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正是這些不忿激勵著作家們不斷追求更高的文學成就，直至成為浩瀚文學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法國文人相輕史》
安娜·博凱爾 艾蒂安·克恩 著 一梧 譯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19世紀的法國亦不例外：雨果和聖勃夫圍繞一個女人“相愛相殺”；繆塞在雨果的威嚴下“由愛轉恨”；夏多布里昂無情阻撓年輕作家的成長……隨著文學史新著的不斷出版，這些名人軼事逐漸被中國讀者知曉。
在《法國文人相輕史》一書中，作者以貌似八卦、實則嚴肅的態度，為讀者梳理了法國文人在情場、友誼、流派觀點、利益衝突、政治立場等方面的逸聞，從中我們也得以看見當今世界文壇的影子。
在國際文壇，作家間存在恩怨的情況並不鮮見。在沒有社交網絡的年代，他們的一些矛盾、對立，或反映在回憶錄裡，或出現在媒體的報道中，或存於文學史研究者的筆端。
馬克·吐溫曾批評簡·奧斯丁說：“每次讀她的書，我都不得不中途停止。我讀《傲慢與偏見》的時候，恨不得把她從墳墓裡挖出來、抓起她的膝骨敲打她的頭顱。”但馬克·吐溫自己也沒逃過批評。福克納曾如此吐槽馬克·吐溫說：“一個平庸作家，在歐洲只算第四流。”除此之外，尼采吐槽但丁，威爾斯吐槽蕭伯納，福克納和海明威互相吐槽……這些都隨著一些文學史新著的不斷出版而被中國讀者知曉，《法國文人相輕史》就是這樣一部信息量充沛的另類文學史。
19世紀的法國文壇星光熠熠，誕生了一大批留在文學史上的大家。該書則從另一個側面，幫我們進一步認識19世紀法國文學。兩位法國作者歷數了他們國家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的軼事，如梅里美愛上司湯達的情人“藍夫人”，從而展開一段跌宕起伏的三角戀；巴爾扎克出於對聖勃夫《情慾》的仇恨而寫出了《幽谷百合》；龔古爾兄弟公開嘲諷福樓拜……而“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絕對不只發生在現當代。
在兩位作者看來，這些“宿怨”恐怕只是19世紀文人間愛恨情仇的冰山一角，縱觀歷史我們會發現，文人間獲得的榮譽往往伴生於他們之間的仇怨，比如荷馬寫出《奧德賽》，就是為了超越《伊里亞特》。
“我很榮幸成為一個被人嫉恨的人。”年邁的雨果在1866年1月31日寫下這樣一句話。正如雨果感謝那些與他為敵的人們那樣，名作家們在年輕氣盛時因相互蔑視和嫉恨所產生的惡言惡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品。左拉曾在《我的仇恨》中說：“如果說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話，那是因為我桀驁不馴，胸中有恨。”一個與自己勢均力敵的對手，正是創作的動力和靈感的來源之一，無論這些競爭如何激烈不堪，我們的確看到了其中的推動作用。更何況從長遠來看，這些同行間亦師亦友的關係也並沒有那麼糟——它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相愛相殺的關係。所謂的好勝心也好，嫉妒心也罷，這些都是文學創作的源泉。正是這些不忿激勵著作家們不斷追求更高的文學成就，直至成為浩瀚文學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愛情是文人之間怨恨的源泉之一
