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快乐！
写了一天，整理出这篇东西，希望对喜欢书法的朋友们能有所启发。
谷园
此前整理《曾国藩实学》，里面有一大项内容，是关于书法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喜欢书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法在曾国藩看来是安身立命的必备修养。他曾教育子侄：
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
--同治十年十月廿三日【家书致澄弟沅弟】
这与《颜氏家训》里讲的“尺疏千里，人之面目”，是一个意思，书法是人的脸面。书法写不好，是很丢人的。
书法是人的脸面，这在曾国藩看来，不止是美丑的问题，他还可以由这个“脸面”看出一个人内在身心的状态。他经常给人“相字”。比如，弟弟生病了，给他写信来，他就会把字迹相一通，来分析弟弟的病情到底如何。如：
寄来各信，字迹精光圆湛，亦殊非积弱者所能力。
--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日【家书致澄弟沅弟】
还有一则：
心肝两家之病，究以自养自医为主，非药物所能为力。今日偶过裱画店，见弟所写对联，光彩焕发，精力似甚完足。
--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家书致沅弟】
他在给病中胡林翼、李希庵的信中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的日记里，还写过这样一句：
傍夕接家信，内有沅弟寄纪泽之信，字迹秀润异常，当有后福。
--同治七年正月初八日【日记】
在他看来，书法不但反映人身心的状态，甚至与人的命运也是有联系的。
他是极善于识拔人才的，对于初次接见的手下文武官员，一般都会死盯着对方打量一番，简单聊几句，再让对方简要写一下履历，然后，他拿过来“相字”。
鄙人在皖，每日接见三员，但令书履历数行，观其字迹而已。
--同治六年四月十七日【复丁雨生方伯】
总之，在曾国藩看来，书法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呈现，是他一生念兹在兹，情之所系的一个重点。所以，在他的家书、日记里有很多书法方面的内容，既有他写字情况的记录，也有他对书法的反思、感悟。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内容都是有日期的，可以按日期排列出他从年轻到年老，思想感悟的变化，这也正是我编写《曾国藩实学》的乐趣所在。
年轻时的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书法是颇为自得的。尤其是二十八九岁，刚中了进士时，正是意气风发，他有两则日记：
写唐诩庭寿屏，福青缎写黄字，字学柳诚悬，参以王大令、董香光笔意，结构甚紧，笔下飒爽雅健，甚自许也。
--道光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日记】
二日写对联、屏幅甚多，字颇好。昨夜，阅益能家《皇甫碑》，识得欧字意思，知颜柳之硬，褚、欧之瘦，学书者不可不领略也。
--道光十九年五月廿四日【日记】
写这两则日记时，曾国藩还在湘乡老家，他刚中了进士，鱼跃龙门，可以想见，家乡求字者肯定相当多。据说，他这期间写了很对联，也是为了“化缘”，凑回北京的路费。
随后，做京官，曾国藩的“日课十二条”里，专门有一条是：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皆当作自己课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日记】
作字，这项日课，曾国藩是坚持终身的，后面他的日记里几乎都雷打不动的有一句“习字一纸”。而且，从这个日课，也可见，曾国藩平日是有不少的“笔墨应酬”的。特别是后来，他位高权重之后，这种“笔墨应酬”就更多了。比如，他四十九岁时的一篇日记里写的：
饭后写挂屏四幅，写扁五块，写对联数付。送官制军扁一，曰“五福堂”，联一；送庄卫生扁一，曰“真实不虚”，挂屏四页；送张仲远曰“经术世家”，挂屏四页；送恩秋舫、葛梧各联一。
--咸丰九年九月初二日【日记】
当时朝廷想调他，从江西去四川，经过湖北，与当地官员便有这样一场“笔墨应酬”。
这篇日记还反映了一个信息，就是当时笔墨应酬的形式一般为三种：对联、扁（即匾额）、挂屏。尤其对联最多。曾国藩平生好撰写对联，传世的书法也以对联最多。其他形式的，如手卷、扇面，则较少。
还有一种更少的“笔墨应酬”，是题诗。曾国藩三十二岁的一则日记里写道：
饭后，心不静，不能读《易》，因为何子贞题画梅卷子。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日记】
何子贞，就是何绍基。今天学书法的人们，评价有清一代的书法大家，何绍基应当是能排在前五位里面的。何绍基也是湖南人，其父为户部尚书，家学深厚，他比曾国藩年长十二岁，当时已经四十四岁，其书法已经卓然成家。而他竟然拿着一幅颇为珍贵的顾南雅的画卷，来请曾国藩题诗。这除了老乡情谊之外，得说曾国藩此时的书法水平已经比较高了，是被何绍基大致认可的。
曾国藩在当时的家书里也提到：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家书致诸弟】
总之，曾国藩的中青年时期，对于书法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也有良师益友，这个时期的书法是有一定水平的。不过，当他渐入晚年，五十一岁的日记中却有这样一段话：
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
--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五日【日记】
在其五十六岁的家书中也说：
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
--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家书谕儿纪泽】
可见，当他晚年回头审视自己中青年时期的书法，都是不满意的。再看他二十九岁日记中的感觉，明显是少年轻狂，是浅薄的。
而且，从这两段话，可见他晚年研习书法的两条经验：一是，“专从间架上用心”；二是，四十八岁之后抱定李北海的《岳麓寺碑》，致力最深。
那么，晚年的曾国藩对自己的书法是否满意呢？应当还是不满意。就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跟何绍基有过一次通信，他在信中讲：
承索拙书“皓首穷经尚有时”七字，侍本不能书，自遘目眚，益形荒陋。且借令两目无恙，亦未敢持布鼓过雷门，敬谢不敏而已。
--同治十年七月卅日【复何子贞太史】
这段话，既体现了两位老人家彼此间的谦虚之态，也可说是曾国藩的由衷之言。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六年的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载：
