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中國歷史上出了名的亂世，歐陽修的《伶官傳序》是《伶官傳》的序論，也是一篇針對亂世亡國的歷史事件的史評。序文通過對五代後唐莊宗李存動興亡盛衰的具體史實的分析，論證了盛衰之理繫於人事的道理，既總結了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和“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的歷史教訓，又針對北宋當時的弊政，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即希望北宋王朝從莊宗慘痛的教訓中引以為戒。文章觀點鮮明，感情濃摯，對比強烈，含意深長，於欲抑先揚的筆法中，委婉曲折地闡述了序論的主旨，為後世統治者避免重蹈“得之難而失之易”的覆轍提供了歷史的借鑑。
文章一開頭，就以強烈的感嘆起筆，開門見山地揭示出全文的中心論點：“盛衰之理，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這一反詰句撇開了當時流行的“天命”說，強調了“人事”在國家興亡問題上的主導地位。接著在後文的敘述和議論中，作者緊緊圍繞“人事”中的“盛”、“衰”問題，引出後唐的興亡史實來予以分析論證。為了突出國家敗亡的慘痛教訓，在敘述與議論中特意運用欲抑先揚的藝術手法，造成強烈的反差，使文章主題的表達更加鮮明深刻、警策動人。在對莊宗盛衰史實的敘寫中，作者先將調子拔高，再把調子壓低。揚高是手段，壓低是目的，前面的“揚”是虛張聲勢，後面的“抑”才是旨意所歸。
當寫到後唐莊宗李存勘牢記其父晉王李克用的遺囑時，是如何以受賜的“三矢”激發自己，勵精圖治，不敢鬆懈，艱苦奮戰，終於殺敵復仇，得勝而歸，完成父志，“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這是“揚“。這裡對“盛”的揚正是為後文對“衰”的抑的張本。可是仇離已滅、壯志已酬之後，莊宗則錯誤地認為天下太平了，於是沉溺酒色，寵任伶人，過起了安逸享樂的生活，結果釀成身死國滅的悲劇下場。對於莊宗失天下這段歷史的敘寫，作者的調子是很低沉的，他把失敗時的莊宗寫得十分狼狽：一人作亂，四方響應，莊宗倉皇向東逃跑時，還未見到敵人，士卒已作鳥獸散，君臣面面相覷，不知所之，甚至“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這是“抑“。
通過這先揚後抑、盛衰境遇對比的安排和得難失易、成敗在人的分析，於是水到渠成地得出了後唐興盛與哀亡的原因：“優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廣身“，“成敗之跡”.“皆自於人”，正因為如此，才造成了國運由盛向衰的轉化。在最後一段中，作者對盛衰之理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而且仍然用的是欲抑先揚之法。莊宗面對強敵，立足木穩由於奮發圖強，志在興國，因而能所向披靡，完成氣壯山河的偉業，“盛”時，可謂是“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是“揚”；然而“仇罐已滅，天下已定”之後，由於貪圖安樂，忘乎所以，結果慘遭覆廣，“衰”時，可謂是“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是“抑”，前文的極言其盛，是為了反襯後文的極言其衰。
文章在又一次的盛與衰、得與失的強烈對比後，順勢引出了飽含哲理的警句：“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這不僅指出了防微杜漸、不為所溺迷惑的重要性而且將個別性的、特指性的判斷擴展為普遍性的結論，即從一國一君的興亡教訓中，去領悟“盛衰之理”在於人為的普遍真理從而深化了文章的意旨，增強了文章的警示作用。文章從頭至尾緊扣“盛”、“衰”二字，對歷史事件進行了敘寫和評說。一“盛”-“衰“，一興一亡，一正一反，一揚一抑，如此低昂反覆，使行文顯得跌宕多姿，曲折變化.敘議交融，情理兼擅。對其“盛”揚得越高，對其“衰”就壓得越低，反差越懸殊，對比就越強烈，觀點就越鮮明，教訓就越深刻，其警世的力址也就越巨大，因而得到了歷代古文學家的極力推崇，成為歐陽修文中的傳世名篇，為後世輾轉傳誦。
由此可見，作者將歷史人物及其事件的無限詠歎之意，寄寓於抑揚頓挫的筆法之中，是耐人深思、品味的，無怪乎清代詩人沈德潛在《唐宋八大家文讀本》中讚道：“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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