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現代圖書館學奠基人之一的李小緣（1897—1959），在一九五零年代的時光裡，他的境遇並不好。這種不好，既有思想改造的因素，也有來自事業上的困擾。
李小緣最早得知思想學習的訊息，來自好友向達。1949年向達在寫給李小緣的信裡，告知北大將來要改變學制，以後的研究工作也要改變觀點，惟目下開會太多，幾於無日無之。李小緣有何表示不得而知。從他1950年寫的片段文字看，他對思想改造的態度頗為感興。原因是他覺得新政權建立之初，各行各業現出欣欣向榮之氣，認為自己不能落後，應該向北京的朋友們看齊，加強政治學習。隨著思想改造的深入，李小緣對改造的認識越來越“書生氣”。1958年的交心運動要知識分子說心裡話，李小緣真就說了，在他遺留的隻言片字中有一條：
“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知識分子有些寒心，連英文書不敢看了，甚至把新的英文書燒掉，這是一種偏差。”
類似這樣的交心材料還有好幾十條，大意都是說自己意見，這些材料現在都存於南京大學檔案館。另外，在李小緣之子李永泰家中看到李大量的政治學習書籍，這些書都是李小緣自己購買，發票至今留存。書中有不少旁批，從他批註的條數與內容看，他對政治學習不會也不善敷衍。以對李小緣文字的閱讀及與李永泰的交談，很可感覺出，李小緣其實是一個老實人，他對政治的認識很單純，也很隔膜。他無意仕進，你讓他參加政治學習他也去，你讓他交心他也交，都顯得態度端正而真誠。說他隨大流也好，明哲保身也罷，他好像志不在此。李小緣就想退守書中，在他曾付出心血的圖書館事業裡做點事發點光，然而，這裡給他帶來了心傷。
建國後李小緣擔任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在工作中李小緣遭遇不快，館長指責他“把持”。李小緣給侄兒信裡傾吐苦惱，說才開始工作，館長就這樣對自己，他覺得還是自己避一避算了。還有館中“官僚習氣”重，他覺得“噁心”，不習慣。1953年9月14日他給侄兒的另一封信表露了自己的苦悶。這封信值得注意是李小緣很少袒露自己的內心憂思，一般而言，他都選擇自己承受：
“ 圖書館今年館長三人，秘書一人。道地一國三公。無所適從，異常苦悶。”
顧頡剛評價李小緣為人謹慎，規矩，事業心重。一般情況下，李小緣與事業無關之事都較少談論，更少見其腹誹他人。他對頂頭上司有意見，並非出於私怨，乃是想將南大圖書館辦好，希其在之前合併金陵大學圖書館基礎上更上層樓。李小緣的意思是現今辦圖書館之人人浮於事，管理圖書館的人無須業務熟識，誰都能管。李所提的官僚習氣，據李永泰回憶，他父親跟他講，以前管圖書館只要一個館長就行了，現在要四五個，即是“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之意。
李小緣對圖書館事業的認識一向秉持精英主義的看法。閱讀他的交心材料，發現當他談到與圖書館事業相關看法時，相較他對政治學習的體會，他的建議往往變得具體而微，此時圖書館學教授李小緣的身份凸顯，也說明著他的教會大學教育背景以及非黨員身份在新時代不受待見。為數不多的材料裡有一個話題談得較多：“黨員”與“非黨員”差異明顯。譬如“黨員說的話，一言九鼎，大家信服。同一話，在我口內出來，有人懷疑。所以我寧願黨員說。”黨員權力過大，由於訓練缺乏，不懂專業，在圖書館管理方面就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圖書館功能弱化、非黨人士有職無權已是既成事實。這與李小緣所持圖書館事業為獨立不倚的學術事業，館長的第一要素是要有學問的看法必然會產生分歧。
李小緣與圖書館事業打了半輩子交道，死，依然離不了這個圈子。據一起共事南大的王覺非書中回憶在幾個教授的自殺事件中，認為只有李小緣的自殺，以它“獨特的方式”公開表示對新社會的不適應。所謂獨特的方式是指李小緣於圖書館內自殺，但王覺非的回憶語焉不詳亦不準確。李小緣的死是因為圖書館進購了一本內頁中有女性照片的《採菲錄》，此書為“中國婦女纏足史料”中的一種，有人用此來指責他不正經。據李永泰告知，《採菲錄》只是引子，主事人（李永泰並未告知此人姓名）的親屬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時期，因生活困頓拿了公家紙張遭李小緣解職，因而耿耿於心。在大躍進氛圍下，主事者將政治大環境與私怨進行了扭合，同時，李小緣與管理層對圖書館管理理念存在分歧，這些因素的交織，促成了李小緣1959年的結局。
這是一個令人遺憾又疑惑的結局。顧頡剛1962年10月16日日記：
“到胡厚宣處，乃知解放以來，南京大學自殺者四人，歐陽翥、徐益棠、羅根澤、李小緣也。小緣一生循謹，孜孜矻矻於蒐集資料，為南大積聚無數東方不易見到之書報，而五九年不知犯了何種錯誤，竟爾出此短見？聞其所寫卡片，已歸本所，倘能為之整理成書乎？”
據李永泰告知，李小緣是於家中自殺，這是非常可惜之事。別的不說，今天能在南京大學圖書館看到大量原版民國期刊，有很多都是李小緣的捐贈，封面或內頁都鈐有精緻的“小緣藏書”印。這是他的功德。一個總想做點事的人，無奈就這樣故去了，沒有辦法。嗜書如命，因書致死，這就是李小緣。
【作者為大學教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者。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民國學人。在《光明日報》《讀書》《隨筆》《當代作家評論》《新文學史料》《南方週末》《傳記文學》（中國臺灣）等海內外報刊發表論文、學術隨筆、散文7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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