書中記載了作家們不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愛情。在19世紀，作家們的愛情（當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間的感情）並非個人私事。作家之間彼此熟知，在他們的小圈子裡，沒有什麼事能長期保密。比如，曾鬧得沸沸揚揚的雨果與文學評論家聖勃夫之間，因一個女人而矛盾不斷的故事。
雨果和聖勃夫因文學相識。聖勃夫因在《環球》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頌歌與雜詩》的評論文章而在1827年與雨果有了第一次接觸。他們之間很快就建立起友誼，而且關係越來越密切。有段時間，聖勃夫成了雨果家的常客，有時一天會去兩次。
雨果和阿黛爾1822年結婚。聖勃夫並非一開始就拜倒在阿黛爾的裙下，他當初甚至沒太注意她，因為他的欽佩和崇拜之情全都投向了雨果。雨果則非常受用這位無比忠誠的追隨者的崇敬之情。可惜這樣的和諧局面沒有持續太久。雨果全身心投入到浪漫主義文學的創作之中，1830年雨果的《哀那尼》引起強烈反響並獲得巨大成功，而聖勃夫的詩集《約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詩歌和思想》和《安慰集》並未得到預期的認可。他心懷苦楚，蜷縮進撰寫文學評論的工作當中，卻發現圍繞在雨果周圍的小圈子正在不斷擴大。這讓聖勃夫非常氣憤。他認為年輕一代如戈蒂埃和內瓦爾等正在侵佔他的地盤，在雨果周圍形成新的小圈子。他們熱烈的崇拜讓聖勃夫昔日的友誼黯然失色。聖勃夫開始嫉妒，覺得自己被雨果拋棄了。他像失寵的怨婦一樣寫信給雨果，“從近期發生的事情來看，您的生命正經受周圍人的折磨，您失去了快樂，仇恨卻有增無減，往日的友誼也離您而去，您身邊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愚蠢而瘋狂的人……我為此感到痛苦，卻只能懷念過去，還不得不向您揮手告別，躲藏到某個不為人所知的角落裡……”
正是在這一時期，聖勃夫漸漸對雨果美貌的夫人阿黛爾·雨果萌生了愛意。與此同時，雨果似乎更多地投身在文學創作之中，忽視了妻子正在經受喪母之痛。相比丈夫只專注於不斷上升的文學事業，阿黛爾覺得聖勃夫似乎比丈夫更能理解自己。
從1829年起，聖勃夫開始在後來以《約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詩歌和思想》為名出版的詩歌中以近乎直白的方式表達對美麗的阿黛爾的愛意。與此同時，他向雨果吐露了自己對阿黛爾日增的愛意。雨果聞之十分吃驚，但沒和聖勃夫撕破臉，因為這時候聖勃夫已經成為了一個頗有影響力的評論家，要是他評論說雨果的作品不好，還是會造成一定影響力的。兩人之間竟達成了一個荒唐的協議：聖勃夫來看阿黛爾的時候，雨果必須在場。
決裂始於1833年。1月初，雨果遇到了在他的戲劇中扮演小角色的女演員朱麗葉·德魯埃，並和她發展成了情人關係（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50年後她與世長辭）。在一本詩集中，雨果同時讚揚了情人的魅力和妻子的美德。雨果的這種行為徹底惹怒了聖勃夫。1834年，聖勃夫發表批評浪漫主義領袖雨果的評論文章。雨果則輕蔑地回應道：如今，我面前有如此多的仇恨和如此多卑劣的攻擊。我非常清楚，即使是久經考驗的友誼也難免會退縮，甚至會背叛。所以永別了，我的朋友。我默默埋葬您身上消失的部分和我身上被您傷害的部分。永別了！
隨後，聖勃夫在小說《情慾》中再次表達了對阿黛爾的愛慕之情，而雨果自始至終也沒有放棄自己妻子的意思。自此，兩人算是徹底撕破了臉。
在這個故事中，最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儘管聖勃夫依然像騎士一樣守護著阿黛爾，但卻開始懷疑起自己對她的感情——自從雨果冷落阿黛爾後，她在聖勃夫眼裡也就失去了一部分吸引力。因此，有後來的研究者認為，因為無法獲得雨果那樣的聲望，轉而愛上了他的妻子，或許聖勃夫在意的，從頭至尾只是雨果而已。