下午，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今日复番视梅伯言之文，反觉有过人处。往者之见，客气多耳。然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由这段话可见，曾国藩当年是把何绍基作为一个竞争参照的，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他在书法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学颜体。他对于唐楷各家，都有过不少临习，都有不少思考，唯独不提颜真卿。因为，何绍基是抱定颜真卿的，他要走不一样的路子。如果，后来不是那样的一番从政带兵劳碌奔忙的人生经历，他能“有暇读书”，他自信自己的成就“以视数子，或不多让。”言下之意是，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研习，所以比梅的文章、何的书法，都还是要差一点的。比他自己期许的理想，自然就差得更多。所以，晚年的曾国藩在日记中经常感叹：年老力衰，百无一成。
在我们看来，这种感叹近于矫情，他怎么会百无一成呢？！
为什么？因为，他的理想太大了。他是典型的儒教徒，他信奉《大学》的三纲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既然追求的是止于至善，便永远在路上，永远有遗憾。
回到曾国藩与何绍基书法的比较。虽然，后世可能多数人认为，何绍基书法的水平在曾国藩之上，但是，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也有很多人并不喜欢何绍基，比如启功就骂何绍基以“猪手法”执笔，写字“哆里哆嗦的全都是画圈”。
对于曾国藩的书法，也有名家奉为圭臬。比如写金文的第一大家吴大徵，他的行书就是专学曾国藩的。著名的书法评论家马宗霍则盛赞：
文正德业，三代后一人，传世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擅，未尝少懈，每欲合刚健婀娜以成体，然秉性宜重，笔迹随之，故终以刚健胜。至于骨之厚，血肉之润，则衡岳之崔嵬，洞庭之烂漫，盖钟灵于山水者深矣。--《霎岳楼笔谈》
虽然，曾国藩可能真的自认为书法比何绍基“差一点”，但大致是可以比肩的。
这样说，时下的所谓书法家们可能不会接受，因为他们对于“什么是书法”这个问题，多数并没有认识。
什么是书法？
书法首先是写字，写字自然要讲究点画和结构，要讲究用笔法和结字法，这是法。掌握这个法，做到内化于心，心手相应，是需要长时间训练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需要很多思考和感悟的。孟子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对道没有理解，就不可能掌握得住法。所以，一个人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他把道、法、器融汇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我人格必然要融汇进去，去左右这个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会影响自我人格的成长。最终，书法成为一种高度人格化的呈现。
曾国藩虽然没有明确这样讲过，但如本文开篇所讲，他的“相字”，足以说明他是这样认识书法的。这也是历代文人和书家的共识。早至西汉时的扬雄就说：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法言》
书法是一个人心灵的呈现。
清代刘熙载说得更细致：
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
简单讲，就是字如其人。
什么是好书法？
用笔、结字，皆有法，并能呈现出一种优秀人格的书法，就是好书法。
什么是大家书法？
曾国藩晚年曾这样讲：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家书谕儿纪泽】
简单讲，“大家书法”就是在“好书法”之上，又能极具个性，成一家之风貌。
对照曾国藩的书法，他一生习书孜孜不倦，特别是对法度森严的唐楷用功最深，他的用笔、结字的法度是极其严谨的。同时，他的拙诚性格，在他的书法上也显露无疑。他平生以“挺经”自勉，近人书法，若论刚健挺拔，无出其右者。故而，我以为，曾国藩无愧大家书法！
那么，具体的，曾国藩哪些学习书法的经验，适合我们来借鉴呢？
我个人格外注意了以下几条：
一是，摹帖。他在家书里数次教儿子要用油纸摹贴，摘取数则如下：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
油纸摹帖，较之临帖胜十倍矣。
余自八年起，每日用油纸摹帖，不甚间断，近日常常长进。
有一次，别人送他一幅李北海的拓片，他拿过来，赶紧先摹一遍。
新得李北海灵岩寺碑颂--石在长清，东平州所送，用油纸摹写一叶。--同治五年四月廿三日【日记】
二是，专一。这是他的教训，不算是他的经验。曾国藩反省自己中青年时期的学书，曾这样讲：
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咸丰八年八月廿日【家书谕儿纪泽】
他教孩子读书、写作，都强调抱定一家。可是，他自己偏偏不能抱定一家，他的学问是兼容并包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宋学、汉学，什么都要包揽。对于书法，他也总想着包揽。比如，他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念余老年始略攻书法，而无一定规矩、态度，仍归于一无所成。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而辅之以李北海，丰神师虞永兴，而辅之以黄山谷，用墨之松秀师徐季海所书之朱巨川告身，而辅之以赵子昂天冠山诸种，庶乎其为成体之书。--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日记】
还有一则日记：
偶思作字之法可为师资者，作二语云：时贤一石两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谓刘石庵；两水谓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谓羲、献，六宗谓欧、虞、褚、李、柳、黄也。--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日记】
学问可以兼容并包，他可以写一篇《圣哲画像记》，列举三十多位先哲，作为必读之书。但是，书法似乎很难这样搞，很难把这么多家综合在一起。
三是，李北海。如前所述，曾国藩晚年书法，临摹李北海最多，其成熟期的书法，也是得力于李北海最多。他说，“李北海之法，前矫而后固”，可谓独到。
此外，学书当持之以恒等语，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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