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风队”与晚清“顽固派”

日本“神风队”与晚清“顽固派”

雷　颐

提起日本“神风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二战末期日本面对美军的强大优势，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驾零式战斗机对美国舰船、登陆部队及固定目标实施自杀式进攻的特别攻击队。

“神风”之名来自1274、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都因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损失巨大，东征告吹，日本成为欧亚大陆少数未被蒙古大军铁蹄践踏的国家。此后几百年，日本长期迷信是“神风”在护佑日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在明治维新“尊王攘夷”、推翻幕府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原以为会论功行赏，没想到明治政府成立后一心现代化，实行一系列政策，事实上取消了武士阶层。明治政府实行“四民平等”，打破原来固定、僵化的社会结构，传统身份制度的束缚实际上取消，武士的社会地位下降；经济上废除了武士原来家禄制度的“秩禄处分”，武士阶层又丧失了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了武士的佩刀权。这些积极参加倒幕的武士认为自己被明治政府欺骗，愤怒异常，一些地方开始造反活动，熊本城近两百名坚决反对任何“现代化”的武士组织起来，自命为“神风连”，成为反对明治政府的急先锋。

美国学者唐纳德·基恩在《明治天皇》这本书中对“神风连”的特点作了概述。它的成员反对一切“西方”“西式”的东西。当不得不从电线下面经过时，他们会以白扇遮头，不仅表示对外来的“电”的憎恶，还以此防止自己会受到外来事物的邪恶影响。不少人随身带盐，看到和尚、穿西服的日本人便撒出，以去晦气――连传到日本近千年的佛教都被认为是外来宗教而鄙视、拒绝，其极端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876年10月末，明治维新已进行八年，“神风连”忍无可忍，兴兵造反。虽然他们以自杀的方式进攻，英勇异常，但只十天功夫就完全失败，成员全部战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拒绝使用现代武器，只用传统的剑和矛与用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政府军作战。

为坚持传统而拒绝用外来的新式武器，与中国晚清的顽固派如出一辙。从1840年，经过鸦片战争的林则徐知道英国人武器的厉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结果被怒斥为“溃夷夏之防”，朝廷禁止用洋枪洋炮。直到1854年，面对太平军的严重威胁，曾国藩组建非政府的湘军，从广东购买600门洋炮装备湘军水师，清廷才允许用现代武器，这已是鸦片战争一十四年之后了。直到1862年，鸦片战争已二十二年之后，朝廷才允许曾、左、李用现代机器制造现代武器。对李鸿章在1868年提出的要建电话、电报线的要求，清廷一次次否定，其基本理由则如一位顽固派官员的奏折中所言：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这种观念和理论，与“神风连”从电线下经过时要用白扇遮头可谓“同心同理”。直到1880年，由于李鸿章先斩后奏，先架起一条电话线才报告朝廷，清廷才同意成立电报局。而日本在1869年就在东京－横滨之间开通电报业务，比中国早了十年。

日本的幸运在于，“神风连”这种“极端顽固派”，在维新前后的日本只居边缘之边，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早在1830年代，以萨摩藩为代表的一些藩都想方设法购买、走私西洋先进武器。到1840年代，一些藩国就开始用西洋机器造枪造炮、甚至炼铁织布了，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早了二十余年。幕府军，也用西方先进武器。明治维新前的“锁国派”虽然反对与外国通商、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并不反对、并不拒斥使用外来的现代武器。1868年维新派的倒幕军与幕府军交战时，双方都使用西方的现代武器。以西乡隆盛为总指挥的倒幕军能最后获胜，与他们的武器更为先进大有关系。倒幕军打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但正如明治政府成立后西乡隆盛所说“尊王攘夷只不过是推翻幕府的一个借口，攘夷有助于鼓舞士气。”

而中国的不幸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日本熊本城“神风连”观点类似的“顽固派”，在清廷的决策系统中占主导地位。所以才会发生鸦片战争后长达十四年之久不许军队用西洋现代武器的咄咄怪事。几十年中，洋务派只能在顽固派巨大阻力中寻缝觅隙，曲折前行，制度变革，当然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