那麼，雨果能就此忘記這一切嗎？多年後的1874年，也就是聖勃夫死後五年，雨果還用寫詩發洩他難以介懷的憤恨。在詩中他寫道，“卑賤的小丑/在臺階上，我推著你的肩膀/告訴你：先生，別再踏進我家大門/我看到你眼中閃爍著背叛/在你的懦弱中，我體味到憤怒。罪人！”
在《法國文人相輕史》一書中，諸如此類的狗血八點檔愛情多角戀，還發生在詩人波德萊爾身上。他曾愛上戲劇演員瑪麗·多布蘭，從而和詩人泰奧多爾·德·邦維爾成為情敵。瑪麗·多布蘭原名瑪麗·布呂諾，18歲開始在蒙馬特劇院演出，波德萊爾在此後不久就遇見了她。但最初的追求沒有成功，她成為邦維爾的情人。1859年，瑪麗·多布蘭離開巴黎南下尼斯，因為患病的邦維爾正在那裡療養。在這段時間裡，波德萊爾再次向她求愛，但和第一次一樣沒有成功。於是，波德萊爾和邦維爾這兩位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由此引發的愛恨情仇也成為他們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邦維爾的詩《尼斯的大海》《紫晶》，波德萊爾的詩《秋之歌》《致瑪利亞》，都是寫給這位小姐的。
雨果的小圈子
也不都是忠實崇拜者
在雨果看來，巴黎聖母院的外形像一個大寫的“H”，和他的名字“Hugo”是一樣的，這能給他帶來創作靈感
前面聖勃夫提到的雨果的小圈子，在19世紀20年代聚集於冉冉升起的浪漫主義之星雨果周圍。然而，並非所有“雨果派”都立場堅定。
有人從一開始擠破頭要打入這個小圈子，到後來對雨果反戈一擊，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現代文學的支持者，比如亨利·德·拉圖什和雅南，還有普朗什。除他們之外，有一個背叛者非常出名，此人便是繆塞。天才詩人繆塞很早就在雨果的圈子佔有一席之地，但他很快發現和雨果交往並不是件輕鬆的事。在雨果的威嚴下，所有圈中人士都要遵守他訂立的規矩。去年，一場大火讓巴黎聖母院牽動了全世界的目光，這個被雨果賦予了人道主義思想光輝的建築，也曾一度成為繆塞的“噩夢”。作為雨果的跟隨者，每週陪雨果先生一起爬一次巴黎聖母院，並在聖母院北樓上欣賞落日，不知何時起成了規定動作。這件事怎麼看都是個苦差事，而雨果卻樂此不疲。因為在他眼中，聖母院建築的外形就像個大寫的“H”，與雨果的Hugo是一樣的，他聲稱這能給他帶來靈感。而繆塞被此事折騰得夠嗆，他覺得在司湯達和梅里美身邊或許更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於是便開始琢磨怎樣躲避雨果發起的活動。巴爾扎克對雨果的不滿，則表現為指責他利用記者中傷自己，他指摘雨果“作品偉大，但人格渺小”。1881年，為慶祝雨果80歲生日，浩浩蕩蕩的人群到雨果住所所在的埃羅街遊行，埃德蒙·德·龔古爾看到這番場景後高喊“馬屁精”，氣得差點當場背過氣去。
這個小圈子的仇恨一直延續到雨果的身後。左拉在雨果死後給雨果的孫子寫信說：“先生，也許有一天您會知道，即便當著您祖父的面，我也敢批評他……”然而，都德卻在《文學回憶錄》中對左拉的這封信感到憤慨。他說：“最後的結果當然是文學天才左拉徹底獲得勝利。”言下之意便是雨果終於完蛋了，左拉萬歲！與此同時，福樓拜則在譏諷左拉方面不餘遺力。他說：“我看過左拉的小冊子，如果他能說清楚什麼是自然主義，也許我也會變成自然主義者。可惜我至今也沒弄明白它是個什麼玩意兒。”
更成功、更走運、更富有都是拉仇恨的理由
