥荒”。
电影《1942》画面
比如老舍先生的小说《四世同堂》里，多次描写了当时侵华日军占领区北平的受灾情况。
我们不禁要问，这场罕见的大饥荒是如何爆发的呢？可以说既是天灾，又是人祸。
水旱、蝗灾在那个年代是很常见的。河南更是有“十年九荒”之说。从1942年春天起，河南地区几乎滴雨未下，人们眼睁睁看着田间的庄稼渐渐枯萎。老百姓们都在叹息又一个荒年的到来。这一年的夏粮收成还不到正常年份的两成，麦收之后，整个河南都人心惶惶。
美国记者拍摄的大饥荒中的儿童
人们把希望寄托于秋收。可是天公吝啬，夏天还是滴雨不落。大旱之后，蝗灾往往接踵而至。同年的夏秋之交，河南全境都出现了遮天蔽日的蝗虫，所过之处寸草不留。那些靠河、临井的庄稼同样被一扫而光，人们连最后的救命粮都指望不上了，绝望的情绪迅速蔓延。
如果没有战乱，天灾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当时的河南支离破碎，半数土地都被日军占领。
早在1938年，蒋介石为迟滞日军的攻势，下令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以水代兵”虽然达到了一定的军事目的，但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被毁，河南的粮食产量剧减。1942年之前，日寇在河南先后发动过多次大规模的进攻。大批青壮年因连年的征兵征而粮离开农田，普通农民家里根本没有存粮。
蒋介石
即便如此，国民政府仍然强征军粮。于是，一场近代罕见的大饥荒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电影《1942》中有一处情节，时任第一战区司令的蒋鼎文不顾百姓死活，在河南强行征粮。蒋鼎文执掌河南军权，自然难辞其咎。而当时河南灾区流传着一句民谣，“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指的是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汤恩伯。
汤恩伯
汤恩伯对日作战还是颇有功劳的。可他的数十万部队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不浅。在河南灾情严重的时候，汤恩伯强征民役，致使民怨沸腾，因此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
由于灾情起初被瞒报，国民政府救灾不力、救灾款项被挪用等原因，河南的饥荒加剧。全省100多个县里有90多个县受灾，不少地区灾情严重。仅河南的受灾人口就达1200万，约有150万人死于饥荒以及灾情引起的瘟疫，300万人流离失所，向陕西等地逃荒。
剥树皮的百姓
河南大饥荒被美国记者白修德（西奥多·H·怀特）披露出去。这在电影中也有所展现。白修德的新闻稿《等代收成》发表于《时代》周刊，像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西方世界。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极其惨烈，让他们难以想象。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白修德专攻中国历史，1938年来到中国，曾在重庆政府担任新闻工作顾问。后来他辞去这一职务，应聘为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
受灾百姓
白修德在大饥荒的报道中说，"狗在路边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据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讲述，目睹灾情的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心情难以平复，试图寻找重庆政府要人反映情况。他找过的人里有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等。
据说，白修德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会见之前，宋庆龄还捎给白修德一张便条：“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树皮被剥光
白修德和神情严峻的蒋介石会面，并把他在河南拍摄的照片拿给蒋介石看。在白修德的一封书信中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个老家伙（蒋）给我二十分钟时间。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我就拿出照片给他看。……他便开始相信我，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下。”
至于蒋介石见到大饥荒的照片作何反应，白修德在回忆录中是这么说的，“他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然而，国民政府的有关人员后来却表示，白修德根本没有在重庆见过蒋介石，纯属杜撰。
蒋介石有没有看过白修德拍的照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饥荒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夺去了不计其数的人命。由于当年的统计数字只是粗略估算，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已经没人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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