作家們不和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老一輩作家很難容忍比自己年輕的作家，新一代作家對老一代不屑一顧，他們互相攻擊對方是“老獅子”和“狼崽子”。1879年4月，雨果在《曉月報》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漫畫：左拉正使勁想把雨果的塑像從底座上移開，但怎麼也移不動。漫畫的標題叫“左拉先生正在徒勞地幹什麼”，想必此時年邁的雨果心情一定很複雜。
46歲的拉馬丁認為自己的作品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文學境界。然而在得到偉大的夏多布里昂認可前，他的成績還顯得不夠分量。於是，在新作剛發表後不久，拉馬丁就去雷卡米耶夫人的沙龍里拜會夏多布里昂，後者正在忙著撰寫《墓畔回憶錄》。夏多布里昂坐在椅子上打盹，他抬眼瞧了瞧走進來的拉馬丁。拉馬丁高大、英俊、身材修長，表情莊重，舉止優雅。但是在拉馬丁到來後，夏布多里昂始終不發一言，只是輕輕地咬自己的圍巾，沙龍女主人不得不說出一些恭維拉馬丁的話來，而後者也完全陶醉在自己卓越的才華中。最後，雷卡米耶夫人禮貌地把拉馬丁送出了門。這位驕傲的詩人剛走，夏布多里昂便高聲喊道：“大傻瓜！”
正在享受榮譽或至少已經獲得成功的作家，通常瞧不起運氣欠佳的同行，同時又非常在乎別人是否對自己表現出應有的尊重；還沒獲得盛名的人，則總是懷疑文學泰斗沽名釣譽，暗地裡又非常嫉妒。然而，這些又都是文學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這方面，雨果同樣沒有表現得多麼大度。1832年，喬治·桑的第一部小說《印第安納》的成功使得他備受刺激，儘管他見都沒見過喬治·桑，當喬治·桑被評論家褒揚時，他毫不猶豫地罵出了髒話。
掙錢多少也能成為拉仇恨的理由。福樓拜雖在前半生過著悠閒的生活，卻信誓旦旦地告訴柯萊自己手頭沒什麼錢。但在其他作家們看來，福樓拜聲稱自己不太在乎是否成功，肯定是因為本身已經很富有。1857年《包法利夫人》事件掀起不小的波瀾，無形中給福樓拜提升了不少名氣。1862年，他發表第二部作品《薩朗波》時，儼然已經以文壇老手自居，並對外放風說出版商給他三萬法郎。實際上他只得到一萬法郎。沒過多久，他的謊言被圈子裡的人揭穿，龔古爾兄弟就公開對此進行了嘲諷。
巴爾扎克總是嫉妒比自己更走運的小說家，無論是弗雷德裡克·蘇利耶還是歐仁·蘇獲得巨大成功，巴爾扎克的內心都充滿痛苦。歐仁·蘇憑藉1842年發表的《巴黎的秘密》和1844年發表的《流浪的猶太人》獲得豐厚的經濟回報時，巴爾扎克曾給出評價：“我看這種市儈的作品應該叫《流浪的豬油》更合適。”巴爾扎克經常負債累累，這成為一段匪夷所思的文壇往事。為了擺脫困境，他時常制定出宏大的計劃，從辦印刷廠到種植菠蘿都試過，每次都以失敗告終，經濟狀況隨之每況愈下。波德萊爾因此曾多次嘲笑過巴爾扎克，儘管他的處境也不比巴爾扎克好多少（波德萊爾花銷無度）。1845年11月24日，波德萊爾在《海盜船》上撰文“天才如何還債”，以描述他在街角偶遇巴爾扎克落魄的場景。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人圈裡口誅筆伐咬來咬去的戲碼，多借助報刊這個主陣地粉墨登場。那時，法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在頭版開闢文學評論專欄或專區。巴爾扎克、內瓦爾、戈蒂埃、左拉……19世紀的大部分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擔當過評論員的角色，其主要職責是評論最新發表的文學作品。和現在一樣，當時的“炒作”文章總能增加作品的銷量，尤其在19世紀末，作品的銷售數量隨著報刊發行量的提升而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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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雨果在1831年
此文摘編整理自南京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的《聖勃夫文學批評文選》。1831年，聖勃夫在評論界的影響力正與日俱增；他尚未與雨果決裂，但已經有了嫌隙。文中提到的《東方雜詠》，是雨果的抒情詩集，標誌著雨果由古典轉向浪漫；《哀那尼》（又為《歐那尼》）是雨果創作的劇本，其上演確立了浪漫主義在法國文壇的地位。 ——編者
在升向神廟的階梯上，每一級都有他的祭壇，甚至有時還有兩個祭壇；在他的園地裡每一年都有不止一次的收穫。他的抒情詩的程途離結束還遠著哩，但已經有足夠的幅員使人一眼就看到那和諧的全套了；但是對戲劇的圍場來說，他還只算是站在門口；現在他帶著觀察力的全部成熟走了進去，用他的天才的全部威力向前推進著：讓未來去評判罷。
在雨果的周圍，在一種令人悠然神往的忘形的親密中又形成了一些極少數的新詩人；舊詩人中也有兩三個又接近起來了；他們天天晚上在一塊閒談著，自然而然地都抱著一個引人入勝的幻想，而實際上這幻想也只是一個主觀願望而已；他們指望著一個較好的時代，認為這種時代是很容易實現的，並且近在眼前了。在這種滿懷信心的漠視之中，現實就不被覺察地逃逝了，奇想飛到了別的地方；真正的中世紀被研究著、被感受著，在它的建築方面，在它的紀年方面，在它的如火如荼的活動方面；在這些人之中還有一個雕塑家大衛·得·安熱爾，一個畫家路易·布朗熱，而雨果在琢磨方面、在設色方面，正堪與二家競勝。在《東方雜詠》的這個美妙的季節裡，每天的黃昏時候都被消磨在天真爛漫的觀賞之中，大家或者跑到平原上去看日落，或者跑到聖母堂的鐘樓頂上去諦視夕陽返照在河水上的血色回光；然後，回到家來，互相讀著吟成的詩句。就是這樣，他們爭先恐後地把調色板豐富起來，把回憶累積起來。冬天，他們有幾次較規則的集會，這些集會也許有時會使人回想起以前《繆斯》時代的某些荒唐之處，就是本文的作者自己也該引以自責，因為他歌頌“詩社”時曾把它理想得太過火了。但是不論如何，這一年給維克多·雨果帶來了他的最和平、最豐富的第一番抒情花信：《東方雜詠》可以說是他的十五世紀的哥特式建築；它也和這種建築一樣，是裝飾著的、令人怡悅的、花枝招展的。沒有別的詩能更煊赫地代表著它出生的那個短暫的清明時代了，正因為它忘掉了時代，正因為它在內容上放懷得失，正因為它具有流水行雲的奇想，搜奇獵勝的風格和為純藝術建起的那個神奇的御座。不過，維克多·雨果並沒有候那吹醒一切美夢的革命到來，就走出了他一度在裡面念焉遊焉的那種輝煌的幻象。在這種幻象裡，別人會認作自己的黃金時代而力圖予以延長，而他呢，既熱烈而又不安，很快地又有了更廣泛的慾望了。因此，他又以《哀那尼》一劇跨進了戲劇界，又由戲劇界跨進了積極的生活。從此，他就面向著群眾，力量足以撼動它，在摔跤中可以舉起它來：而我們也和他自己一樣，對結局是懷有信心的。他這樣一轉之後，應該說句老實話嗎？我們都是婉約派和密契派的詩人，我們看到我們最受擁護的朋友逃脫了我們，跑到舞臺的喧噪與灰塵中去了，自不免私哀為之惋惜，這也是情理之常，不難想象的：我們的詩是憐才不搶，任何友誼都是畏忌變心的啊。但是，我們不久又想到：就是在最令人陶醉的劇場喝彩之中，維克多·雨果的靈魂裡始終還會有一種抒情詩蘊藏著的，也許這種抒情詩比以前更嚴肅些、更深刻些，由於受到抑制而更善於顫動些，由於盛年難再而更深沉地印上了青春的零散形象與感嘆情懷。（陳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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